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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任淮安府知府刘名誉

2016-4-22 10:45:11    作者:政协文史办    阅读:2233    评论:0

    历史的车轮推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已经走过二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到了回光返照寿终正寝的时刻。若把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分别按两个朝代计算,这时的清代实际上已是秦统一中国之后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了。如果从朱元璋在打天下时就任命范中为淮安府知府算起(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淮安府作为国家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也已经有五百四十余年的历史了。宣统元年(1909),清王朝下旨江宁知府刘名誉改任淮安府知府,刘名誉则成了淮安从建府到裁撤,200多位知府中的最后一任地方大员。
    刘名誉(1860~1923后?)字嘉澍,号钝翁、晚年又号叠彩山樵,广西桂林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祖父是乡村塾师,父亲刘玖石虽然没有功名,却是名满桂林的饱学之士,亦在家开馆授徒,从学者众,且不乏科举得意者。刘名誉聪慧好学,少年时即崭露头角,是名闻乡里的才俊,深得祖、父与家乡前辈的赏识。年17入泮成秀才,光绪五年(1879),名誉踌躇满志地应广西己卯科乡试。翌年赴京会试得二甲第76名,钦点翰林,改庶吉士,时年不足弱冠。明清时翰林院设庶常馆,新科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入馆学习。三年期满考试,成绩优秀留馆授以编修、检讨之职,其余分发各部为给事中、御史、主事,或出为州县官,谓之“散馆”。据《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三、卷一百六十)记载,光绪六年(1875)五月,引见新科进士,光绪九年(1878)四月,引见庚辰科散馆人员,刘名誉两次受到光绪皇帝接见,以成绩优异留馆授编修,并充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此乃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之时。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刘名誉曾先后两次被钦命为贵州、河南学政,主持地方乡试,为皇家选拔人才。光绪十五年(1889)岁在己亥正月人日(正月初七)诰授中宪大夫,赐进士出身,以“前翰林院编修、候补道”(三品)的身份外放,任广东琼州(今海南岛)、江苏江宁(今南京)和淮安府知府,直到清王朝覆灭。
    在介绍刘名誉的同时,不可回避要说到他的同乡发小、亲戚,后成为晚清封疆大吏的岑春煊。桂林岑氏是一个官宦世家、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岑春煊之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有江、赖、唐、周氏四位夫人,七个儿子、六个女儿。这些子女中,大都是从桂林水东门街岑氏“宫保第”府大宅门出道的。而与刘名誉同庚的岑三公子春煊,从少年时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光绪五年(1879),刘名誉中举,同是19岁的岑春煊却去京城,用钱捐了一个工部主事行走。但他旧习未敛,常与一帮狐朋狗友酗酒滋事。岑毓英闻之,大怒,勒令此不宵之子回家乡读书。回到桂林的岑春煊依然故我,吃喝玩乐,无心“经、史、时务、八股文和试帖诗”。光绪十一年(1885)又届乙酉科乡试,岑春煊父命难违,于是请了一名“枪手”,做了手脚,终于混了一个举人。
    关于此事有两种说法:一是桂林廖仲翼在《岑春煊事略》中所述,岑春煊乡试作弊是临试时由桂林老孝廉胡世鼎、胡世铭兄弟代写试卷,并行贿考场人员“买卷入场”行其事的。另一种说法来自刘氏之后刘荣华的回忆。1917年出生的刘先生忆述道,岑从小在桂林,读书不努力,眼看着没有出息了。但他是在书香世家刘名誉父亲刘玖石门下读私塾的,玖石公曾将自己的大女(我的姑母)许配给他。与岑有了姻亲关系,刘家也就为他的功名仕途着急了。临试时,是由与他同年,但早已是进士出身的刘名誉代笔的。
    岑春煊有了“举人”这块金字招牌,又有过硬的后台,从此这个“官二代”仕途亨通飞黄腾达。他读书不行,可在京城混久了,却深知为官之道。当他再次进京后,发现朝廷“帝后之争”明显,两派相互倾轧。他先投靠“帝党”,从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干起,后又名列强学会,参与戊戌变法,被光绪破格提拔为广东布政使,调任甘肃布政使。变法失败,他改换了门庭。光绪二十六年(1990)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裹挟光绪西逃,岑春煊率军迎驾、护驾。因为“勤王”有功,当年即当上了陕西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四川总督、二十九年(1903)改两广总督,成为权倾朝野的“地方诸侯”。而此时的刘名誉在知府的位置上毫无进展。岑春煊在短短数年间的一路标扬,使刘名誉的心里严重失衡,这大概成为他在淮安府知府任上毫无作为,离任时又大捞一把的重要原因。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流产,1900年庚子之变,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彻底暴露无遗,在外国列强面前卑躬屈膝,在国内百姓面前也丢尽了脸面,更引起“清流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但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集团“帝、后”两派的明争暗斗。清王朝为了使大清江山不失,政权得以延续,于是,上演了“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慈禧宣布改制,实行预备君主立宪,成立内阁。此前一年,光绪下诏废除科举,打碎了知识分子通过发愤读书走上仕途的梦想。满清皇族权贵集团、掌握“新军”地方汉族实力派、科举出身长期担任“京官”“言官”的“清流派”与广大知识分子形成了联合,其势力在日益做大,这些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使得修铁路、兴学校、办实业……种种“新政”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可调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将清王朝送上了不归路。进入20世纪第一个10年,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又在南方不断地组织起义,在京城、省城组织刺杀活动。这些起义、刺杀行动虽然多以失败告终,但也使统治集团首尾难顾、穷于应付,促使清王朝最终走向灭亡。
    刘名誉在清政权中显然属于“清流派”的一名官员。在来淮安之前,他已经做了10年京官,20年的地方官员。光绪、宣统年间的淮安,早已今非昔比了,津浦铁路的开通,漕运的改道,使淮安失去了“七省之咽喉,京师之的门户”的地位。根据上海《申报》报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霪雨为灾,米价飞涨,5月15日,山阳发生“徐瞎子抢米事件”,群众捣毁米铺四家。淮安府所辖各县也颇不安靖,饥民暴乱,抢劫粮船,使两江总督张人骏大为震惊。刘名誉到任后,面对不断的群发事件,虽然江北提督段祺瑞的驻军近在清江浦,但他无权调动。山阳县城内除“绿营”(城守营),也无一兵一卒可用,只好听之任之。
    宣统三年(1909),淮安、山阳更不安宁。据亲历者原淮安县政协委员汪纯清(澄伯)老先生回忆,由于饥荒,土匪活动猖獗,流氓、地痞抢劫掳掠,“无日无之”。“不务正业者,穷迫无告者,多分头结合,狡焉思动,以至四乡秩序大乱。”更有甚者,“东西两乡竟有‘真主出世’之谣”。实际情况是:城东小徐庄开明地主知识分子徐寿春带领农民群众准备“揭竿而起”;运河西大王庄严家集一带王某组织小刀会活动,“伺机举事”。百姓闻之惶惶不可终日,刘名誉更是如坐针毡,深怕事态闹大,不好收拾,勒令山阳知县姚荣泽、参将杨建廷严守四门,典史周域邠缉捕滋事“首恶”。
    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义旗高举,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天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消息传开,引起“多米诺”反应,数天内,湖南、陕西、山西、云南先后宣布起义,革命烈火很快在全国大地形成燎原之势。
    九月初一,徐寿春经过数月准备,率领数十追随者,竖起“徐”字大旗,也宣布“起义”。五鼓造饭拔营,进攻县城。城守营日前早已得到侦探告密,参将杨建廷率领绿营马步队在黄土桥接战,由于众寡悬殊,缺乏经验,徐被生擒,当场枭首,悬于东门城楼。河西小刀会首王某闻徐寿春攻城失败被杀,觇伺形势,收拾坛社,藏械潜伏,销声匿迹。
    早有革命之志,时在南京两江高等师范读书的周实,听到武昌传来消息欣喜若狂,并赋《消息》诗,有“英雄已分沙场死,莫遣蛾眉系我思(诗后自注:时吾友叔清女士方居汉口)”句;阮式在家乡与三五知己浮白击节,效石勒语曰:“赖有此耳!”
    九月十三、十四、十五日(11月3、4、5日),上海、浙江、江苏光复。“淮安知府刘名誉闻苏州光复,公举程德全为江苏都督,便潜开府库携银偕眷而逃。”第二天晨,山阳知县姚荣泽上衙禀事,始知其上司已弃印出亡。刘名誉的潜逃在淮安府、山阳县的官场和士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与此同时,周实应同盟会南方支部之招赴沪晤柳亚子、朱少屏,领受任务后,即经镇江于九月十六日(11月6日)回到淮安,与阮式等人会合。召集旅宁旅沪回淮学生及本城中学生八九十人,组织学生队,后改为巡逻部,控制了全城。并于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在旧漕署召开大会,宣布淮安(山阳)光复。淮安的光复,有力地支援了当时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使江苏的革命形势大为改观。遗憾的是,周、阮毕竟太年青,淮安光复后仅三天,清山阳知县后为“民政长”的姚荣泽勾结地方劣绅将二人几乎同时杀害于城内魁星阁下,制造了一宗震惊全国的惨案。周、阮遇害的第二天,镇(江)军臧在新部到淮,责问姚荣泽。姚贼害怕,知不能逗留,于是,效法其顶头上司刘名誉“开库取银,分给其党羽典史周域邠、参将杨建廷,促令速逃,而姚本人则携带巨款,往投南通张察门下希彼庇护”。
    刘名誉“开府库携银偕眷”逃离淮安后,几经辗转回到故乡桂林。据《桂林志·人物》载:刘名誉“……承其家学,宗法程朱,工词章、训诂、志乘、身心性命之学,对桂林地方沿革、宦寓、名胜、特产、人物等多所考证。曾参与总纂光绪《临桂县志》。晚年回桂,任桂山中学校长,致力于辑古人之诗为启蒙读物,对桂林教育事业多有贡献。”刘名誉著述甚多,有《钝翁吟草》3卷(宣统元年刻本)、《竹雨斋诗抄》1卷(同上)、《纪游闲草》、《辛壬集·桂隐集》2卷(民国石印本)、《桂隐再续集》1卷(手写本),另有《玩珠小记》、《越事备考》、《慕庵治心诗钞韵语》、《论语注解辨订》(成于光绪三十二年,印行于1918年)等。刘名誉诗歌清新典雅,毫无雕琢痕迹,如《过阳朔舟中作》:


桂林山水世争夸,阳朔奇峰另一家。
我坐扁舟随意看,果然千朵碧莲花。


    纵观刘名誉一生,应该说是封建社会一位学者型的官吏。他在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之际的作为,实在是人生中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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