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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亲属晚辈的教育,折射出伟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

2017-11-27 11:32:21    作者:秦九凤    阅读:85    评论:0

  周恩来的家庭是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家庭,因此他自幼接受的都是中华传统的文化教育。但是他自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之日起,即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对于传统文化,他则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进行取舍。在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为了让我们人民政权的执政之“树”常青,他严格教育亲属,告诫自己,要努力做一个人民公仆,人民的服务员、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保持革命者的本色,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笔者试着从周恩来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几个对亲属教育的事例来阐释他的这一高瞻远瞩之举。
  一、于谈家常中开导伯父,目的是警戒自己。
  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是清光绪丁酉科(公元1897年)举人。清政府曾授予他邮传部三品侍郎,入民国后他又任过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袁世凯的大帅府秘书。是位德高望重、有德政于民的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初,由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提名推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周嵩尧被聘为中央文史馆第一批馆员,并于1950年初来到北京。
  据周恩来的侄孙、周嵩尧的曾孙周国镇先生2017年7月26日晚在北京他的家中对笔者讲述,当时我的太爷爷已经快八十岁了,他外出都让我陪着,而作为一国总理的七爷爷一有空闲就会找我太爷爷去西花厅聊聊天、谈谈家常。那是因为新中国才刚刚成立,各个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薪的确定等等七爷爷都要向太爷爷请教。
  周国镇说,那是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陪太爷爷乘坐公交车再转无轨电车来到西花厅。他们叔侄俩在谈了一会儿家常后,七爷爷突然问太爷爷说:“伯父,你在旧政府里当了那么多年的大官,你贪污过吗?”
  “没有,绝对没有。”太爷爷态度十分坚决地回答。我也知道,他有这个底气。因为太爷爷被慈禧和光绪任命为邮传部侍郎后,有许多拒贿而秉公执法的事迹见诸当时的报端。那时有一本叫《新语林》的书上曾专门有文章介绍太爷爷周嵩尧说,“周峋芝(周嵩尧字峋芝)以部郎入浙,查办淞(吴淞)、沪(上海)、杭(杭州)、甬(宁波)路桥工,识穷两戒,清绝一尘”。给予他的是“一尘不染”的评价,他怎么可能贪污呢?!
  谁知七爷爷接着又问,“你收没收过人家送你的字画呢?”
  “那倒有过。”太爷爷赧然地回答。
  “那些名人书画,人家也是要花钱买来的,有的还要花很多钱呢。所以收受人家赠送的字画等玩物也是一种贪污行为呢!”七爷爷很严肃认真地和太爷爷讲起了这件事。
  上边这个故事发生在新中国刚成立的1950年,很显然,周恩来不只是开导自己年迈的伯父而让他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更多的是他在警戒自己。作为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一国总理,一定要以人民公仆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永远做一个一尘不染的好总理。
  在这里多说一句的是,周嵩尧先生1953年9月生病辞世后,把他精心收藏一生的古字画、古玉器、古钱币等等没有一件留给自己的嫡亲后代,而是全部遗赠给了侄儿周恩来;1976年1月周恩来辞世前,又遗言邓颖超,他逝世后,把六老爷子的这批国宝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后经笔者努力,这批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已全部从故宫提出,现在由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收藏,为周家众多的后代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二、给学生做报告不让晚辈去听,目的是不让他们有特殊感。
  周恩来对他的亲属晚辈们要求很严,如“三年困难”时期让已调到北京的侄媳孙桂云重新回老家淮安工作,“文革”中让已穿上军装的侄儿周秉和、侄女周秉建脱下军装重返延安和内蒙古大草原,不让自己晚辈在读书和工作单位说出与他的关系等等、等等。
  1964年7月31日,周恩来于百忙之中抽出点晚上时间,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部分中专、高中毕业生以及即将出国的留学生等作关于革命和劳动的报告。因为北京学校多,只能用发门票的方式来控制人数。此一消息被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高中的周恩来侄孙周国镇知道了。他想,七爷爷这场报告肯定是教育我们年轻一代的,自己去听听多受一次教育多好呀。可是,他自己手里没有去人民大会堂的票,于是,他从学校的校长室试着向西花厅打了电话,找七奶奶邓颖超,当时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也在旁边听了电话。成元功认为,青年人想去听总理的报告,无非是想多受一次教育,而且这个报告也不牵涉国家机密,刚好当时周恩来在老家淮安当老师的侄儿、侄媳周尔辉、孙桂云因为放暑假来京看望伯父伯母也在西花厅,就也想顺便去听听。于是,成元功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向邓颖超汇报,说总理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作教育青年人的报告,不仅国镇想去听,总理办公室的人都去听,是不是让尔辉、桂云和小咪(周恩来嫡亲侄女周秉宜小名)他们也去听听,大家都受一次教育。
  邓颖超听了之后严肃地回答说:“不行!”
  笔者采访成元功时,曾和成元功谈起这件事。成元功对笔者说,当时我很不理解,总理的那些亲属们可能更不理解。
  1964年8月2日下午,也就是没让晚辈们去人民大会堂听报告的第三天,周恩来利用星期天召开一次家庭会议。邓颖超对到场的20多位周家亲属说,“今天,我们利用星期天开个家庭会议。我先讲几个问题,然后恩来向你们多谈些内容。”
  邓颖超在陆续讲了有关几个家庭方面的问题后,话锋一转说,“我们要求家庭成员中的党团员要有组织性、纪律性。伯伯星期五(指1964年7月31日)晚上要给应届大学生做报告之前,国镇听说了,打来电话,要票去听。我接了电话,告诉他要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能有票就听,不能拿到票就不去听,反正不能走家庭路线。小咪、尔辉、桂云都要求去,成元功还为他们几个说话,说总理办公室的人都可以去,也让他们几个孩子跟着去听吧。我说这不一样,办公室的人去,是组织上的决定,但小咪、尔辉、国镇几个,不能因为他们伯伯或爷爷去做报告,他们就可以去听。这是政治性的活动,不应该不按组织关系办。如果是戏票,游园票等文化娱乐活动,如果可能,可以给他们票去看。
  所以,我要求我们的家庭成员,不要因为我们家中有个国务院总理,就任何活动都想参加。你们经济上有困难,我们的工资可以帮助你们,毫不吝惜,但我们从来不用工作职权来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你们也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我们要把家庭关系和组织性、原则性区别开来,不要搞乱。搞乱了势必犯错误。家庭内的关系,要服从组织性、原则性,要公私分清。”
  邓颖超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是她和周恩来对亲属、特别是年轻的晚辈们的严格要求,他们是在要求亲属们一定要遵守纪律,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当总理的伯伯或爷爷就可以享受与别人不一样的特权。
  三、要晚辈们永远艰苦朴素,期盼年青人不做“八旗子弟”。
  周恩来曾多次召开家庭会议,教育他的亲属晚辈们一定要艰苦朴素,永远保持革命者的人民公仆形象。如少年时生活在周恩来身边的周恩来嫡亲侄女周秉德对笔者说,伯伯一直教育我的是,“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她读完北京师范就去北京朝阳区教小学了。
  周恩来对侄儿周保章的要求是一定要永远生活和工作在基层。新中国建立不久周保章从部队转业后就到青岛一家只有200多名干部职工的公私合营的小厂当文书,并且整整工作了一辈子。
  就是上边说的1964年8月2日那天,周恩来的一个年轻轻的侄儿周华章在从单位去西花厅参加七伯周恩来召开的家庭会议时,还特意戴上一双洁白的手套。周恩来见了严厉地批评他:“现在是夏天,你有必要戴这付手套吗?”直到周华章把手套取下来才停止批评。
  建国初的时候,国家在北京先后办起了101红军小学和中学,招收的全是革命烈士子弟及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周恩来十分关心这些学校学生的成长。1951年秋季开学不久,周恩来在卫士长成元功和卫士韩福裕的陪侍下来到101红军学校。他对该校师生们说,清朝政府至所以能打进山海关,建都北京,而后征服全中国,完全靠的是能骑善射的“八旗”子弟。后来为什么又丢掉政权呢?就是因为入关后的八旗子弟个个以功臣自居,养尊处优,荒于练武,生疏骑射,帝国主义列强派来很少的兵力,“旗”兵们也打不过人家。到最后,慈禧派兵想打人家的大使馆都打不下来,这样的八旗子弟不亡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取得政权后,仍要居安思危,永远保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我们的革命政权才不会变颜色,才能战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
  四、教育侄女不要和有历史问题的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希望年轻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待历史问题。
  周恩来对晚辈们的关心和教育是多方面的,其政治上的关心更是具有远见卓识、高人一筹的见地。
  周恩来有位侄女,其爸爸是周恩来的堂弟。他因曾加入国民党并且是该党基层组织的骨干分子,所以人民政权建立后,这位堂弟被逮捕法办,成了当时的反革命分子。
  周恩来的这位侄女很要强,她十五岁参加工作,挑起养家和为姐姐治病的重担。在工作中,她不怕苦、不畏难、不嫌累,年年评为先进,曾获得全国铁路系统和省、市、机务段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许多荣誉。然而,这么一位优秀的青年妇女,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就是加入不了中国共产党,原因很简单:父亲是反革命分子。
  这位侄女十分苦恼。为此,她没少向七妈邓颖超、七伯周恩来写信汇报自己思想上的苦闷,最后则干脆哭着向伯伯提出:想登报和反革命的父亲断绝父女关系!
  听了侄女的哭诉,周恩来谆谆教育她说:“你父亲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你们作为他的儿女就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现在他已服完刑期,恢复了公民权利。但是他现在年岁大了,已不能自食其力,如果你们做为子女的不管不问,就意味着把他推给国家,推给社会,不仅给国家、社会带来负担,还会使他的晚年生活得不到保障,也很不利于对他的改造。而且,血缘关系还是断不了的。所以你在做出这样的决断时,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
  在含泪听了伯伯周恩来的教诲后,这位侄女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前途,42岁时就提前退休,并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直到最后为老人送终。
  纵观以上种种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伟人周恩来在对自己亲属、特别是晚辈们的教育上,处处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处处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而决不为他们谋取一丝一毫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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