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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沈曾华

2015/2/14 20:37:45    作者:李曙光    阅读:4760    评论:0

李曙光与沈曾华

 

    最初认识沈老,“介绍人”就是《集邮》杂志。1980年7月,《集邮》杂志第四期开始刊登曾丰秧撰写的《解放区邮票杂忆》,9月才读到序篇,同时读到一篇专访,得知曾丰秧现名沈曾华。我既惊叹又佩服这样一位老革命老战士,居然能在枪林弹雨中安然保存下来这么多的解放区邮票,可谓军中独一人,真是文武双全,了不起啊。也巧,从9月开始,我调到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参谋班学习,时间宽裕了许多,课外活动除了体育锻炼,就是收集邮票。新复刊的《集邮》杂志是期期从头读到尾,尤其喜欢读沈老的回忆文章。可惜每一期登的文章都不长,看完一小段又要期待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下一段,总觉得不过瘾。1982年1月,我在海院学习的最后一个月,正好读完了沈老的全部文章,所以印象格外深刻。
    1982年10月,北京市举办“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北京”个人专题邮展,我第一次欣赏到沈老的珍藏,其中包括“稿”字四方连,真让人大饱眼福,叹为观止。1988年6月,我加入北京市集邮协会,沈老是副会长兼邮展委员会主任。市里举办邮集会审,学术研讨,沈老都是带头组织,积极参与,为此我们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和蔼可亲,说话慢慢的,没有一点官架子。后来有几次在郊区活动,协会安排在那里住宿过夜,这就给了我这个年轻后生有更多的向沈老求教的机会。有几次颁奖活动,我也是和沈老坐在了一起,跟随其后,沾着喜气。我是新一代的秘书,自然要谦虚地向老一辈秘书学习。我视他为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的榜样。渐渐我们熟悉了,双方增加了信任感,交谈聊天的话题也就更多更广更深,可以说无话不谈,每每一谈就忘了时间。我在得到众多教益的同时,渐渐感触和了解到了沈老的集邮情缘。
    还在中学时代,沈老就通过举办集邮展览,宣传反法西斯思想,唤醒和提高民众的抗日斗志。他利用开展集邮活动的形式,掩护地下党工作,不断扩大革命队伍。参加新四军后,沈老千方百计地收集抗日根据地及后来解放区发行的各种邮票,南征北战,宁可抛弃自己的衣物,也不扔掉一枚邮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敢与造反派巧妙周旋,让当时被称为“四旧”的必须焚毁的邮票,躲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沈老以亲手收集的解放区邮票为素材,编组了《华东人民邮政》邮集,在亚洲和世界集邮竞赛展览中屡获殊荣,成为打破多项中国集邮记录的第一人。
    沈老对解放区邮票有着独特的情感。他毫不掩饰地说:“我的邮票是我在战争时代用生命保存下来的。”一个人能为小小邮票而不顾生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曾在闲聊的时侯,问过沈老,“当时您是怎么想的?”他只说了句:“这些邮票都是国宝。”我仔细掂量,也许这八个字正是他能够一生与集邮结下不解之缘的崇高信仰,也许这八个字正是他能够成为集邮大家的不竭动力。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沈老决不允许解放区邮票的地位和声誉受到任何损毁。
    1990年他的《华东人民邮政》邮集在伦敦世界邮展上荣获金奖,打破了多年来古典邮票独霸高奖的格局,洗雪了中国邮票由外国人捧走奖杯的耻辱,真可谓大快人心。可是当1992年沈老的邮集再次参加西班牙格林纳达世界邮展时,因为评审员缺乏对中国解放区邮票的认知,虽然补充和改进了32页贴片,添加了一些好邮品,并在处理和研究上有很大提高的邮集,却出人意外地被降为大镀金奖。沈老认为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小事,而直接影响到中国邮票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国家利益,就是大事。沈老在一封信中写道:“一部好的区票邮集,应当充分反映这一历史业绩,其收集难度绝不亚于组织一部早期的邮集,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怎能贬低其重要性呢?”连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都为沈老鸣不平:“这次格林纳达得大镀金奖的结果是无论怎么说也是让人感到难以服气的”。此后,沈老特意写下《洪流邮趣》一书,以亲历的所见所闻,以不可辨驳的史实,介绍了解放区邮票的印刷和发行,旨在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这样的没有经历过战争岁月的年轻人,感受解放区邮票内在的美,了解收集解放区邮票的艰辛困苦。1996年和1999年,沈老的邮集在亚洲和世界邮展上荣获大金奖、国家大奖,实现了中国集邮史上零的突破。世人终于认识了沈老的邮集是一部集完整性、珍罕性、知识性、革命性于一身的收集难度极高,完全不可复制的顶尖区票邮集。可以说,假如没有沈老的抗争和大力宣传,没有沈老邮集的巨大影响力,中国解放区邮票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的确,中国解放区邮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历史上,中国解放区邮票曾经口碑很好,许多票品被国内外集邮大家争相收藏。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伪品横行,破坏力极强。沈老曾经跟我讲过,“稿”字四方连邮票是他在1943年8月时,亲手从战友手中接过来的,一直夹在小本子里,战争年代就没离开过身。送邮票的同志现在还活着,“稿”字邮票是《新路东报》社寄给他的,让他发稿或同报社联系时贴用。对于1986年以来的“稿”字邮票是不是邮票的议论,沈老十分大度。他说,没有经历战争的人,很难理解那个岁月发生的一切情况,不能用今天的模式去套用昨天,更不能藐视昨天。实际上,1991年“稿”字邮票就名列美国《世界珍邮》第五册,确立了其在世界邮坛的珍邮地位,我们还争论是不是邮票,实在没什么必要。沈老还跟我讲过,“稿”字邮票存世11枚,具体一枚一枚在谁手里,他都一清二楚。给我印象颇深的是他对版式、用纸都进行了仔仔细细的研究。他几次讲到,印制“稿”字邮票,用的是手抄的使用过的电报纸,每一张电报纸上面的电码与译文都不一样。“稿”字四方连邮票存世仅一件,被集邮界誉为区票中的“红印花”。开始我并不太理解沈老的意图,到后来渐渐明白了:不是他年老了爱絮叨,而是他于此倾注了太多的热情,解放区邮票就是沈老生命的一部分。
    专门收集中国邮票的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第一次见到沈老的区票时,几乎惊呆了,看到天外有天,只能无奈地说了句“我没有中国邮票!”他当即开出200万美元的高价,被沈老婉言谢绝,这是国宝中的国宝,断不可外流。高风亮节,珍邮为证。
    可悲的是,这样具有政治、文化、邮史价值的国宝级珍品,竟成了造假者仿造的目标。1999年上半年,北京市在密云会审邮集,沈老特意告诉我:“现在出来了‘稿’字六方连。”我问“会是真的吗?”沈老说“绝对不可能!”当时他说话的表情很严肃。他说:“这种邮票造假很难,用纸太特殊了,几乎仿造不出来。现在出现六方连,有些荒唐。”他让我关注此事,最好是能找到六方连,看一看背面就清楚了。我按照沈老的嘱托,找到了当事人。他认为沈老的东西是真的,他的也是真的;但来源保密,不便提供;而且他有新的研究新的发现,就是六方连是用白报纸印的。此时,沈老开始意识到了事情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所以他多次语重心长地说道,对于新发现要慎之又慎。我以为双方已经表明了观点,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2000年3月,我从北京调到上海工作。5月16日,沈老抵沪,我在瑞金宾馆设便宴款待沈老,刘广实、邵林、唐无忌等集邮家作陪。想不到这里竟是沈老在1949年5月解放上海入城后第一个晚上居住的地方。50年过去了,沈老依旧找到了张鼎丞首长居住的房间,找到了自己居住的小阁楼,他指了又指,说了又说,怀念和欣喜从眼眶中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
    离开北京,我与沈老见面的机会少多了。2002年,我为编写《实用集邮学教程》,专门向沈老借用了“稿”字四方连邮票的照片,把它印在书的彩页和内容之中,作为国宝,展现给更多的集邮爱好者和年轻人。我在教授集邮学的过程中,每每将“稿”字邮票作为教学重点,目的就是让同学们认识珍邮,弘扬国粹。
    2003年起,中国邮坛风波迭起。先是一部由众多新发现的苏维埃邮票组成的邮集参展;接着有人发表文章说“稿”字邮票是报刊编辑部记者在抗战胜利后自制的纪念品;还有人提出电报纸印制的“稿”字邮票是假的,白报纸印的才是真的;直至六方连在报纸、电视上公开亮相。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奇事怪论,善良的沈老异常愤慨,他认为这些都是黑白颠倒,这是在否定自己的光荣历史。此时,沈老已病魔缠身,日感力不从心,但他仍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他在电话里说,他和区票研究会都无力补天,真诚地希望国家邮政主管部门和全国集邮联这样的权威单位出面管一管,判定真伪,早作决断,以免后患无穷。后来,沈老又告诉我,他和钱(敏)老、许(孔让)老四处奔波,直言上陈,等待回音。他还亲自调研了邮票鉴定机构,从技术、程序、结论等几方面,掌握了所谓的“有争议的邮票经过权威机构鉴定均为真品”的真相。2004年我赴京参加了沈老、钱老、许老组织的小范围的区票研讨,大家都感到现在事实清晰,问题明确,当事人还健在,只要权威部门做个历史性的公正结论,记录在案就可以了。可是结果让人失望,沈老不免有些伤感。但他绝不放弃,为了捍卫中国解放区邮票的声誉,仍然坚定地战斗在最前线。
    2005年11月,“2005中华历史文明全国集邮展览”在湖南澧县举办,我第一次被任命为邮展评审委员会主任。那时,沈老重病住院,他正以顽强的毅力在与病魔做斗争,躺在病床上依旧不忘集邮。他专门打来电话嘱咐我:“当评审主任要认真细致,敢于负责,敢于讲真话。”虽然话语不多,但分量很重。我理解这是一个老兵对新兵的交代,是前辈对后生手把手的传帮带,是任务也是信任。沈老是北京市首届邮展委员会主任,我的第一部邮集,就是在他的具体指导帮助下,修改完成后送展的。沈老的邮集荣获过世界邮展的国家大奖,他是国际邮坛“大奖俱乐部”中的第一位中国人,有丰富的评审经验,德高品重。沈老的嘱咐也是他一贯作风和人格魅力的折射,就是做人和集邮一样实实在在。多少年来,沈老的嘱咐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激励我尽最大努力做好评审工作,不负重望。
    记得2005年初我去北京时,沈老曾突然问起“我的邮集以后该怎样处理好?”突如其来的问话和语调,让我感受到沈老真切的心情。我直言:“还是拍卖好!”沈老问:“为什么?”我说:“一是区票需要市场流通,没有流通就显示不出区票的价值,没有多少人收藏,区票就自生自灭了;二是高档邮品拍卖,可以彰显它在珍邮领域的特殊地位;三是让更多的集邮家丰富邮集和藏品,比捐给博物馆更有活力。”我的理念与一些人的先捐献、后拍卖的思维有一定的差距。沈老没说什么,表示理解了。我了解沈老,他的心里装有无人知晓的苦楚和委屈,他不愿意再无端受过。其实,沈老是大智慧,虽然他早已胸有成竹,但他仍然谦逊地希望更多地听听众人的意见,以便科学决策。
    2005年11月,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了沈老的邮集,我拍下了四件与军邮相关的邮品,当晚即打电话告诉了许老,请他第二天去看正在住院的沈老时,代为转告。以后得知,那一晚,沈老一直坐在病床上,眼睛不动,久久看着《洪流集藏》上印着的“稿”字四方连。最后,“稿”字四方连拍卖所得的款项,沈老全部捐给了他长期工作过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出人意料的决择,让我警醒,让我喝彩。
    我与沈老因集邮而相见,因相见而受益,终身难忘。沈老无愧于中国集邮大家的称号,我从心底敬佩这样的大师。他永远是一面旗帜,永远是我们的排头兵!
    我还特别要提一件集邮以外的事。1996年,我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出访法国时,参观了正在建造中的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回国后,我根据日记和拍摄的照片写了一篇短文《我看‘戴高乐’号》,发表在当年11月的《舰船杂志》上。
    记得是岁末的一个子夜,我突然接到沈老的电话,他说他从网上看到一篇写法国航母的文章,问是不是我写的。猛然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似乎感到有麻烦了。是不是我的文章里列举了国外对于要不要航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有人对号入座,不舒服了。我疑惑地回答,“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沈老说,“不是,是太好了!是不是我们要上马了?”沈老接着说,“我研究过航母,制造方面的问题还不少。”听到这里,我肃然起敬。一位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也这么热衷航母,他已经超越常人,想到了建造本身存在的技术难关,并且还思考研究攻克的问题,这是何等的卓有远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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