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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达之与新安小学

2016-4-5 13:53:40    作者:秦九凤    阅读:1657    评论:0

    在河下萧湖之滨,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墓冢,墓主人就是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先生。一位安徽籍的名人,选择了河下莲花街成为了自己的墓地。
    苦难的家庭,走出一名师范毕业生
    1903年,汪达之出生于安徽黟县,后移居安庆市大墨子巷徽州会馆。汪达之父亲是位蒙学老师,也兼行中医。全家都靠他谋生。母亲虽不识字,但通晓事理,顾大局识大体,是位十分贤惠的家庭妇女。在汪达之还处于母亲腹中之时,父亲就因贫病交加,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家中的这根“顶梁柱”倒下了,汪达之也来到了人世间。当时,他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哥哥和一个未成年的姐姐,加上一位年迈多病的祖母,一家三代人六张嘴,全靠年轻的寡母一个人养活。在那军阀混战,兵匪祸乱频繁的旧中国,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汪达之的母亲当年不仅能干力气活,而且心灵手巧,白天给人家浆洗衣服,夜晚便给人家缝衣服、织毛衣,以挣点力气钱、手工钱养家活口。遇上她身体不好或是找不到手工做的时候,一家人还会挨饿。这时,善良的外祖母会或多或少地给些资助。这样穷困的家庭状况,使汪达之自幼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也正是这一点,为他后来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而奠定了基础。
    从他1933年在淮安新安小学校长任上给母亲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小孩子,都是很穷的,有不少还是无依无靠的。他们多半都是食不全饭不饱的,我决不能就这样放下他们另谋职业,若我一走,这个学校就倒塌了!
   母亲,我每想到,不能常在您的面前,又不能多寄一点钱给您用,心里立刻不安起来。但是,立即要教我转过一个念头来:光是不安是不中用的,还是打起精神做我的事情要紧。我发愿:要将这些可怜的穷苦无靠的孩子们,扶植起来,让他们得到自己的幸福。还要叫他们能认清谁给了他们穷苦的罪恶给他们受!

 
    最后,他在信中说:


    母亲,请您不要悲伤,这年头儿,说不定多早晚是要天翻地覆一下的!


    从信中可看出,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已有初步展现。大哥虽未念多少书,但他接下了爸爸的私塾馆,妈妈带着二哥和姐姐一起劳动,重新撑起了一个像样的家。一家人通过省吃俭用,供汪达之上学读书,并把整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然而贫穷总是伴随着不幸。汪达之中学没毕业,姐姐和二哥就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先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一无情和沉重的打击也迫使汪达之不得不放弃上高中考大学的期望,以企求早一点谋一个社会职业,减轻越来越年长的母亲的负担和痛苦。这样,他就只好考入安徽省安庆市的一所师范学校。汪母为了照料爱子,让他好好念书,就把全家从黟县迁来安庆,在黟县同乡的帮助下,落脚于安庆大墨子巷一间十分简陋的平房里,直到1926年汪达之师范毕业。
    谁也打不赢的官司,打出一所新安小学
    汪达之师范毕业后,当上了一所农村小学的教师。1928年底,经过努力进入了南京晓庄师范学习深造,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一名为实践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国的教育革命和改革而努力奋斗的战士。
    1930年,汪达之受陶行知派遣,前往苏北淮安担任新安小学校长(之前校长由陶行知兼任,但陶从未到过淮安)。新安小学公开的创办人是陶行知先生,实际上却是神秘异常:为什么老师大多是革命分子?学生除了当地人之外为什么还有来自天南海北的?……
    明清时期,淮安得漕运之利,十分繁华。善于做生意的徽州人纷纷来淮安经商赚钱。旅淮的徽商们多了,就在淮安河下莲花街灵王庙一侧买、建了房子作为徽籍同乡们聚议事情的场所,这就是新安会馆。到清朝末年,海运兴起,加之铁路兴建,京杭大运河久用不疏,设在淮安几个朝代的漕运总督部院终被裁撤。淮安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徽商们也纷纷离开淮安另谋生路。
    徽商一走,会馆也失去了作用。徽商们便打算将房产变卖。可是引起淮安河下一部分乡绅的不满,他们认为,新安会馆除了徽商们买建的房屋外,还占了原灵王庙的一部分庙产。于是双方争执起来,虽有人从中调解却互不相让,终于打起了官司。因为双方都是公产,所以官司打打拖拖,一直没有结果,这一拖就是二十几年,从清朝拖到民国,直到蒋介石定都南京了还没打个水落石出。这时陶行知先生已经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去南京为新安会馆产权打官司的安徽人遇上了陶先生,自然要说起打官司的事,并期待得到他的帮助早日打赢官司。正在躬行“生活教育”理论的陶先生一下想到了办学,就明确地对他的老乡们说:徽州、淮安的官司双方都放弃对新安会馆房地产的争执,统统交由他办一所小学。这场官司打了这么久,双方也早已厌倦,加之诉讼中的开销,再打下去除了争个你高我低面子之外,从经济角度上讲早已得不偿失了。这样双方均同意签字画押,将新安会馆的房地产交给陶行知先生,让他利用会馆房产加上灵王庙等于1929年6月6日办起了一所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不收分文学费的新安小学。所以,直到今天,新安小学的师生都很少有人知道新安小学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人说是“新淮安”的意思,还有人说是“新安徽”的意思。其实新安小学是延续的“新安会馆”,因为徽州那里有一条河叫“新安江”,古徽州也叫过“新安”。
    当然,这样的处理结果对淮安人有利,学校办在淮安嘛,当然淮安人受益多了。安徽人唯一坚持的要求就是新安小学的校长必须由安徽人担任。所以,淮安新安小学的第一、第二任校长陶行之、汪达之都是安徽人。
    偏僻的淮安城北,一座神秘的小学校
    一是最早到新安小学的三位老师都是中共党员或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原来都在晓庄师范工作或学习。第一位到新安小学主持校务工作的李友梅和第二位到该校任教的蓝九盛都是中共党员。李友梅在新安小学时间不长即被党组织调走,不久就牺牲了。第三位到校的孙铭勋当时也是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新安小学正工作期间,周恩来将他调至上海,协助董健吾办大同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收容哺育了革命烈士子女,包括毛岸英、毛岸青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后代。孙铭勋入党后,周恩来曾派他多次在上海、淮安之间往返,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还曾让他到延安领取任务并继续在淮安—延安—上海之间奔走。这是孙铭勋同志的女儿、原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孙丹年2008年在淮安对笔者讲述的。
    二是据新安小学资料记载,新安小学从创办之日起,即建有我们党的秘密党支部,但据校史记载,这个组织直接“受上海党的领导,不受江苏省委领导”。经查党史,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党中央驻于上海,但并没有设上海市委,这里说的“上海党”就是指党中央。
    三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与周恩来相知相交很深,陶先生虽致力于教育事业,但他一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工作,甚至被当时人们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他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内也一直有我们党的组织在活动。
    四是淮安是周恩来的老家,地处偏僻的苏北。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能力较弱。比如1928年党的“六大”中央主席向忠发,周恩来后来说他“节操上还不如一个妓女”。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在领导地下斗争时,总会有一部分同志因故暴露身份遭到敌人的通缉追杀,周恩来就迅速把他们撤走并让他们到穷乡僻壤的苏北新安小学以教书为职业隐蔽起来,躲过了风头再另行分配工作。1927年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血腥政策牺牲的革命烈士很多。烈士们遗下的子女党组织也不能撒手不管,任由他们冻饿在社会上。这样,新安小学又派上了用场,即可让他们到新安小学来,既让他们生活有靠,还可以上学读书。新安小学最早的一些外地学生左义华(后改名左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的父亲就是周恩来派在湖南工作时牺牲的。后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牺牲后,他的女儿项苏云也按周恩来的秘密指示由地下党员送来新安小学。项苏云当时只有6岁,学校只有个别党员老师知道她的名字,其他师生对她名字也不知道。只是因为她穿的裤子膝盖处各绣有一只猫头,师生们就都叫她“猫姑娘”。1986年,已经当上全国少工委书记的“猫姑娘”在新安小学忆起往事时,还激动得热泪涟涟。她特别清楚地回忆说,当时因为她太小,夜里睡觉时会蹬被子,常常受凉。老师们就用麻袋给她做成一条睡袋,夜晚睡觉时,老师们把她装进“睡袋”,只把她头放在外边,然后将袋口松松地系好,她就不再受凉受冻了。
新安小学对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
    始终如一,萧湖碧水葬英魂
    汪达之在主政新安小学时,曾两次组织小学生们外出旅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5年10月10日他组织的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旅行了全国22个省市区,行程五万多里,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关怀和高度的赞扬,辗转旅行十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出发地淮安。
    1945年9月新四军打下“两淮”(淮阴、淮安),苏皖边区政府随之成立。汪达之被调往设在淮阴的苏皖边区政府,任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解放战争爆发后,他随军北撤并任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全国解放后,他奉命到南京主持恢复了由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并任校长。不久又被调去北京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调任广东民族学院(今海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汪达之同志毕生从事革命教育事业。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也遭到了诬陷与迫害,挨批被斗。肋骨都被打断两根,身心受到很大摧残。直    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于拨乱反正中得到平反昭雪。但他年事已高,身体不支。终于1980年3月17日逝世于北京,享年78岁。
1965年汪达之先生在广东民族学院任上时曾回过一趟淮安,到新安小学看望师生。在当年风景如画的萧湖原新安小学旧址处,他笑着指指学校旧址东侧一块绿草如茵的小岛说,“等我百年之后,请借这一宝岛安息。”
    据汪达之的长子汪如一先生说,他爸爸临终前唯一留下的要求是:“你们要把我的骨灰安葬到淮安的莲花街,因为那里的新安小学是我投身革命教育事业最早的地方,算是我人生的‘起始点’。”
    1981年的6月6日是创办新安小学52周年校庆。汪达之同志的骨灰由他的两个儿子汪如一、汪心一以及新旅老团员张牧、左林等护送到淮安城北碧如明镜的萧湖。安葬仪式由淮安县委常委、县政协主席朱珠同志主持,县文教局长王伯文,新安小学红领巾学生代表王艳,广东民族学院代表蒋厚志,南京晓庄师范代表汤翠英,莲花街的墓地群众代表宋金田,新安小学老校友、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张牧,汪达之同志长子汪如一等先后在安葬仪式上讲了话。他们高度赞扬了汪达之先生为革命教育的献身精神,一致表示要继承汪达之先生的遗志,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和工作。
    汪达之先生的墓地被长满苇蒲、荷菱的萧湖环抱着,清碧的湖水映照着白色的墓冢,让人一看就明白了所象征的“清白”含义。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人民教育家 汪达之同志之墓”12个大字,下款署落着“新安小学全体师生立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新旅老团员张牧、左林为他们的老校长撰写了碑文。碑文高度概括和评价了汪达之同志为革命教育事业战斗和奉献的一生。当时的中共淮阴地委副书记张景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西彩,地区教育局、文化局有关负责人和“新旅”老团员部分代表,淮安县有关方面人士以及莲花街部分群众共500多人参加了汪达之同志葬礼。
    弹指一挥间,汪达之同志已经长眠莲花街35个春秋寒暑。汪达之同志安葬后,由地方政府造了一座小桥,将这一小岛与陆地相连,成为一座小小的半岛。笔者每次经过他的墓地都要驻足凝视、沉思片刻。而每次总见到在他的墓地上散落着人们敬献的各色花朵,那是人民表达的对他的敬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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