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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

作者:政协文史办    阅读:2042    评论:0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楚州淮阴人(今淮安)。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其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神宗熙宁进士,历任临淮主簿、著作郎、史馆检讨。哲宗绍圣初,以直龙阁知润州。宋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张耒是宋代著名的诗人,也是“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为张右史。
    张耒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 张耒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佑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祜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佑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颖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颖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末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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