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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盐商与河下

2016/2/23 17:25:38    作者:张璞    阅读:4865    评论:0

 

    河下,为明清时期淮安府城西门外第一大聚落。这是一个被商人改变的地区,这群商人以经营盐业为主,他们大都来自徽州,又被称为徽州盐商。
    淮安河下地处旧时运河、黄河交汇点,在里运河的最北端,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口,在封建时期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明清时期盐漕转运中心,河下镇位于淮安西北城墙外,这里既远离淮安城内的喧嚣,与各级官署保持距离,又与城内淮安本地士绅商贾隔城墙而居,还占得了天时地利的交通地理位置,使得河下成为徽州盐商在淮南掌控淮北盐场的优越寓居之地。
    徽商来淮  定居河下
    淮安河下是里运河沿线继南端扬州之后,北端最大的徽商聚集地,他们侨寓河下经营盐业和典业,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还在这里争相建造豪华园林,有的盐商还捐钱买官,混迹于官场又驰骋于商界,过着是官是商的富贵生活。他们在这里重建家业,虽徽州家中妻室家眷齐全,但大都很少回去,他们也将河下当做了自己真正家宅的所在。徽商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淮安商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显现他们的优势,给一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下能吸引大批盐商寓居于此,是和当时的盐法改革有关。据清代王光伯的《淮安河下志》卷一·疆域中载: 
 

    明初运道仍由北闸,继运道改由城西,河下遂居黄、运之间,沙河五坝为民商转搬之所,而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及草湾徙道,河下无黄河工程。而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咸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

 

    所谓“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便是指在明代弘治年间,淮安河下人、户部尚书叶淇正式公布纳银中盐之法,即运司纳银制度,也就是商人到盐运司纳银中盐,明制称为“召商中卖”,即盐运司直接出售盐货,盐商无须再至边防纳银,而盐运司则将所卖盐价银解运至户部,由户部解边。此后,盐商只需在运司所在地纳银便可中盐,两淮地区(淮河南、淮河北地区)赴边屯垦的盐商开始回迁,以至当时朝廷最为重要的西北垦区土商也因此迁往两淮地区。正是因为如此,位于淮安城新城西门关厢的河下成为了淮北食盐必经之地,又依傍运河,大批的徽州盐商在此定居,这也带来了河下三百余载的兴盛与繁华。
    在河下定居的徽州盐商有黄、程、汪、吴、曹、叶、胡、潘、俞、姚、张等姓,其中黄姓盐商较早定居淮安河下,清代戏曲家、文学家黄钧宰在其《金壶浪墨》卷二中载道:

 

    黄氏之先,为皖南著姓,聚族于黄山。当明中叶,分支迁苏州,再徒淮阴。累世读书,科名相望,七传而至荆玉公,为明季诸生。

 

    文中“淮阴”是古时山阳旧称(即今淮安市淮安区),实际上说的就是河下。明代中期之后,黄河全面夺淮之后,因洪水泛滥,原本位于淮河之北安东县(今涟水县)的盐运分司署、盐引批验大使署被迫迁往淮河以南地区,最终选址紧靠府城西侧的河下镇,淮北巡检所也移驻至河下以西的乌沙河畔。随着盐务机关的南移,原本在淮北经营盐业的徽商也随之开始南撤,他们纷纷来河下定居,这也成为了移居河下的第一大批徽商群体。
    而除了从淮北迁至淮南的这批徽商之外,也有从扬州迁至淮安河下盐商,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赫赫有名的徽州程氏。王光伯在《淮安河下志》卷五·第宅中载道: 

 

    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传至第九世慎吾公,曰慎吾公,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家于扬。子五人,长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来公,次阿平公,次莲渡公。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


    据《淮安河下志》中所载,莲渡公即为程量越,字自远,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是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的五弟,在淮安也是颇有实力的盐商一姓。除了程量越之外,作为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的望族,程氏盐商不断迁入河下,他们定居河下之后,依靠着经营盐业过着奢靡的生活,他们也用自己的雄厚的实力,为淮安的地方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程量越出资新建育婴堂于北门府下坂,又创建紫霄宫后楼,大修前殿庑、大门,程钟建普济堂专门用于收养孤贫之人;程昌鸣重建魁星楼;程梦鼐重建河下淮渎庙,又助修新城外古红桥,创建淮安城东黄土桥等等。程氏还在河下捐银八百两,为河下铺设条石街道,修造石桥,至今尚存。
    除徽州府歙县程氏之外,汪姓在河下盐商中也是屈指可数,乾隆己酉科榜眼、礼部尚书、道光帝师汪廷珍的曾祖父便是从徽州迁淮,几代居于河下相家湾之南。此外,吴氏在河下盐商中也占据一定的地位,其后吴玉搢潜心研究六书,博通书籍,著有《山阳志遗》、《金石存》等书,成为清代著名的考据学人物。曹氏更是具有相当大的势力,且河下曹家山便是曹氏的产业之一。叶氏也是徽州盐商中的一支大姓,从歙县走出,最为出名的便是清乾隆年间扬州盐纲总商叶天赐。寓居淮安叶氏不但经营盐业,在清代后期还开过较大规模的中药铺,并与淮安南门百货行业大商贾王氏联姻,也是徽商的代表家族之一。 
    至康熙年间,河下寓居的徽商数已相当之多。据康熙三十年(1691)统计,因淮安府首县山阳历年水患而致百姓逃、亡缺丁14913。阮葵生在其《茶余客话》卷二十二中提及,当时山阳县知县“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而其中徽商既有入籍安东(今涟水县)的,也有入籍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的,还有不少仍用以徽州籍贯,并没在淮安入籍。
    文化昌盛  生活奢靡
    在当时,依靠经营盐业发达的徽州盐商们,虽然在世俗“士农工商”的观念中并不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可以确定的是,徽州盐商绝大多数是有文化的,有不少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徽州府歙县《竦塘黄氏宗谱》中就记载两淮盐商黄豹之子黄锜: 

 

    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


    由于他学识过人、熟读史书,这才被众盐商推举出来见那些难以对付的盐务官员。黄锜在与官员商谈中是“侃侃然发中要领,气劲而词温,所谘禀多见听”。他的父亲黄豹在经营两淮盐业之时,“忤豪猾,相竞斗构,讼院司”,颇受同行尊重,而这也说明了徽商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别于其他商帮。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有着雄厚实力,注重文化教育的群体,让弹丸之地河下在明清两朝走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
    程晋芳是河下盐商子弟,族谱志鈅,后名廷鐄,字鱼门,一字蕺园,祖籍徽州府歙县岑山渡。最初自高祖由歙县迁至扬州,后祖父程文阶从扬州迁居淮安,居河下乾鱼巷西。他治盐于淮,却好儒喜学,诗文、经义无所不通。他还喜爱藏书,“罄资购书五万卷”。他一生著述甚丰,已知著作就有《读诗疏笺钞》、《桂宦书目》二卷、《群书题跋》六卷、《勉行堂文集》六卷、《尚书古文解略》六卷、《蕺园诗集》十卷、《毛郑异同考》十卷、《诸经答问》十二卷、《礼记集释》二十卷、《勉行堂诗集》二十四卷、《周易知旨编》三十卷、《春秋左传翼疏》三十二卷、《尚书今文释文》四十卷。袁枚曾讲,以上这些著述仅仅是程晋芳著作的十分之三,他还曾赠诗于程晋芳,赞扬他的学问:

 

束发愔愔便苦吟, 白头才许入词林;
平生绝学都探遍, 第一诗功海样深。


    据地方志记载,从明末到清代,“河下科第极盛者莫如刘氏”,一门共走出了7名进士、12名举人、4名贡生。而和刘氏相比,程氏走出6名进士、12名举人、11名贡生、1名武举人。
    徽商的到来,带来了一方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河下繁荣。在当时,河下店铺鳞次栉比、百货聚集、舟楫停埠、商贾辐辏,十分繁华。客商的云集,商业的繁华,也带动了河下会馆的兴盛,如新安会馆、浙绍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湖北公所、江宁会馆、润州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等纷纷建起,各地商贾在各自的会馆中进行联谊、经商,互帮互助。
    如此繁荣景象,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记载道:
 

    山阳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遂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


    李元庚在《梓里待征录》中还载: 


    河下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钱行人鼎盛,甲于他处。加以河工、关务漕务生意特输(殊),有利可图。


    盐业的兴盛,还带来了河下建筑、饮食等行业的繁荣发展。富足的资本给盐商们带来了极度的物质追求和精神享受追求。他们在河下周边广筑豪宅园林,清末李元庚所著《山阳河下园亭记》以及其《编续》、《补编》中准确记载的盐商园林就超过百处,而以程氏最盛。国学大师罗振玉的外公范以煦在他的《淮壖小记》卷三中道:
   

    吾邑程氏多园林。风衣之柳衣园、菰蒲曲、籍慎堂、二杞堂也,亭之曲江楼、云起阁、白华溪曲、涵清轩也,莼江之晚甘园也,亨道人之不夜亭也,圣则之斯美堂、箓竹山房、可以园、紫来书屋也,研民之竹石山房也,溶泉之旭经堂也,蔼人之盟砚斋、茶话山房、咏歌吾庐也,曲江楼中有珠湖无尽意山房、三离晶舍、廓其有容之堂。

 

    程氏的柳衣园、菰蒲曲、荻庄在江淮间尤为盛名。乾隆年间,盐商程垲、程嗣立在柳衣园“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举行雅集,召开曲江文会,与会“曲江十子”所著《曲江楼稿》刊行后全国风行,引得四方学者争相购买。菰蒲曲的主人是盐商程嗣立,他也经常在此举行雅集,并常在园中奏演传奇戏曲。荻庄则是盐商程鉴的别业,园在萧湖中,颇有意境。有补烟亭、廓其有容之堂、平安馆、带湖草堂、绘声阁、松下清斋、华溪渔隐、小山丛桂、绿云、红雨、山居、虚游、留人等诸多胜景。其子程沆退休致仕之后,“于此宴集江南北名流,拈题刻灯,一时称胜”。袁枚曾称赞荻庄:“名花美女有来时,明月清风没逃处”。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南巡,荻庄就曾拟设为乾隆行宫,并开御宴,后因诸盐商筹款问题产生分歧而作罢。而但凡皇帝南巡,程氏都竭力安排,盐务总商程增曾三次接驾,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时在漕运总督署内看戏,其戏班便是来自于河下程氏家中。嘉庆之后,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常在此设宴,寻欢作乐,盛极一时。
    在当时,淮安的柳衣园、菰蒲曲、荻庄与扬州的马氏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程氏筱园交相呼应,成为江淮间最为著名的园林名胜,引得全国各地文人骚客纷至沓来,在这里探古访胜,饮酒作乐、吟诗作赋,藏书访学,刊刻著作。
    除了享有豪宅园林之外,盐商们的生活奢侈更是屡见不鲜。他们家资累万,生活骄奢,对吃喝特别讲究,无论是置办家宴还是招待亲友,都不惜重金。有的盐商日常吃饭厨师都要准备百余道菜供其挑选。诞生于河下的长鱼宴,将小小的鳝鱼做成风格不同的108道菜,且口味必须不同,可见当年盐商的奢侈。如此,也将淮扬菜烧制工艺推向顶峰。在当年,送“淮厨”已经成为日常商务中最好的一个交际表达方式。
    作为里运河北端最大的徽州盐商聚集地,徽商们带来了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徽派文化、风俗和淮扬文化、风俗的大融合,从今存的建筑、风俗等方面可见一斑。
    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改淮北引盐为票盐,逐步实行官绅商民纳税运盐,盐商的专卖、垄断地位被彻底打破,盐业生意逐步无利可图、一蹶不振。在这样的局面下,盐业带来的河下镇繁荣景象开始衰败,王光伯在《淮安河下志》卷三·义举中写道: 

 

    河下自盐务改道,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

 
    河下,因为明代盐业“召商中卖”制度而兴盛,最终又因清末“引盐改票”制度而又慢慢地衰落下去,而经营盐业的这个群体,正是赫赫有名的徽州盐商。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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