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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的人脉关系

2016/7/21 8:59:57    作者:许文金    阅读:2884    评论:0

  寒波先生在他的小说《老残遗恨·后记》中称:"刘鹗在小说写作上一举成名,事业亦煊赫于一时。他以布衣之身,却能外连洋人,内通王侯将相,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洋人往往只知刘鹗,而不知有地方巡抚;毎到一地,外国领事待如上宾,朝廷亲王、军机大臣、提督军门中也有人为刘鹗奔走效劳。"虽然在其作品中对此并未凸现,但此说却绝非夸饰之辞。却足以说明刘鹗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当然,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刘鹗当年的社会知名度还是相当高的。
    上通王候将相
    这得从刘鹗的父亲刘成忠说起。刘成忠于咸丰二年以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及第。朝考之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经史诗词和诏敕的撰拟;三年散馆再考,成绩优异,继续留在金堂玉马的翰林院,做了清贵高雅人皆羨之的翰林编修。咸丰八年迁任都察院从五品的福建道监察御史。
  王文韶,与刘成忠是同科进士,三甲第三十三名。起初,只做了个户部主事,政绩平平。可是,后来却时来运转,扶摇直上官至湖南巡抚,直到军机大臣。1901年李鸿章病逝后,一度由王文韶权代。此君深谙为官之道,他一直奉行“不表态、不站队、不轻言”的“三不主义” ,是著名的官场上的不倒翁。刘、王二人彼此在京城时便互有往来,交住过从。后来刘鹗开矿筑路的倡议,总是一站式地直达王文韶的手中,并获得首肯。陕西候补道、刘鹗的盟兄弟宋伯鲁被人控告“诬讪宫帏”受弹劾,刘鹗居然仰王文韶之力为宋开脱,可见彼此交谊甚厚。
  李鸿藻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直歩步高升,入值军机,做了大臣。其父刘成忠也与之相交甚厚。而作为清廷的铁腕人物中堂李鸿章,与刘成忠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刘鹗十九、二十岁光景,乃父曾携其赴京专程拜见李鸿章,试图借径提携刘鹗。父亲刘成忠官场的至交,为刘鹗积累了相当的人脉资源。徐郙(次舟)、杨士骧(官至直隶总督)均为李鸿章身边的红人,刘鹗借此机遇结交了他们;高子衡、高子谷、钟笙叔也系追隨于李鸿章左右的活动人物,刘鹗也与之结成厚谊。仅从两件事上可以印证刘鹗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一,在李鸿章执柄期间, 刘鹗曾多次出其门下,甚至是府上常客;二,李鸿章死后,刘鹗曾专程前往李府吊唁,由此可见彼此关系非同一般。张曜、吴大澂均刘成忠故旧。刘鹗投效河工时,颇受青睐;端方亦属乃父故人,刘鹗蒙难之前,一度受其阴庇。
  刘鹗在官场、在朝廷上下的交往远远超过乃父,且游刃有余。通过嘉定相国徐郙(以大学士身份就职不管部)结交了肃亲王善耆,此君对刘鹗也颇为投契,并坦诚以待,有礼尚往来。善耆曾一度屈尊到刘鹗家中走动、造访,甚至把京城督修街道工程、管理巡捕的重任委托交办;刘鹗曾将自己的门生留英学生丁问槎(士源)介绍给善耆做秘书;又通过善耆的介绍,刘鹗得以与庆亲王奕劻相交,双方亦有庆吊之往来;孟松乔开发山西煤矿,就是通过刘鹗,再通过迁仼总署之职的贾子咏的关系,方取得弈劻的批准;外商詹美生之辈在华成立所谓的福公司,也是经由刘鹗与庆亲王奕劻说合。刘鹗头脑活络,不时备有厚贻,加以有相当的活动能力,所以能登堂入室于王公贵族之门。溥侗,人称侗厚齐或侗将军,系满清贵胄,此君懂音乐,善度昆曲,也与刘鹗友善,相交甚深。被弹劾之官徐花农以及王伯恭、龚仙洲(刘之挚友颜实甫之女被刘收为义女,适龚之弟)、赵子衡(懂音乐,任职刑部)、溥侗等人,刘鹗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吟诗作对,一向风流倜傥,儒雅俊逸。
  刘鹗妻舅高子谷曾任职于总理各囯事务衙门,与刘也极为投契。由于他经常以私人关系自由出入于李鸿章、王文韶府中,交游于英、意、日等外国使馆,所以在庚子之乱后,刘鹗曾一度参与了清廷议和及调处赔款等内幕活动。有史料证明,如赔款、教民抚恤、勿扰平民等重大问题,他都从旁斡旋,“均曾从旁努力” (刘蕙荪语),充当了清廷和列强的中间人!难怪在洋人眼内,为无冕之王,视他为红人。以至“清季新政,筑路开矿,几乎都曾参与,甚至就由他发起”(刘蕙荪语)。他甚至俨然一个清廷官员,不时向朝廷申发“整丝茶、颁商律、设啇官”等条陈,建言献策等等。不管这些动议后来官方采纳与否,却都强烈地宣示了他治国养民的理念和主张!
  除此以外,他还广交中下层官员。首先,与曾任招商局镇江分局总办王星北结成儿女亲家(王女适刘子大章);与当时山东能员杨子嘉先生结过姻亲(刘长子大章曾入赘杨女,后杨女死,而两家友谊仍存),刘鹗蒙难时,杨翁正在江南做官,几番破家为刘奔波平反,虽功败垂成,却见高谊;曾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毛实君(庆蕃),既是太谷学友,也是儿女亲家。
姚松云,是刘在山东河工时的同寅好友。《老残游记》中的姚云松即为此君化身,历在山东做官。杨士骧,由山东巡抚迁仼直隶总督,曾与之合伙经营海运;与赵光(字文恪,云南昆明人,嘉庆进士,同治间官至刑部尚书,卒谥文恪)之子赵子衡相友善,此君官至刑部部曹;刘鹗曾为赵光《涉江采芙蓉图》作过题跋,诗有:“轻舟独载谢道韫,佳句闲吟左太冲”。刘鹗一度寄寓在赵家之北京宣武门外椿树下三条故宅。与赵子衡交游。身为刑部部曹的赵子衡,也几欲上书,并将其奏稿出示与刘,借此征求刘鹗的意见,刘鹗乘间提出了他治国为政的主张:“治国莫重于养民,为政莫重于立本”。吴季清,山东河工时同寅,亦与之莫逆。双方互有唱和,刘诗有《寄吴季清大令 》之作,从内容上看,二人情谊匪浅。
    下交人间才俊
    用“席上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概括刘鹗所交游的人间才俊,可谓恰当不过。
   刘鹗与罗振玉、罗振常(罗振玉之弟)、董缪、王国维等社会名流都有亲戚关系。其中,与罗振玉的订交可谓传奇:刘鹗38岁那年,即光绪20年,公元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两人预见相合。罗氏早年落拓,浪跡江湖,刘家曾延为塾师,刘鹗曾通过多方关系, 终得端方(两江总督) 之力将罗荐入清廷学务部任职。
  刘鹗一生不甘寂寞,为了发抒自己的政见,一度几乎达到了操控舆论的地步。方药雨所办的天津《日日新闻》即原来的天津《日日新闻报》,以及罗振玉所办的《教育世界》,刘鹗与之均有投资或股份关系。天津《日日新闻报》一度发行量极大,在北中国京津地区影响很深。刘鹗藉此为契机,不时作过主笔,甚至多次为之撰写社论,以抒发自己治国理念和主张。现有确据留存的,发现有《风潮论》、《节流》等篇。他把“以实业救国”作为救国救民的药方。在文章中,他首倡“招商引资”一说,并提出相应观点:如国力衰微,利用外资筑路开矿,与其货弃于地,不如吸引外资,让外商开采,并以条约作规范,限制在一定年限之内归还中国。并提出以实业养实业,外人利在一时,而国家利在万世……云云。
  光绪二十六年(1896年),刘鹗因东抚福润的举荐,赴总理衙门候用,结果铩羽而归,虽以知府任用,却不是实缺,也没给他具体分工。他不禁感慨系之,为此写了著名的诗作《春郊即目》四首,回到上海,一时传为佳话。
  在文学界,他亦有交游。例如《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刘的《老残游记》最先就是在李伯元主办的《绣像小说》半月刊上连载的。其实创作《老残游记》也是为了帮助好友连梦青解难,从而成就了一段文学佳传。
  他与书法界名人亦有交往。王星北的堂弟王伯恭即是其一。后来王甚至同刘鹗参与“东文学社”的创办。他与当时著名书法家李瑞清相交甚厚,有相见恨晩之慨。刘鹗在《壬寅日记》十一月初二日中称:“有李君悔庵来访。一名瑞清,书法佳。鉴别甚精、谈数时之久,深叹慨见晚,为题颜书三表一则以去”。李君一生惨淡,民国后住上海,以卖字为生,人称清道人。
  他与音乐界名人更有相应交游。除了上文提及的赵子衡、溥侗等人外,尚有上海的劳半颉,大兴人张瑞珊。劳、张二氏均系闻名海内外的琴师国手。刘鹗曾于46、49岁时分别向他们学习过琴艺,很快就悟得其中指法,并弹得一手好琴。张瑞珊对一些失传的古琴曲加以订正、创新,例如《良宵引》、《梧桐叶舞西风》、《平沙落雁》、《普庵咒》等等。有《十一弦馆琴谱》传世。刘鹗曾为之作序。
  刘鹗遍结人间才俊,足见他的志趣广泛。连江湖上都有他的至交。最典型的要数义侠大刀王五和民族英雄霍元甲。庚子之乱前,因刘鹗在外啇福公司担任华人经理,清政府中顽固派刚毅曾参奏他通洋,要求清廷“明正典刑”,刚毅后因犯事被“奉旨斩立决”,刘鹗一案赖有庆亲王奕劻的庇护,方幸免于难。大刀王五甚至曾经把一柄明晃晃的大刀插在刘鹗的面前,责问他是否汉奸?后来也赖有王五的周旋,否则,此劫难逃。大刀王五在庚子之乱中与洋人厮杀,不幸壮烈牺牲,王五的首级被洋人枭首示众。赖有刘鹗的谋画,使霍元甲师徒能够得手盗得王五的首级,得以全尸而葬。
  大刀王五又与戊戍维新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与谭嗣同结为至交。谭嗣同入狱后,大刀王五多方活动,打通关节,设制了营救出狱的方案,却遭到谭的坚拒。谭决心以死明志,王五无可奈何。由此可以想象,刘鹗很有可能与维新人士风云际会过。而在早些年,连梁启超也与之相契。有两个事例可以佐证:一、梁启超的译著《十五小豪杰传》,刘鹗曾精心阅读并为之作过题跋;二、刘鹗的著名诗作《京郊即目》,梁启超曾作了一首著名的和诗。由此可以看出刘鹗与维新派的骨干分子还是呼吸相通的。
  其他如东三省总署赵尔巽、湖南巡抚孟松乔等,都与刘鹗有一定的情谊。山西巡抚丁宝铨仗义执言,同庆亲王奕劻说情、为刘开脱,甚至以身家性命担保,肯定刘鹗不是刚毅所指控的汉奸。
    外联洋商大亨
    刘鹗简直就像个混世魔王。篇首引言中有“洋人只知有刘鹗,而不知有地方巡抚,毎到一地,外国领事待如上宾”,其实是有可能的。外商哲美生在中国河南得以兴办“福公司”,可以说,全赖刘鹗一人之力。刘鹗是打通了庆亲王的关节并获得首肯才得以使福公司上马。
  在与洋人打交道的圈子里,要数与日本人的交情为深,面也最广。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待之如上宾。内田夫人,甚至不止一次地频频造访刘宅。郑永昌,曾任驻华使馆参赞、驻天津总领事,1902年曾充当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顾问,他和刘鹗合伙营办朝廷明令禁止的"海北精盐公司" ;日人内藤虎次郎博士,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和史学家。刘鹗与之订交,经常切磋学问。
  1906年,刘鹗50岁,他两次东渡日本,并留下42首《东游草》诗稿。甚至于秋末冬初从日本娶回一个小老婆带回中国。刘鹗为何东渡?至今仍留给学术界一个谜。有人一度以“避祸说”、“贩卖古董说”论之,而根据《东游草》的内容细细读来,再根据有关史料考查,以上两说均难以成立。而《东游草》,实属游山玩水、消愁解闷之作。
  从刘鹗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与这些洋商大亨的往来仅限于三个方面:一、最多的是私人来往;二、一般的是公务上的往来:三、较少的为语焉不详。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些洋商大亨一直把刘鹗当作他们与官府交往的中间人。坦言之,有了刘鹗的参与,这些洋人就可以方便地和官府道员说得上话。
  事实上,有刘鹗结交的外商大亨,不少地方也为国家民族舒纡解难,减少了不少损失。大事诸如:议和条文及赔款问题,沙彪纳在斡旋中起了作用,从而减少了一定的数量及无理苛求;对分区驻军、勿扰百姓的诉求,是内田帮了大忙;而关于教民教产的抚恤问题,哲美生出面予以了缓解。其它小事,难以枚举。
刘鹗上通王候将相,灸手可热,只手可以通天,不啻可以呼风唤雨;下达人间才俊,左右逢源,游刃四方八面,堪称八面玲珑;外联洋商大亨,往来过从,待如座上之宾,视同眼中红人。可以说,刘鹗就是一个混世魔王;或者就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但他为什么最终会被袁世凯、世续之辈挟嫌以中伤?虽有援手,却于事无补,未免教人扼腕。其实,答案也可能很简单。由于刘鹗游刃于朝野上下,奔突于洋务之中,遨游于江湖之野,外连于洋商大亨,未免树大招风,遭人猜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明争暗斗;新旧思潮的抵啎摩擦,朝廷派系的明枪暗箭,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联合发酵,岂容刘鹗以布衣之身去消遥?李鸿章一死,袁世凯、世续之流首先拿刘鹗开刀。接着,李鸿章当年身边的一干红人高子谷、高子衡、钟笙叔等,也相继被祸;而这些人也都是刘的故交。由此可以看出其中症结,个中玄机:个人嫌隙是表,派系之争是里。刘鹗,只不过是充当了那个社会、那个时代、那个时期的牺牲品而已。
  刘鹗集毕生之力,营造并编织了一张比较庞大的人脉关系网,按理说应该永保无虞,但又为什么遭到不堪的下场?中间虽不乏援手,却于事无补,未免令人费解。按照学术界通常的说法,是为袁世凯、世续挟嫌以中伤,这种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而舍此以外,除了上文所析,谁又能找出确凿而令人信服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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