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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府城池建造沿革

2016-4-5 13:45:52    作者:毛鼎来    阅读:1817    评论:0

    淮安城形成始末
    古代淮城的形成,得从吴王夫差说起。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统兵伐齐,为解决运兵屯饷的问题,从邗城起引长江水,出射阳湖后向西北折向淮滨,止于末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邗沟。因“沟水高,淮水低”,因而舟船至末口无法入淮。于是夫差命士卒“筑堰于北辰”,车坝入淮。后过往客商南来北往,均在此盘坝入淮,使得当地的经济、人口、市容得到逐步的发展。到了秦汉之际,此处已形成为一个大邑。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后,淮安始设县,名为淮阴。汉元狩六年(前117),境内又置射阳县,当时淮安县的前身山阳县(包括北辰堰)为其境内的一个大镇。东晋时始分立山阳郡,山阳县与射阳县并立。
    晋隆和二年(363)十二月,庾希镇山阳,可见当时山阳已是一座城了。
    东晋义熙二年(406),诸葛长民从青州调任来镇守山阳,曾曰:“此蕃十载,衅故相袭,城池崩毁,不闻鸡犬,抄掠滋甚,乃还镇京口”,可见在这之前,山阳就已是一个城池了。东晋义熙七年(411)设山阳郡时,此处就成为山阳的郡县的治所了。后射阳县被废,山阳便兼有其境。
    隋唐时期,改变了山阳郡的建制,把郡改为州。隋开皇十二年(592)“置楚州”,唐武德八年(625)再次定名楚州。唐上元二年(675),地方官对楚州城进行了一次修葺,又于唐大中十四年(860)进行了局部维修,重修南门,包以砖壁,并建城楼,御史中丞李荀为此撰写了“修楚州城南门记”。大诗人白居易在《赠楚州郭使君》一诗中描绘了当时楚州城的状况:“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歌诗落笔头。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当家美事推身上,何啻林宗与细侯。”中唐时期的诗人、淮安人赵嘏在其《忆山阳》诗中亦描绘了自己的居宅所在,和当时淮城的优美景色:“家在枚皋旧宅边,竹轩晴与楚陂连,芰荷香绕垂鞭袖,杨柳风横弄笛船,城凝十洲烟岛路,寺临千顷夕阳川。可怜时节堪归去,花落猿啼又一年。”
    到了宋代,因“宋金交争,此为重镇”,朝廷对楚州城的营建较以前就重视多了,北宋大诗人、淮安人张耒在《楚城晓望》一诗中曾描绘了当时淮城的景象:“鼓角凌虚雉堞牢,晚天如鉴绝秋毫,山川摇落霜华重,风日清时雁字高”。但由于南宋封建王朝的腐败,国力日衰,这时,楚州水利失修,土地荒芜,连年歉收,人民处在水火之中,当时的楚州城也就显得十分孤寂荒凉。此时郡守“吴曦与都统刘超合谋,欲彻城移他所”,楚州通判李大性谓“楚城实晋……所筑,最坚,奈何以脆薄易坚厚乎,力持不可,城得不移”。楚州知州陈敏言:“楚州为南北襟喉,(宋金)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颍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入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得达”,“今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于是他将楚州城“重加修葺”,“于土城内外抹上石灰,加以保护,北使过,观其雉堞坚新,号银铸城”。由于宋时楚州城为土筑,因而于“嘉定初复圮”。嘉定九年(1216)郡守应纯之和郡守赵仲两次对城池进行“填塞洼坎、浚池、泄水”,从而使得“城益完固”。
    到了元至正年间,“江淮兵乱”,守臣才“因土城之旧,稍加补筑,防守”。因旧城的残破,元末将领张士诚的部将史文炳镇守淮城时,于“旧城北一里许”另建了新城。这是因为:一、旧城毁掉重建,工程量大;将旧城彻底修葺,工程亦很艰巨。建新城,坚固易守。二、元代在北京建大都为首都,为了漕运南方的贡赋米粮,曾疏通了南北大运河。当时的运河是经旧城北面的北辰堰之末口,盘五坝北接淮河,使得当时北辰堰一带工商业者和南来北往的客商集聚,市井繁荣。因此,史文炳“筑土城临淮”,这就是新城。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空前强化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空前发展的时期。由于淮安东临黄海,西接江淮平原,北有淮泗两条大河,西南有白马湖,东南有射阳湖,古邗沟(大运河)临城而过,境内虽没有高山峻岭,却能控制南北交通和东西往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明清时期在淮安设立了漕运督院,统管全国的漕运。所以,淮安的历任郡守都非常重视对淮城的建造,多次进行了改造和扩建。明初对淮安旧城进行了“增修,包以砖壁,周置楼橹”,正德十三年(1518)漕运总督丛兰和知府薛■重新对新城进行了修缮。隆庆年间(1567~1572)漕运总督王宗沐建西门城楼,“额曰望远”。万历三十三年(1605)“倭乱,边海戒严”,为防倭寇,府事推官曹于汴“添建敌台四座”。崇祯年间漕运总督朱大典遍修三城。清代康熙初漕运总督林起龙“修缮城池,增治楼橹”。漕运总督邵甘、董讷又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重建了西门城楼和南门城楼。乾隆六年(1741)由督抚题准,一次就“发银四千余两,饬(山阳)知县沈光增承修”。乾隆九年(1744)山阳知县金秉祚“清帑修理三城墙垣”,“于各门添兵堡营房”。道光年间漕督周天爵“建西、南二城楼”,“新建炮台二,重建过街楼四”,“及东、北二城楼”,并增建了“北城圈”。咸丰、同治年间又加以修补,并于“东城建敌楼一所”,同治十二年(1873)漕运总督文彬又重建了西门楼,对旧城进行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修缮。
    新城为元末史文炳守淮时所筑,原为土城,明洪武十年(1377)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筑之”。永乐二十一年(1423)又进行了“增筑、门上建楼”。正德二年(1507)总兵郭鋐、隆庆五年(1571)知府陈文烛分别对新城加以修葺。万历二十三年(1595)淮安府推官曹于汴又“添设敌台四座”。清乾隆十一年(1746)督抚题准一次就“发帑银二万五千七百余两”,由山阳知县金秉祚“承修,里墙戗土,加帮宽厚”,修好了新城,“亦旧城铺车之助也”。
    新旧二城之间,“本为运道”、“皆昔粮船屯集之所”,因黄河北涉,运道改由城西,此处逐渐淤塞,多为湖泊之地。明嘉靖年间,日本海盗猖獗,两次侵扰淮安。淮安当时有两座城,即新城和旧城,两城互不相连,中间隔有一条狭长的空地,有一条大河从中流过,它本是漕运的通道,即大运河的一段,运河改道城西以后,它的两岸仍很繁华。因为闹倭寇,而变得十分萧条。两城相距不远,对过相望,保卫起来战线长,兵力分散,因此,沈坤建议,从东西两头增筑城墙,将新旧两城连结起来,防倭时可以统一部署兵力,南北呼应,首尾相连。这个建议立即得漕运总督章焕的赞成。嘉靖三十九年(1560)“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由“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由“旧城西北隅接新城西南隅”,联贯了新旧二城,这就是联城,俗称夹城。章焕又给它命了一个美名“玉带城”。从此三城联成一体,使淮安三城环环相接的特殊的古城结构得以完成定型并保存下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倭寇屡犯,漕运总督李戴将联城“加高厚”。二十三年(1595)府事推官曹于汴又“添设敌台四座”清乾隆九年(1744)督抚题准“发银六千八百余两”,由知县金秉祚承修。明万历已酉年(1609)举人张泰独(一作莲烛)在《远心园怀古》一诗中写出了当时联城的景象,诗曰:“东北隅通万斛舟,居人鳞集纸房头。筑城改运成荒圃,辟地为园得倚楼。伍祖祠联水月寺,射阳湖接菊花沟。无边陈迹俱难问,惟有听鹂载酒游。”
    联城的建造,使得淮安的旧城、新城、联城连为一体,这种三城并列的格局在我国建城史上是不多的,在世界建城史上亦是罕见的。淮安城建造如此规模,历经数代,建城所用的城砖也属于各个不同的朝代,共达七十余种。至此,古代淮城的规模也就达到了发展史上的顶峰。 
    淮安城的城市布局
    邗沟及隋代大运河的开凿,使淮安成为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和控制江淮平原的军事重镇。清代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次经过淮安,写了许多描写淮安的诗篇,他在诗中写道:“汉淮阴是晋山阳”,“始营猷忆晋,重筑更传张,滨运接南北,临淮谨御防”,“郡城临清淮,蜿蜓耸堞雉。土堤与城齐,一线束流水”,“南北咽喉扼,城郭不可改”,道明淮城的状况和地理位置的重要。
    老城“周长十一里,高三十尺”,原有城门五座。“东曰观风,南曰迎远,西曰望云,北曰朝宗”,在西门稍北一些“旧有门曰清风,元兵渡淮时,守臣孙虎臣塞之”,后来东城门更名曰瞻岱门,南城门更名曰迎薰门,西城门更名曰庆成门,北城门更名曰承恩门。四城门匾额皆为清代书法家周木斋所书。“四门皆有子城”,旨在加强城门的防御能力,“城上大楼四座,角楼三座,窝铺五十三座,雉堞二千九百六十垛”。
    老城内街道坊巷的布局是中国封建时代城市街道坊巷布局的标准格式。明清时期,漕运督院在淮城的正中心,以显示封建体制的尊荣,在它的门前是一条从青龙桥至西长街的东西大街,叫:漕院前街,后来西段名为响铺街,东段名为院东街,现名为镇淮楼东、西路。接漕院前街西头从西长街往西至西门为西门街。东门街,则是自东门至西经过淮安府署门前直抵西城墙的东西大街,现名为东门大街。县前街,在山阳县署前,东自东长街,西至城隅,现名为县东街和县西街。中长街,它的南端自南门穿过谯楼(镇淮楼)直至漕运督院门前,就是现今的南门大街;中段自漕运总督署稍西向北为上坂街;北端自上坂街北的府市口直至北门称北门大街,现今直至新城的礼字坝,均名为北门大街。在中长街的东西两侧,又辟两条南北干道,称为东长街和西长街。这样南北三条,东西三条干道,把淮安旧城分成了棋盘格式的街道布局,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对城市发展的特殊影响的具体表现。
    新城周长“七里零二十丈,高二丈八尺,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三百三十四丈”,有城门五座:“东曰望洋,西曰览远,南曰迎薰、北曰洪极,门各有楼”,在大北门的西边有小北门,叫戴辰门,东西有子城,有角楼四座,“窝铺四十八座,雉堞千二百垛”。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城高一丈四五尺不等,后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城楼大小四座”,东南城门曰天衢门,东北城门曰阜成门,久塞,西南城门曰平成门,西北城门亦曰天衢门,“雉堞六百二十垛”。
    三城共有水关九处,旧城有三处,西水关在西门南面,现名为矶心闸,“旧通舟楫,可达西湖(即管家湖)”,自明代嘉靖年间,“运道改由城西,始即其处建响水闸,引运水入城”。旧城北水关在北门稍西处,可通小舟(周恩来总理生前回忆幼时从城里坐小船到河下,即经此水关)。旧有石槽五层,可以下板,以防水患和盗贼。在旧城东南隅的水关叫巽关,明天启年间知府宋祖舜采士民公议开凿,“引宝带河水入城,明末堵闭”。后在清代雍正四年(1726)漕运总督张大有始行开放。新城水关有二处,北水关即古末口,“自北辰堰筑而末口变为古闸,自新城筑而石闸变为北水关”;新城南门西面为南水关。联城旧有水关四个,其东南水关亦曰巽关,在清同治以前就已塞了。
    淮城内的河渠旧有两条:一条叫市河,一条叫文渠,现今通称为文渠,是贯串旧城、联城、新城的城内河流。原分别由响水闸(旧西水关)引运河水入城和由旧城巽关引宝带河水入城。现只是由西水关矶心闸引运河水入城,分别出旧城北水关,由联城入新城,出新城而后东入涧河;出巽关经龙光闸也入涧河。
    水关和河渠在淮安城市发展史上曾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引运河水,流贯城内四方,使三城可以“内外通舟,洩三城水”。因此被称为“一郡风气,血脉所关”。 
    淮安城的综合防御系统
    在群雄逐鹿的动乱时代,淮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如吴王夫差三次过淮,率兵北上争霸;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曾驻军于此,两晋南北朝时,祖逖、桓温、谢玄、石勤、刘裕、庾希、诸葛长民等皆率兵驻守过淮安;五代时周世宗柴荣讨南唐,攻楚州四十天方克;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宗和夫人梁红玉镇守淮安,“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元末张士诚攻克淮安,第二年被朱元璋大将徐达、常遇春赶走,朱元璋封大将华云龙为淮安侯,镇守淮安;明代嘉靖间倭寇犯境,被淮扬巡抚李遂和居丧乡里的状元沈坤率军民歼于县东南;民族英难史可法镇守过淮安。明清两代,淮安都设有总督、巡抚和总兵府,以及淮安、大河两卫,驻重兵把守。这些都和淮安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城市结构所分不开的。
    淮安城三城并列,构造独特,除有坚固的城墙外,还因为它有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淮城位于中心,能屯兵储粮,便于长期坚守。在淮城的外围不但有宽深的护城濠河、高耸的护城岗,而且又在河下、河北、下关、龙光阁、运河东堤等处筑有围砦,因此淮城坚不可摧。
    三城总濠于明代始建。明以前旧城是以自然河流、湖泊和运河作为城濠。明洪武以前,淮城“北枕黄河,西凭湖水,运河自南而东而北行于新旧二城之间,故黄、湖、运皆城壕也”。后来由于新城和联城的兴建,三城联为一体了,旧城东北和新城北面没有城濠,于是在明万历年间“重加开睿”城东北濠河。明崇祯四年(1631),漕运总督李待问牵头由“道府而下”各级官府“醵金助役”,共用银二千三百余两。“浚旧城东门外濠河”,“开新城北门外濠河”,“三城水势,始得环绕”。三城濠河“总长两千四百四十二丈五尺,口阔四丈,底宽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共设吊桥三座”。这条城壕在明清两代始终发挥着护城的重要作用。
    明清两代,除了沿城周围挑濬濠河外,又在旧城“东南数十步”,“迤逦而北”修造了护城长堤,史称“护城岗”。从明代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因此地势本高,加筑长堤护城”,到清代道光年间,多次重修,“以防淮黄泛溢”。明崇祯二年(1636)漕运总督朱大典又在南门护城岗上建“龙光阁”,以壮文峰,其门西向,与西北文通塔相应。由于护城岗对淮城起着保护作用,从明清两代,直到民国年间还有人记颂它的历史功绩:“曲曲护城岗,淮黄水患防,逶迤南北亘,杰阁镇龙光”。
    围砦则为“并小村为大村,筑垒距守”,“凭险筑砦”。在淮城周围的围砦有:①“西门外长圩”,“筑于运河东堤,南起下一铺(今城南粮库附近),北至北角楼”;②新城东北角,“城东下关圩”;③“旧城南环龙光阁”,城东南门圩;④河北圩(今淮城镇城郊社区);⑤河下圩(在今淮城镇河下社区)。传说城里与围砦之间有暗沟相通,可以秘密运动兵力,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将领们在城中可综观形势,指挥作战。当敌攻打围砦时,主城可以支援围砦,当敌进攻主城时,外圩砦可以阻击,相互依托,既有灵活性,又具有机动性,能伸能缩,亦张亦弛,加之城外四周有河湖障碍,因此淮城坚不可摧,享有“铁打的淮城”之美誉。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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