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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新安小学的创办人和早期领导者

2018-7-26 17:21:54    作者:秦九凤    阅读:729    评论:0

  这是笔者几十年研究周恩来的最新发现。
  一、新安小学的创建
  关于新安小学的创建,笔者发现有明、暗两条线的驱动。
  1、明的一条线。
  新安小学的老校址在淮安河下莲花街一侧的灵王庙和新安会馆,为啥要在这里办学校呢?
  淮安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运输之便,到明朝中叶,一度繁华到鼎盛时期。那时淮安繁华到什么程度呢?有史料记载的是从淮安城西门到板闸沿运河一线是“十里朱旗两岸舟,夜半钟声到客船”。外地来淮的商船更是“牵挽往来,百货山列。”“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
  经济上繁华的地方必然要吸引外地那些会做买卖、会赚钱的生意人。尤以徽商、晋商居多。他们到淮安不仅做生意,还办学校、组织同乡会,建造会馆,以便互相联络、互相照应。到了清代,由于商业的繁华,淮安共有九大会馆:山西的定阳会馆,安徽的新安会馆,浙江的浙绍会馆,镇江的润州会馆和福建、江西、江宁、四民、镇江(与润州会馆不是一家)等九家会馆,商贸活动盛极一时。
  清朝后期,朝政腐败,国库空虚,大运河跌经淤塞,久用不疏,已经担当不了南北交通运输的重任,加之海运兴起和(天)津浦(口)铁路的开通,淮安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晋商也好,徽商也罢,纷纷离开淮安,另谋生计。于是,原来修建于淮安的会馆已经门庭冷落车马稀,继之或关或卖或拆。
  安徽人在卖新安会馆时与淮安地方人发生了争执。因为他们建会馆时还占用了一点灵王庙的庙产。在互相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就打起了诉讼官司。这场官司打得旷日持久,从清末一直打到民国,几十年也没分出个高低来。
  旧社会打官司哪有不花钱的?几十年下来,双方都早已打得筋疲力尽,而且都赔了本,持续打下去只为了争个面子,还得再赔钱。这时已到了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末,第一代的官司人都已先后离开人世。徽商的后代们见到他们的老乡陶行之先生在社会上很有声望,就希望陶先生帮忙,好早日打赢官司。陶行之得悉这场官司无论谁胜谁负都已没有实质意义,于是就提出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安徽和淮安都不要争了,把新安会馆旧的房产和灵王庙一起交给他办一所小学。
  徽商的后代们经陶先生一说,虽不是太情愿,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在淮安办学,受益的当然是淮安人,心里还多少有点不甘。最后只提出两个争面子的事:一是校名要沿袭新安会馆的名字取名叫新安小学,二是校长必须由安徽人担任。所以,初办时期的新安小学第一任校长是由陶行之先生自己兼任的,但是陶先生一生并未到过淮安。到1930年校长又由汪达之先生担任,他们都是安徽人。这样,新安小学就于1929年6月6日在淮安城北的莲花街原新安会馆旧址开学了。
  2、暗的一条线
  中国共产党早期闹革命时所面对的是白色恐怖。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地下,必须严格保密。所以这条暗线的史料就非常少,不过,在众多已知的史实条件下,笔者仍可以合理推断出周恩来与新安小学的关系。
  1928年夏天,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六大”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至所以不断犯左的、右的错误,是因为党的一把手未选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一把手应该找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来担任。于是,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斯大林挑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其实,向忠发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资历、声望和德行上都不够担当此一重任。后来向忠发叛变被杀,周恩来对向忠发的评价是“节操上还不如一个妓女”。基于此,“六大”开过后,大量党中央的工作就都落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又兼任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身上(回国后不久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同志不幸牺牲,周恩来又兼任了中央军事部长)。1997年笔者在京拜访全国工商联离休干部、“六大”以后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老人。他说,当时,周恩来不仅管组织、军事和中央日常工作,还有根据地工作、机要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等等都是他管,是那个阶段我们党事实上的一把手。
  周恩来在担任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时,有两件事最使他头疼:一是在特殊战斗岗位上的同志突然暴露身份需要紧急撤离时把他们撤到哪里去?再一个是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了,有的还是夫妇双双遇难。他们遗下的未成年子女怎么安排?当时连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流落在上海街头,以至毛岸青的头部都被反动巡捕打伤了。而当周恩来得悉他那偏僻的老家淮安有这么一桩房地产官司时(他未离开淮安时就听说了),便与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自己称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陶行之先生联系,请他到淮安去办一所学校。这样,一些在隐蔽战线上已经暴露或即将暴露身份的革命同志就可以撤到新安小学去,以教书为掩护,待避过“风头”之后再重新派他们出去工作。再一个就是烈士遗孤送到新安小学后,不仅生活有着落,还能受到较好的学校教育。像最早到新安小学的李友梅同志在南京晓庄师范因从事革命活动暴露后,周恩来就迅速将他撤离到淮安的新安小学。在新安小学教书一年左右后,周恩来又派他去安徽进行革命活动。可惜到安徽仅三个多月就壮烈牺牲了。至于革命烈士子女在新安小学上学的就更多了,因为当时考虑到这些烈士子女和学校的安全,不得不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能留下来的史料很少。笔者现在能知道的只有左林和项苏云两人。
  二、史实佐证
  如果说上述的这段历史还只是笔者根据史料推断的结果,那么下边这几个史实就是足以作为周恩来与新安小学有密切关系的支撑点了。
  1、新安小学党支部“受上海党领导”。
  有史料记载的是,新安小学从建校之日起中共就在该校建有秘密党支部。但校史清楚地记载着该校党支部“受上海党领导”。
  1929年中共还没有设立上海市委。上海的党组织隶属于中共江苏省委。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党支部既然不受江苏省委领导,那就只能是受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直接领导,受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领导。
  2、孙铭勋工作的变动足以说明问题。
  学校成立时到新安小学教书的老师有李友梅、蓝九盛、孙铭勋等人。李友梅、蓝九盛当时就已经是中共党员。孙铭勋是位进步革命青年,不久以后他也入了党。他在新安小学边教书边写书,还出宣传墙报。他写作的书名叫《古庙活菩萨》。就在这本书完稿即将付梓印刷时,周恩来把他调到上海去办大同幼稚园。
  孙铭勋的女儿、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原主任孙丹年同志退休前告诉笔者,她爸爸生前很明确地对她说,那次他从淮安的新安小学到上海工作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大同幼稚园是隶属于党中央的一个外围机构,包括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等都曾在这个幼稚园生活过。试想,周恩来作为那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几百里之外的新安小学一名普通老师,如果互相之间原来没有联系,他怎么会知道呢?几年后,周恩来更是让孙铭勋专门在上海、淮安、西安和延安之间秘密穿梭往返,上传下达,直到抗战胜利。
  3、学生来源告诉您真相。
  1985年是新安旅行团建团50周年。老团员们为了纪念这一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纷纷来到淮安。笔者时在中共淮安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曾前往县招待所(今楚州宾馆)拜访左林、张牧、张拓等许多老同志。
  左林同志说,他父亲是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1929年他六岁时,父亲被国民党特务抓去,牺牲在长沙浏阳门外。他成了孤儿,是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舟车辗转,千里迢迢送他到新安小学读书的。他也是新安小学最早的一批学生。看,新安小学如果不是我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单位,一个湖南革命烈士的孩子会送到新安小学来吗?左林原名左义华,他是1933年新安儿童旅行团和1935年新安旅行团的掌旗人,建国后曾任《新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4、项苏云如是说。
  1986年笔者曾陪同当时任全国少工委书记的项苏云同志往访她的母校新安小学。
  项苏云是原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的女儿。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不幸遇害,地下党就把才六岁的项苏云送来新安小学读书。
  项苏云含着泪水回忆说,她记得是由一位地下党的叔叔用肩膀扛着她从上海坐火车到镇江又改乘轮船。到淮安下轮船后,那位地下党的叔叔就一直把她扛到新安小学。
  到校后学校只有极个别的老师知道项苏云的名字和身份,其他老师都不知道,同学中更无从晓得。那怎么称呼她呢?项苏云当时穿的裤子两个膝盖处各绣有一个猫头,于是,老师、同学都叫她“猫姑娘”。猫姑娘成了她在新安小学时的名字。
  1941年周恩来已到重庆,但新安小学党支部仍在秘密接收烈士子女们入学,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开办新安小学初衷的延续。
  综上所述,周恩来无疑是参与新安小学的创办、并且是新安小学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所以新安小学最近把校园内原来的群塑陶行之和新旅孩子们在一起改为现在的周恩来和新旅孩子们在一起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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