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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正确选择 成就中华崛起——浅议周恩来为强国梦所做的杰出贡献

2017-8-31 10:00:17    作者:秦九凤    阅读:117    评论:0

    1913年周恩来在奉天(今辽宁)东关模范学校读书,当一次给他们上修身课的魏校长问同学们“为什么读书”时,只有13岁的周恩来回答出了惊世豪言:“为了中华之崛起!”从那以后,周恩来始终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也始终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我们国家富强和繁荣,周恩来作出了伟大而杰出的、别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一、为了救中国,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戊戌维新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引颈北京菜市口的同一年。这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极贫极弱的社会动乱时期。周恩来从记事起听到的国家大事都是外国列强们如何欺侮中国、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的事。至于那些无家无业的工人、农民,他们夜宿路边、街头的,甚至冻饿而死的惨状,他也时有耳闻和目睹。特别是1913年暑假期间周恩来在沈阳(当时叫盛京)魏家楼子目睹到日俄战争(公元1904至1905)的旧战场时,更为中华民族遭列强欺侮而痛心疾首,并当场悲愤地唱起当时在东北非常流行的爱国歌曲《何日醒》:“……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吾党何日醒?……”所以才有了当年暑后开学时周恩来面对“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他能坚定而有力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①
    中华崛起是整个中华民族都盼望的事,可是怎么崛起呢?这可是我们中国的志士仁人们通过浴血奋斗才换来的。在这一伟大的斗争过程中,周恩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救中国!这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每一位有识之士和每一个爱国者从心底发出的呼喊。但是,中国怎么救呢?这又是一个艰难而又痛苦的探索过程。周恩来在探索中也不是没有彷徨和曲折。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就把如何救国的事当作他的人生第一件大事来考虑。他曾考虑过工业救国、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等多种救国道路。
    所谓工业救国就是像英国那样通过工业革命,使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空前提高从而使国家强大和国民富裕。科学救国当然是期盼国民科学水平的提高带来国家的强盛。教育救国是期望通过教育国民的手段,使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人人都能忘我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使国家强大。所以,周恩来东渡日本后,他最想考取的学校是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也多少透露出当时他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心路历程。
    1918年春,周家发生一件意外事件:即一直“留守”在淮安驸马巷老家的周恩来八叔父②周贻奎以42岁的年龄与世长辞,周恩来对于这位穷困一生、又对自己有过养育之恩的叔父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他得到这一消息后,“连着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③
    当时,由于周恩来在异国他乡的孤寂和幼时在老家多次耳闻目睹八婶母的吃斋念佛,使他一度考虑能不能用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他自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也成了他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短暂插曲。但他很快就抛弃了。在他1918年2月15日的日记上,周恩来写下了下边的话:
    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界上一切的世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省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的打消了。
    这也就是说,佛教的“无生”主义也在周恩来的脑海里思考过,不过很短暂罢了。
    在多种思考、探索、比较之后,周恩来才逐步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他没赴日留学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已出版多期,可是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就在他赴日途中,周恩来读了《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对《新青年》上文章提出的新思想使他特别喜欢。到这时,周恩来才完全认识到他原来思考的那些都是没有用的,只有按照1918年2月11日写下的“三宝”:“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④。而且,他在2月18日的日记上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这也就是说,周恩来是在求学日本期间,才感到自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当然,那时的周恩来还没有定下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来救中国的最后决心。他最后定下此一决心是他1919年回国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后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关押了近半年之后的事。
    周恩来在失去自由的六个月时间内重新思考了很多问题,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因此,他在1922年春之后,曾向国内的觉悟社社友李锡景、郑季清写信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⑤并且很明确而又坚定地立下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⑥
    周恩来为了救中国,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崛起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最终才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条正确的道路。同时,由于他的影响,当时国内的和旅欧的许多有志青年也都投身了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他为中国的强大,为中国人民富强,为中华民族崛起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二、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选择了拥护毛泽东
    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政治集团,如果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那就必须要靠这个政党或政治集团领导层的努力。周恩来是位长期处于中共领导核心的成员。为了实现自己幼时立下的“为了中华之崛起”的誓言,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任劳任怨地做好革命工作。但是,初创时期的党中央领导却不断地犯错误,一再使革命事业受到挫折。就是这些犯错的领导,周恩来在还没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之前,都是兢兢业业地辅佐,从不懈怠。笔者在看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张闻天夫人刘英时,刘英说,周恩来这个人无论谁当一把手,他都是全力支持的。我想,刘英同志并非说周恩来不分是非,而是想说周恩来的组织观念极强。因为周恩来心里比谁都明白,组织上已经确定的一把手,他不全力辅佐、支持,那只能给革命事业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周恩来对错误的领导或者根本不具备当一把手能力的领导,也决不是一味盲从,而是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不隐瞒自己的正确主张。如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他就曾亲自起草,并联合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等联署的致中共中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文。1930年8月底,周恩来从苏联回国,马上就纠正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等等。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周恩来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一个能统揽全局、智慧超群的人来领导,革命道路必定十分艰难、曲折,甚至无法取得最后胜利。这个人他最后选定的是毛泽东。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邀周恩来前往讲课。那时他们就互相认识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是在中央领导革命工作,毛泽东则多在基层进行武装斗争。然而,周恩来真正看重毛泽东、重视毛泽东时却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
    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一共有三万多人参加,结果是失败了,只剩下朱德、陈毅率领的少量人马;而毛泽东在南昌起义一个多月后发动的秋收起义只有五千余人参加,却能在井冈山地区长时间存在。所以在1929年红四军党代会落选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后,在上海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特意请新任前委书记陈毅到上海,经周恩来耐心说服之后,陈毅回到苏区,遵照周恩来指示,“把毛泽东请回来”,也就是那封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正是因为有了这封“九月来信”,毛泽东才保住了他在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因为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得不到上海临时中央的认同,一再作出决定,要毛泽东离开前方,不要他指挥作战。而改由周恩来负战争总责。周恩来仍极力维护毛泽东,他在按上海临时中央指示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的全体会议上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⑦,为此他还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⑦
    周恩来的意见被否决后,毛泽东被要求离开前方专门回瑞金养“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在1932年12月14日签发命令时仍在文末署上“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⑧,周恩来还在战役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⑧直到这个月的26日,上海的临时中央直接宣布以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周恩来行文时才不好再署毛泽东的名字。
    红军于1934年决定长征时,竟然准备把毛泽东留在根据地,周恩来知道后,既做了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也说服了毛泽东本人,终于让他随大部队一起上路。
    红军长征途中打下遵义后,无论是中央高层领导人还是红军的高级将领,他们都从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中有不同程度的觉醒:红军要想摆脱目前困境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人员带领;中国革命若要取得胜利也更需要一个能带领全国人民把蒋介石打败的人。这个统帅人物当时在其他人的心目中也许还有点朦胧,但在周恩来心目中却已经很明朗,那就是毛泽东。
    现在根据大量史实证据看,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有机会成为我们红军军事上的一把手的。但是,周恩来没有争取,而是全力拉抬毛泽东,因为他通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斗倒蒋介石,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今天看来,这的确是他为中华崛起而做的一个正确选择。
    三、“文革”中为了我们国家不分裂,他选择了忍让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毛泽东密锣紧鼓地酝酿准备、暴风骤雨即将到来之际,周恩来还在忙着华北的抗震和抗旱工作。一直到了“除四旧”、“大串连”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校园、社会上展开时,周恩来这才知道毛泽东这次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刘少奇的。
    据笔者上个世纪在京走访有关知情人听说,中央专案组原来是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的,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批为第二号走资派也打倒了,后来被下放到江西南昌,中央专案组的事他当然也就不能再管了。当一开始毛泽东要查刘少奇的问题时,刘还担任着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当然不好查。即便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仍然不好随便查。于是就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借口说王光美曾在1946年参加由美国马歇尔、国民党的张治中和共产党的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组织,这样就成立了一个王光美专案组,实质上是查刘少奇的。
    王光美专案组成立后,毛泽东指名由周恩来负责,做这个专案组的组长。然而,个把月过去了,周恩来既未选调人员,也未查一份材料。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宣布说,恩来事情忙,王光美专案组的事你就别管了,由江青负责。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江青很快就给刘少奇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政治大帽子。毛泽东看了之后批交周恩来办理。
    周恩来仔仔细细阅读了材料,但心存疑虑和焦虑。怎么办呢?周恩来当时是有三条道路可走的。一是称病请假,或者辞职不干,不问政事,这样他可以避免卷入刘少奇的冤案,但同时自己也将失去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党和国家的大权将彻底交给林彪、江青一伙,那国家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给刘少奇戴上的三顶帽子提出质疑甚至否定。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保持自己名节,给历史、给后人永远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但是,世人必须知道,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特殊时期,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时代。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了,“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⑨因为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曾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同志说过:小吴呀,现在别人都喊我什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
    毛泽东把“文革”作为他一生中的两件事之一,他怎么能容忍周恩来在针对刘少奇的态度上与他不一致呢?而且周恩来深知自己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真的把周恩来也打倒了,那么必将造成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分裂,我们民族将要四分五裂,甚至要倒退回去许多年!
    周恩来反复权衡之后,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忍让。这样做,刘少奇同志确实是蒙冤受屈了,但是保住了我们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就保住了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机会。因此,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周恩来在“文革”中选择忍让乃是上上之策。仅就老干部和各类人才而言,“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保护,国家元气将被大大伤害,甚至大权将要旁落给林彪、四人帮一伙手里。难怪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笔者曾听北京的一些老干部们说,我们国家现在是“毛泽东的旗子,华国锋的牌子,邓小平的点子,周恩来的班子。”这个“班子”正是我们国家后来改革开放所必须的精英人才。
    周恩来为了实现中华崛起的中国梦,他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他选择了伟人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领袖,在万劫不复的“文革”中,他又不顾自己的名节,选择了忍让,这才换来了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今天!


    注释:
    ① 据笔者1999年10月在沈阳循着周恩来足迹探访时,曾任沈阳市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校长的宋延钰先生对笔者说,周恩来是在魏校长给他们上修身课(相当于现在的思想教育课)提出“诸生,你们为什么要读书啊?”回答是各种各样的。轮到周恩来回答时,他坚定有力地说:“为了中华之崛起!”魏校长一听,吃惊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紧接着追问一句:“你说为什么读书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再一次站起身来,铿锵有力地作了回答。
    ② 周恩来的父辈为亲兄弟四人。依次为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和周贻淦。分别大排行为四、七、八和十一。“七”周贻能是周恩来生父。“四”是周恩来伯父。“八”、“十一”是他的叔父。由于周恩来出生八个多月后出嗣过继给十一叔为嗣子,因此从那以后,他称“四”为四伯父,称生父为干爹,称“八”为八伯父,称“十一”为父亲。这在他读书期间的作文、周记和日记中是经常出现的称呼。到他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后,他又回归了本来对父辈的称呼。
    ③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周恩来传》(一)30页。
    ④ 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周恩来早期文集》331页。
    ⑤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周恩来书信选集》49页。
    ⑥ 九州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吴超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周恩来》32页。
    ⑦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周恩来传》(一)315页。
    ⑧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周恩来传》(一)316页。
    ⑨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英)韩素音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471页。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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