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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监督冒广生

2016/5/30 9:57:36    作者:卢顺贞    阅读:4321    评论:0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冒氏为如皋大族,书香门第,明末清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江苏名园水绘园主冒辟疆是他的祖辈,冒辟疆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冒广生先后曾任瓯海(温州)、镇江、淮安等监督,是《淮关小志》《钵池山志》的编写者。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市长特地聘任他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
  1889年冒广生历县、州、院三试皆列第一,1894年被录取为举人。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即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朋友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卢梭是法国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统治,主张自由平等,建立公民的社会。因此,清王朝保守势力视其学说为洪水猛兽)。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无力挽回局面,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
  1900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著名文言文翻译家林琴南同事,又同拜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
  1911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1913年赴温州(古名永嘉)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名胜王谢祠、诗传阁,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唐以来与温有关的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还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简要梳理与考证了古代戏曲的发展史,简介了戏曲中的角色、器乐、道具等,这是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
  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为镇江海关监督。业余时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元代年号133-1334年)镇江志》。该志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为繁荣地方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20年8月,他又调淮安,任淮关监督,至1922年初因母亲逝世而去职。一年多的主政期间,他为淮安和板闸做了众多为人乐道之事,特别是从老家请来了大量的刻工,自费刊刻了《楚州丛书》第1集24种。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楚州人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4种。其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足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淮人感念冒广生的政绩和功德,欲建生祠,被其拒绝。后来板闸乡绅、商学等只好联名勒石铭其功绩,有《淮安关监督冒公德政碑记》传世。根据《碑记》记载,板闸自古是南北要冲,为历代榷使驻节之地。民国以后,板闸的地位一落千丈,“民生困苦,商业萧条,地方公益之无人过问”,“凋残实甚”。初来淮关任职的冒广生目睹了板闸的惨淡景象,时常对地方父老说:“地方事虽非己职,然我为榷使,驻守于兹,不忍作局外观也。”冒广生有感“魁楼之毁,震气不收,为镇之一大缺陷”,遂“力谋重建”,于是在魁星楼基础上重建观音阁。工程历时45天,“费缗二千串”,而这些钱均为冒广生出资。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四处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院委员一职。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他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社会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他关心地询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出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就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他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老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领导人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他家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凉风,还是关上的好。”然后拉开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他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李纯死后就辞官赋闲了。
  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二十年1894)举人,他是丁酉(二十三年1897)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作了解答后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二人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游泳池旁帐篷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帐篷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地说“拜读”。恰巧朱德委员长来会毛主席,主席介绍了冒老与之相见,冒老不禁拱手说:“老朽此生得见两位大英雄,曷(何)胜蒙幸。”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老坦言说:“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但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会议,皆因病未能成行。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堪称文坛佳话。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墓地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的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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