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周恩来与邓颖超研究 > 周恩来与老师高亦吾的旷世深情

周恩来与老师高亦吾的旷世深情

2017-6-26 8:42:03    作者:秦九凤    阅读:214    评论:0

    抗战时期,周恩来由重庆飞返延安,接受一些西方进步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时,周恩来深情地回答说:“我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教诲与鼓励,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
    那么这位“高先生”是位什么样的人?他又是怎么教诲和鼓励周恩来的呢?他和周恩来的师生情谊又是怎么延续的呢?拙文将给您一些这方面的回答。
    革命救国 亡命关外
    “高先生”谱名高守铭,字盘之,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出生于山东章丘县(今章丘市)绣惠镇西关村的一户耕读之家。高守铭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下笔成文。他12岁时读完四书五经;16岁自设塾馆,教诲蒙童;20岁时考中济南府头名秀才;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高守铭又通过府试,以优异成绩被选入山东高等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深造。
    高守铭在山东高等学堂读书期间,与一位福建籍同学、小他十岁的吴蔼辰相识、相交到相知。两人从志向、爱好到理想竟完全一致。特别是两人都认为满清政府已腐败无能,我们中华民族要推进革命,国家才能强盛,黎民百姓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于是两人相约改名,高守铭改叫高亦吴,吴蔼辰改叫吴亦高。意即他们两个人高也是吴,吴也就是高,就像一个人一样。后来,为隐晦一点,高亦吴常用的名字是高亦吾,间或也曾用过高弋吾,因此被一些不知情的人,包括一些采访周恩来的西方记者,误写成了高戈吾,并在社会上传了开来。
    高守铭在山东高等学堂就读期间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的同盟会,并在学校积极开展反清、反帝、救国救民和匡扶中华的活动。他是反清斗士,又是同学当中的革命领导者。高守铭在学校里先后组织了“乐群学会”——周恩来后来在南开学校组织的“敬业乐群会”就是借鉴高老师的做法——和“玫瑰花诗社”。在带领这两个学生组织进行反清、反帝的活动中,高守铭才思敏捷,思想活跃,出口成章;在济南街头演讲,既入情入理,又深入浅出,给当时民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从而唤起师生和广大民众的爱国、救国热情,以致轰动了整个济南城。
    高守铭的这些革命举措使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在山东的爪牙十分震惊、惶惶不可终日,遂率兵前往镇压。然而碍于群情激愤和高等学堂监督(即今校长)在社会的颇高声望,白天不敢轻易动手,遂密谋改为晚上抓人,高守铭被列为了一号通缉犯。他闻知后,难抑胸中愤慨之情,连夜奋笔疾书了《伊奴出关》一文,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进行愤怒的痛斥。然后在自己几位情深义重的同学帮助下出走济南。是夜,反动当局已关闭所有城门,好在他们对济南城的周围内外地形太熟悉了,他在吴蔼辰等知己同学支持下,趁黑夜爬上城墙,挣开随身带的一把雨伞,纵身跳下城去,结果落到护城河的河坂上。从此,他流亡关外,打那以后,便使用起了高亦吾这个名字。是夜,反动当局抓人不着,便连夜赶往章丘高家,结果又扑了个空,恼羞成怒的反动当局便将高亦吾妻子韩荣萱等家人抓去坐监。
    师生互爱 忘年至交
    高亦吾有位族兄叫高敬之,时正在奉天(今辽宁)第六两等小学堂执教。在他的帮助和引荐下,高亦吾也被聘为这所小学的历史教员。一年后,周恩来刚好也来到这所学校,以插班生的身份插入高等丁班学习。不久,奉天第六、第七两所小学合并成立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高亦吾刚好就是周恩来所在班的班主任。他教授历史和地理课。
    高亦吾老师在教地理课时,常常会讲到帝国主义列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瓜分,在教历史课时,又常常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历史人物进行讲解。如他曾向周恩来等同学们讲岳飞的抗金事迹,讲岳飞的《满江红》词。在讲到南宋的文天祥时,他又能生动地讲述文天祥的名作《过零丁洋》、《正气歌》等等诗篇。在讲到当代革命党人也敢于爱憎分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如他在讲当年(1911年)三月廿九日(农历)黄花岗起义时,能极其生动地讲述那些为国捐躯的七十二位烈士的英勇悲壮的事迹,听得同学们无不为之动情动容,而坐在前排的周恩来,也早已是忧愤难抑、悲不自胜而泪流满面了。这使高老师更加赢得同学们的尊敬与热爱。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与学,周恩来与高亦吾之间的关系很快密切了起来。周恩来十分敬重这位知识丰富、极具正义感的老师,高亦吾也十分喜爱这位上进好学、浓眉大眼的才俊少年。
    周恩来特别爱读书。在东关模范学校时,他就自费订阅了一份当时当地出版的《盛京时报》(盛京即今沈阳),每天必读。一份报纸所给予的信息量远远不够周恩来那求知若渴的欲望。高老师就将自己随身带的《革命军》、《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统统借给周恩来阅读,还破例允许他带回家。《革命军》一书周恩来在离开淮安赴东北前曾在龚表舅家读过,两三年过去了,再读这本书,他有了更新的认知和更深的感受。巧合的是,1973年毛泽东在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时,为怕周恩来等老同志不服气不接受,还特意让自己身边人员将《后汉书·刘盆子传》送给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理解他的意图,好好辅佐王洪文。殊不知,周恩来早在沈阳读书时,就已读过高老师的《后汉书》,熟悉刘盆子的故事了。然而,王洪文却是众所周知的扶不起的阿斗。
    这师生俩交往越多相互间的了解也越深。于是碰上阴雨雪天,高老师干脆留下学生周恩来,晚饭和他一起吃。吃过晚饭后,师生小憩,纵论国事,谈心里想说的话。然后在高老师住地,一个批改作业,一个做作业。两人各自做完自己的事后,同榻而眠,还相互谈理想、谈胸中志向、谈救国方略,直到睡着了,谈话才自然终止。所以周恩来在东北读书的两年多时间里,已与自己的老师高亦吾结成忘年至交,建立了长期互信的深厚友谊。
    依依惜别 思念不断
    1913年夏天,少年周恩来从东关模范学校毕业,近三年时间和高老师的朝夕相处,一旦临别在即,师生之间有谈不完的心里话,诉不清的衷肠情。当时流行的是相互赠诗、题词。这时,周恩来拿出自己同学兼好友何履桢的爷爷何殿甲老先生头天为他写的《赠周恩来南归诗》给高老师看。

 
赠周恩来南归诗

辽东江北路迢遥,两地结成义气交。沈水饯别同洒泪,邮传书信莫迟捎。
同校同班又同盟,以文会友话三更。焦桐入听谁知己,除却周生即吕生。
君欲南旋怅别离,不知后会在何期?倘能共到凌烟阁,自有言欢聚首时。
读书只在性情坚,莫学浮夸那少年。今日南归无物赠,略将诗句作金钱。
人生海角与天涯,好似飞鸿印泥沙。倏尔南归由塞北,飘萍无定宦为家。

 
    何老师诗中的“周生”就是指的周恩来。其实,周恩来只是和何殿甲的孙子何履桢在东关模范学校的同学。他诗中的另一位“吕生”则是何老师自己教的学生,名字叫吕大成,也是他十分喜欢的一位有志少年。
    高老师读了何殿甲先生的诗文之后沉思良久说,“我想写的,何先生在他赠你的诗文中已经尽情表达了,我就不另写了,今天,我就再给你把你的字书写一下吧。”说着,高亦吾顺手取笔蘸墨,在一张印有红色竖条格的信笺纸的中央部位,挥毫写下了“翔宇”这两个凤舞鸾泊的行书字。那沉稳凝重的一笔一划之间,展现出来的却是高老师期望着眼前即将离开他的学生周恩来去实现他救国救民、中华崛起、翱翔宇宙的宏图大志。
    高亦吾老师在把题写的“翔宇”二字的书法作品交给周恩来之后又留下他与之最后一夜的同宿。晚饭后,在明亮的灯光下,师生二人皆难以成眠。高老师抑制住与所爱弟子难舍的分别之情,凝视着与他凭案而坐的周恩来说:“孔子曰,‘君子有三乐’,你知道吗?”“高老师,我知道。”周恩来回答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此一乐也;‘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此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此三乐也。这‘三乐’不就是您教我们的吗?”高老师在静静地听完周恩来的回答后禁不住热泪盈眶地说:“有你这样的学生,今生我愿足矣!”
    周恩来与他的老师高亦吾分别后,一个到天津上了南开学校,一个3年后也辞去教师一职到了北京,在京兆尹公署谋得一份差事。但他们师生之间书信往还不断,互相间的思念、鼓励、秉报等等一直延续着。
    老师兼差 资助学子
    1917年周恩来南开学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选择去日本留学,意在考一个官费生继续上学深造。
    周恩来到日本之后,才发觉仍然困难重重。因为他要租住地方,要吃饭,要穿衣,还得为自己出行、找补习日语的学校等花费时间和金钱。身上没有钱,当时在日本基本是寸步难行。如住房问题,周恩来因一时拿不出钱来交房租,只好“挤”住于同学吴翰涛租住地的外间,以每天给人家做早饭、打扫卫生等作为交换。他因为生活费不及时,不得不在日本“废止朝食”。还有衣服穿脏了没有换的只能等待星期天时自己起早抓紧洗一下晾起来,等衣服干了穿上身再外出。
    由于周恩来和高老师关系密切,周恩来在和老师的书信往还中就无意透露了一些自己生活方面的困难境地。周恩来没想到自己的无意之举竟受到高老师的高度关心和关注。在京兆尹公署工作的高老师特意又到社会上寻求当兼职家庭老师等其他职业,以便多挣点钱资助周恩来求学。这一点使周恩来内心十分感动,也十分感谢他的这位好老师。
    当然,当时高老师一共支持了多少钱等等这些情况,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但是我们从周恩来1918年1月16日的《留日日记》上还是看到了当年周恩来的心境和心情。

 
    一月十六日(丁巳十二月初四日癸亥)(星期三)
    气候:寒风刺骨。温度三十九度九。
    提要:(修学)破除成见。
    (治事)早上课归,阅报、读书。午间至青年会见南开新来陈、李两同学,晤朴山友李君。下午读书,朴山来,晚至青年会。


    前天高老师来信说,因为接着我的信,知道我的日用不十分充足,自己想谋个教育界兼差,打算每月接济我几个钱,并起怪我为什么不将详实情形告诉老师。我听见这种话,心里头是又感激,又惊讶。想起我当初写信的时候,我是怕老师惦着,所以照实的告诉我当时情形,并没说十分困难,不过说用度有时候不足就是了。不想老师就这么打算起来。听说还要叫干爹告诉二伯去。这事如何办得!我在这里已经惊动多少朋友,那能够再向国内打扰呢!况且老师手中也不宽裕,在京兆尹里头已经是寅年支了卯年粮了,要真够寄来钱,我问心那能安呢。再说我已不是不能受苦处的,家中这样景况,我焉能有心去舒服呢!
    笔者想要告诉读者的背景是,当时周恩来是在得悉淮安老家的八伯周贻奎去世的消息、极其悲痛的情况下仍然记下这样一篇日记,可见高老师的这封信对他的影响之大、留给他的印象之深了。另外,他日记中的“干爹”是指他的生父周贻能。因他不满周岁时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为嗣子,从而改称八叔为“八伯”,生父为“干爹”。“二伯”是指他的二伯父周龢鼐,光绪甲午科(公元1895年)举人,曾为保定府候补知府,当时住上海。
    投身“五四” 两次拜见
    1919年4月,周恩来决心“返国图他兴”从日本归来。这时适逢伟大的“五四”运动正在神州大地上风起云涌。周恩来即以高度的热情投身之中。当时他在天津还没进任何学校读书就被天津学联聘请去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份《会报》发行后,很快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是全国学生会报的报冠”。只有21岁的周恩来,在这场运动中不仅显示了他非凡的政论宣传才华,也展露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社会活动的才干,很快就成了天津学界公认的学生运动领袖。
    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一颗责任心的周恩来,出于爱国斗争的需要,经常奔走在京津之间。因此还曾两度前往京兆尹公署探望和拜访恩师高亦吾并得到老师的支持与帮助。
    第一次,是在1919年8月28日。为了营救到总统府请愿被捕的京津学生代表和取得京津两地学生在北京联合组织发起的请愿斗争的胜利,周恩来亲自到北京领导了这一斗争。他一方面与请愿的同学夜宿街头,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方面组织大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动员社会各界开展营救活动。在这期间,周恩来专门去看望了阔别数载的恩师。对周恩来的突然到来,高亦吾惊喜不已。在交谈中,周恩来向恩师扼要述说了别后6年来尤其是去日本留学的艰辛、曲折和日本实行军国主义的国情,也感谢了老师对他两年留日期间的关心和帮助。他还告诉老师,继续在日本对他探求救中国之道已无意义,他这次回国是得悉南开学校要开办大学部才回来的。不想遇上了这一空前的爱国运动,正是他为国家振兴做事的机会,所以毅然投身到了这一运动之中。在交谈中,他还向老师特别说明了他这次来京的使命。高亦吾听后,看到昔日胸怀大志的英俊少年,如今已是担当起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国家重任的青年学生领袖,甚是欣慰。同时,为了心爱的学生尽快完成所负的重要使命,他当即表示尽其所能来支持帮助。他们分手后,高亦吾不顾连日奔波的辛苦,一面通过一些政要人物疏通关系,一面动员一些有正义感的社会知名人士参与营救。终于在8月30日,反动当局在同学们的坚决斗争下,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和社会公论的迫使下,全部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代表。
    第二次,是在同年10月1日,为继续声讨马良(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山东省戒严司令)在山东的罪行,天津学生代表同山东、上海等地的代表再度进京到总统府请愿,周恩来同他们一起进京负责通信联络。形成这次请愿斗争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取得上次营救被捕学生代表的胜利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借鉴北京对一些主义和学说进行研究等经验,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分骨干,于9月16日组成了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独立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决定出版一种名为《觉悟》的不定期刊物。觉悟社一成立,就组织了包括邀请在五四运动中有着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觉悟社讲话等一系列活动,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成为天津学生运动最有力的领导核心。二是进入9月份后,各学校开学,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周恩来也于当月初注册入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班学习。在觉悟社的组织发动下,天津的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但10月1日各地学生代表一到总统府大门前请愿时,就被全部逮捕。负责通信联络的周恩来,当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了积极的营救活动。他又去探望了他的恩师高亦吾,并请高老师再次给予支持和帮助。高亦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后,还对周恩来关切地叮嘱道:“你们前不久成立的觉悟社,已轰动京畿,当局很可能取缔它。据传你已列入要抓捕的人员名单,你务必要当心呀。”
    周恩来在领导五四运动中多次遭遇曲折,但他没有退缩,继续冲锋在前,导致最后被反动当局逮捕。打那以后和高老师的联系就很少了。据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他自从投身革命后,就基本上不和家人及亲友联系了,主要是怕他们受到牵连,同时他的周家门族内的一些长辈们当时也确实有对他不太理解的:宣统都退位了,民国共和了,还要革命,革谁的命?
    台海归来 总理保护
    1941年初,正在济南为族兄高承之教家塾馆的高亦吾老师突遭疾病袭身,头痛剧烈难忍,随即被送回章丘家中治疗。谁知到家仅半个月就于2月5日溘然长逝,享年61岁。
    高老师在弥留之际,特别叮嘱儿子高肇甫的一句话是:“日后不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都尽可以去找周恩来,他会好好待你的。”
    父亲的突然去世,对21岁的高肇甫来说,正所谓雪上加霜。因为他的哥哥不久前也才刚刚去世,妹妹高肇申还在念书,一下养家的重担全部落在了高肇甫稚嫩的肩上。
    就在他们一家艰难度日时,高亦吾当年的同学、换名挈友吴亦高(吴蔼辰)在抗战一胜利就专程到章丘看望他们全家。时任国民党中央政府外交部顾问的吴亦高见到故友高亦吾家的艰难困境后,不仅自己尽力资助,还把高肇甫安排到青岛招商局工作。
    1946年,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闹得全国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到了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在这时,已被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为驻台湾先遣特派员的吴亦高在去台赴任前又想到了故友的儿子高肇甫,特意弯道青岛,征求高肇甫及其家人意见,可否随他一起去台湾。高肇甫母亲韩荣萱一听说儿子是跟丈夫的好友出去满口答应。高肇甫随即辞去招商局工作,将母亲和妻儿家小安顿好就随吴亦高去了台湾。然而,当时的台湾也是一片乱象。高肇甫原打算做点贩卖白糖、红糖的生意。但当时不仅任何生意都不好做,社会上乱得连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无保障。吴亦高考虑到高肇甫的生命安全,干脆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特派员公署当文员。
    高肇甫在台期间,因为无金可淘,就格外地思家念母,每晚夜深人静时,就偷偷地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低到自己能听到的程度收听大陆新华社的广播。当他听到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心中终于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那句话:“日后不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都尽可以去找周恩来,他会好好待你的。”于是,他悄悄向世叔吴亦高披露了自己的想法。
    吴亦高听了高肇甫想回大陆的心思后,深表赞同。他还告诉肇甫说,我虽给国民政府做事多年,但是我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一次外交部提名他出任中华民国驻葡萄牙共和国的全权公使,条件是必须加入国民党。吴亦高思考再三,还是婉拒了。吴亦高还向高肇甫表示,他知道自己同学兼好友的高亦吾与周恩来的师生情谊很深厚。于是,在吴亦高的安排下,1949年6月的一天,高肇甫坐上了从基隆港开往青岛的客班轮船。
    高肇甫一回到刚刚解放不久的青岛(青岛是1949年6月2日解放的,也是华东地区解放最晚的一座大城市)就急忙赶往济南,再往家中章丘赶。然而当他在济南一朋友家投宿时却被我济南公安部门抓捕了。当时,我们国家的南方、西南方和西北方都还未解放。从蒋介石那里返回大陆的谁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高肇甫满腹委屈,一再申辩他什么坏事也没干过。然而无济于事,特别是审问出他是从国民政府驻台湾特派员公署回来的人之后,更是对他一百个不放心。因为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交由上级部门审查后才能定案。
    高肇甫急了,他在济南市公安局长提审他时,说出了他将去北平找周恩来副主席的前因后果,这使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公安局当即决定,由高肇甫当场写一封信给周恩来,派两名公安干部持信去北平。同时,还把高肇甫从拘留处安排住进招待所。
    两天后,济南派去北平的两名公安人员回来了。他们不仅证实了高肇甫所说的话,而且还带回了周副主席要高肇甫去北平找他的口信以及到北平后的联系方法。就这样,高肇甫虚惊一场,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章丘老家,向老母、妻子等家人讲了自己在济南的那场虚惊,特别是说了周恩来现在虽然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但是并没有忘记他的恩师和恩师的家人时,高肇甫的妈妈、也就是周恩来的师母韩荣萱特别激动以致感动得热泪盈眶。
    邀甫北上 详询师情
    按照济南市公安局转达的联系方式,到1949年8月,高肇甫乘火车来到了北平,找到了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中南海。周恩来当时正忙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建国的大事,实在抽不出时间,就让秘书杨超(后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给高肇甫送去50万元(第一套人民币,相当于今天人民币50元),让他在宾馆耐心等待。
    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过后,一直住在宾馆等候的高肇甫被安排到政务院做档案工作。为不辜负总理对他的期望,高肇甫勤学好问,档案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周恩来曾在当时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建国后,我的一些亲戚来找我,我只安排了山东来的一个人,是我小学时一位老师的孩子,他是从台湾回来的,是按照我们党的对台政策安排的。”
    高肇甫在政务院工作一年多之后的1951年12月3日,星期一,高肇甫一上班就接到了周恩来秘书何谦打来的电话,“肇甫同志吗?总理要见你,现在就来吧!”放下电话,高肇甫就一溜烟地小跑到西花厅。当他越过西花厅前客厅西侧台阶时,就见到周恩来微笑着迎了上来:“肇甫吧,你好呀!”说着就伸出了他的右手和高肇甫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同时又双目炯炯地端详着高肇甫说:“像!像你父亲,都是山东大汉!”
    坐下来交谈之后,周恩来问高肇甫:“高老师是得的什么病过世的?”“是得的大头瘟病。”高肇甫按当时看病的中医说法回告总理。周恩来听后告诉高肇甫:“这种病不是大头瘟,应该叫脑膜炎。”接着,周恩来又问:“高老师的照片还有吗?”高肇甫回答说:“单人照没有了,只有他与别人的一张合影。”“好吧,你把他的那张合影照借给我用一下,好吗。”周恩来回告高肇甫。
    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京拜访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他说总理把高老师的那张与人合影的照片交给自己的行政秘书何谦,何秘书然后又拿给他,并让他到王府井请中国照相馆翻拍并放大了两张。翻拍时只拍高老师的,并且做了细致的技术处理,让人看不出有合影的痕迹。总理自己留下一张,将另一张送还给了师母、也就是高肇甫的妈妈韩荣萱女士。
    情谊不断 关爱始终
    1953年,我们国家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到基层、到社会第一线去工作。为了响应党的号召,高肇甫在政务院档案科第一个报了名。周恩来知道后非常高兴,他又一次将高肇甫叫到西花厅,赞扬高肇甫说:“你做得很好!是我的亲朋好友,就应该事事带个好头。”周恩来还嘱告高肇甫,以后我们离得远了,有事就写信告诉我。一句话说得高肇甫心里暖洋洋的。
    不久,高肇甫举家来到山东淄博矿区后,被安排到矿区的领导机关淄博矿务局工作。为矿区填补了一项空白——矿区档案工作。高肇甫牢记周恩来的教诲,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工作了近三年,使矿区档案从无到有,并逐步进入规范性的管理轨道。
    高肇甫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在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中,他竟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对他大会批了小会斗,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尽管他一再申辩,还是被调离矿务局,先是让他去干机关食堂的会计,后来干脆下放到砖厂去做重苦力的打坯工、水泥厂的装卸工,井下的采煤工等等。就是这样,高肇甫仍然遵照周恩来所嘱,没有向任何人说出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一次矿区一个工厂失火,又无端地怀疑到高肇甫头上,这使他实在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不得不悲怆地对找他谈话的人说:“我高肇甫究竟是好人坏人,请你们到国务院去调查,周总理可以为我做证明。”
    本来想勤勤恳恳工作一辈子的高肇甫,当晚不得不含泪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周恩来一接到高肇甫的来信就让秘书给他回了一封信,邀他们一家人来一趟北京。因为周恩来知道,像高肇甫这样他十分了解情况的人只要让他们来一趟京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961年8月21日,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不得不又在西花厅接见了高肇甫一家。周恩来问了高肇甫的一些情况,还问了师母的身体状况。中午时,周恩来按国务院的待客标准:让厨师做了四菜一汤。同去的高肇甫的三个孩子乐坏了,一个个都大块朵颐,周恩来也开心得哈哈大笑。
    下午三时许高肇甫一家人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周恩来让工作人员送给高肇甫一家一点饼干和一斤白糖。这一斤糖还是用他们省下来的自己的计划供应票购买的。周恩来除了托高肇甫夫妇向自己师母问好之外,还将由周恩来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争取回国的吴亦高的地址也告诉了他们,以便他们去登门看望、拜谢!
    高肇甫这一次进京回到矿上后,他周围的政治环境大大地改善了,原来那些带异样眼光歧视他的人变成了羡慕。打那以后,高肇甫和周恩来互有通信。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致韩荣萱师母的信最为珍贵。周恩来的这封信写道:

 
    荣萱师母:
    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二月十九日两信均悉。因工作繁忙未及回信,尚希见谅。来信所说您和肇申想在春节前后来京,时值假期,车辆拥挤,特别是天气寒冷,您年高休弱,恐难堪旅途劳累,届时我是否在京,尚难料定。让您徒劳往返我甚不安。因此,我意您以勿来为妥。现附上放大的老师照片一张,请留念。专复,问肇甫夫妇肇申均好。颖超附笔问候。
    祝您健康!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笔者从笔迹上辨认,这封信应该是由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孙岳代笔,周恩来看过后亲自签的名。
    1963年初,78岁的周恩来师母韩荣萱老人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高肇甫在第一时间就用电报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丧讯。周恩来特意让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代表他写信致哀,并从他自己的工资中寄去安葬费100元,以表达周恩来对师母的敬意。成元功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高肇甫同志:
    来电收到,已转报总理,总理希望你节哀,努力工作,并嘱寄去一百元作为安葬的补助。
    此致
    敬礼!

                                                      成元功 
                                                    元月十九日


    成元功同志文化水平不高,但无论是毛笔字还是钢笔字都写得很漂亮。笔者根据自己多次与成元功同志的书信往来可以判定,这手正规的毛笔字确实就是他写的。
    据成元功告诉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还曾让他先后两次向高肇甫汇钱,每次都是100元,以便帮助高肇甫一家度过困难。
    现在,周恩来、高亦吾等都早已作古,但他们留下的那个时代的师生情谊、亲情将永远为世人所传颂。

End全文结束
分享到:

已有0条评论

最新头条
政协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委员会著作权所有 最佳浏览:IE8、1680x1050或以上 苏ICP备13030079号-2 【 著作权声明 | 隐私权 | 安全政策
联络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西长街146号 电话:+86-0517-85913685 邮箱:wshuaian@126.com 技术:淮安市淮安区政协文史信息中心
淮安文史网主办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