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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出生绍兴之说经不起推敲

2017-8-9 10:25:01    作者:秦九凤    阅读:341    评论:0

    到历史文化名城绍兴,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去参观周恩来祖居。祖居内除了布展有各种实物图片,居然还有周恩来出生的房间和(周恩来的)二妈、三妈的住房,这令我们颇为惊诧。
    绍兴名人故居管理处主任汤晓蕾女士向我们介绍说,一次一位来自淮安的女同志在听到讲解员介绍周总理出生在绍兴时,开口就骂,直到把我们讲解员骂哭了也没停下来。
    骂人是不值得提倡的,骂也解决不了问题、骂还损我们淮安人的形象。我想责任还在于我们这些专门研究周恩来的人。现在笔者就绍兴方面说周恩来出生在绍兴的几个“证据”发表些许自己的浅见,希望能以正视听。文中引号中仿宋体的文字都是绍兴方面宣传出来的话。
    证据之一说,“1942年2月至8月,周贻能老人与当时一同住在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招待所的湘鄂边特委负责人张泽生的谈话中,多次谈及周家生活、渊源,多次讲到周恩来出生在绍兴一事。”
    周贻能是周恩来的生身父亲,他谱名周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本来,生父是最知道儿子出生地的,无须研究,争论。”
    这里说得很自然,好像天衣无缝,可是,我只能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地地道道的编造。理由如下:
    当年周恩来他们在重庆工作时,只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是公开活动,当然,特务的跟踪、监视是少不了的。其他人员基本上都是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和工作,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就这样,还有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特务找借口抓去吊打、刑讯的。因此,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和同志们的安全,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对地下工作者的规定更为严格:凡是到南方局开会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律不得外出走动;不得与自己单线联系人之外的任何人有接触;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开会也在一起的人也不得互相问讯其真名实姓。作为地下特委负责人的张泽生怎么可能与周恩来父亲“多次”在一起,又“多次”谈话呢?
    张泽生说是“1942年2月至8月间”。这段时间,周贻能老人是在《新华日报》的仓库那里看仓库的。这个仓库里存放的主要是白报纸,报社的小卡车是经常来拉纸的,而仓库与招待所并不在一起。2003年4月笔者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孙志慧同志通电话时,孙告知我说,新华日报的仓库设在下土湾,而南方局招待所设在红岩村。这两个地方有相当远的距离,他们根本不可能像现在那样可以互相走动的。以周贻能而言,他年事已高,忠于职守,而这个仓库就只有他一个人看管,所以他不会丢下他自己管理仓库的任务而走到招待所来;以张泽生而言,也不可能让他随意走到仓库那儿去,因为出了事,他自己的生命是小事,党的事业将要受损失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得不考虑的事。还有,当时的南方局在红岩村,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市区内的曾家岩50号,那里是没有招待所的。
    张泽生回忆的是1942年2月至8月这段时间。事实上,周贻能老先生1942年7月初即患重病,7月10日晚就已病逝,张泽生居然对周贻能去世没有记忆,而且还能和老人相处到8月份,岂非天大笑话!不是编造又是什么呢?
    据看过张泽生的这段回忆录相的周恩来嫡亲侄女、周恩来研究专家周秉宜女士2003年3月1日在淮安周恩来故居对笔者说:“如果张泽生真的能和老爷子(指周贻能)在一起喝酒,就有可能是张泽生问周恩来在哪儿出生时,老爷子听成了问他自己。因为他那么大岁数了,又喝了几杯酒,听错了也就回答错了。”我想,就权当是周秉宜同志的这个假设吧。事实上,在蒋介石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斗争环境下,张泽生却能违反纪律而又有闲情谈我们党的一个领导人出生地,周家生活及渊源,并且“多次”谈这些问题,这些话只能说给当代人听,凡是当年革命队伍里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是谁也不相信的。还有搞地下斗争是绝对不许随便饮酒的,张泽生居然能没事和周贻能“经常”在一起对饮几盅?
    “证据”之二说“1946年5月2日青年记者曾敏之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后,写了《谈判谈老了周恩来》一文刊登在当时重庆《新生代》周刊上。篇首写到‘在出产绍兴师爷的绍兴,周恩来脱离母体而睁眼开始接触了大千世界。’”于是,绍兴方面就此断言,“此文章发表后,周恩来是看到的,但他没有要求作者予以更正。”也就是说,周恩来看到说他出生在绍兴的文章而并未叫《新生代》杂志社更正,也就等于他承认自己是在绍兴出生的。
    这个“断言”成立吗?我敢负责任地说,周恩来绝对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在写周恩来童年与家世时,错误多到十几处。诸如“当他(周恩来)四岁时,他的生母就抛弃了他”这样有损周恩来母亲形象,而且完全违背史实的说法都出现在曾敏之的文中。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的周恩来,如果他地下有知,也要痛加斥责。
    再者绍兴方面说周恩来看到了《新生代》发表的这篇文章。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绍兴人根本没有全文读过曾敏之的文章。因为该文快结束时,周恩来“沉重地说:明天我要去南京继续为东北和平继续与政府谈判了。”也就是说,周恩来接受曾敏之采访后的第二天就从重庆飞赴南京了。他当时既为东北战事,又为黄河堵口归道等大事日夜操劳,怎么可能看到远在重庆出版的《新生代》周刊呢?而且,如果他真的看到母亲抛弃他的话他能置之不理吗?
    另外绍兴方面的两个副证就更不能成立了。因为1938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武汉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讲话里说的“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在绍兴城的周家。”于是绍兴方面就说周恩来自己说他“出身(生)”在绍兴。在这里, “出身”显然不等同于“出生”。更为荒唐的是,周恩来为了不让人到我们淮安他的旧居参观,曾于1958年6月29日写信给淮安县委说,“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出生的房屋”。这是周恩来为了不让他的诞生地被人去参观而做的谦逊之举,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绍兴方面据此说周恩来这里是在“否认”他出生在淮安,未免贻笑大方。
    绍兴方面还编造了一个周恩来生在绍兴的故事,则更是站不住脚。
    绍兴方面说,周贻能先生曾在绍兴和他的舅表叔鲁小和学师爷。学师爷一般都是“学幕三年,再跟幕三年,然后才满师单干。这样,周贻能先生一共在绍兴待了六年时间,所以在绍兴生了周恩来。”周家迁居淮安是公元1839年,即清代道光19年,不是绍兴人说的1878年,被整整少说39年;周家的淮安住宅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和叔曾祖父周光勳、周光焘兄弟俩买的,不是周恩来祖父周骏龙和二伯祖父周骏昂所买,被整整少说了一代人。周家当年买淮安房子的房契还在,笔者有幸于1999年9月2日下午在南京周尔辉处曾目睹了此一珍贵文物。按照这张房契推算,周恩来祖父周骏龙先生也是周家在淮安买房定居五年之后才出生的。到周恩来出生时,周家在淮安已定居59年,历四代人,怎么还会返绍兴生周恩来呢?绍兴方面说周贻能先生在老家绍兴跟表叔大师爷鲁小和学做师爷这是事实,可是周贻能因忠厚老实,师爷并未学成。一个未学成师爷的人会在绍兴生活六年吗?一个学师爷的人分文收入没有,还能拖家带口地生活在绍兴吗?后来周贻能在妻子去世后,因达不到周恩来外婆张氏提出的丧葬规格而无钱下葬,将妻子的棺椁厝于庵中28年,然后一个人在外谋生,而周恩来三兄弟却一直居于淮安,并未跟在周贻能身边。其实这件事绍兴学者比我们淮安人还清楚,却故意回避此一史实。
    证据之三还说,“有周恩来研究专家分析说,1898年初,周恩来祖父在淮安病故,其祖母返回绍兴过年,因当时周恩来祖母鲁氏已经年老,从淮安返绍兴,有千里之遥,必须有人陪同,而长子正游幕在外,唯有次子周贻能及次媳万冬儿陪同返绍。此时,万冬儿已身怀六甲,临产在即,不可能再远旅。不久,即1898年3月5日,她生下了长子——周恩来。”
    这一编造看似也很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并冠以“周恩来研究专家分析”,真好象是确实无疑的了。而笔者读了,却感到一钱不值。因为周恩来自己说过,他出生在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也就是说,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周家办事都必须按照封建礼俗办理,不得越雷池半步。而封建礼俗里有一条大礼:守孝。即父母去世后,他们的子女必须回家为之守孝,守孝要满三年(头尾连算)。在封建社会里,妻子是属于丈夫的,丈夫死了,她也得守孝。在守孝期间,绝对不允许外出。男人不得理发,连夫妻(儿子和儿媳)也不得同房;女人不得穿艳装,不得涂脂粉,不得戴花,连扎根红头绳都决不允许!周攀龙作为一个正五品知州,他去世后妻子儿女怎么能弃孝离家呢?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啊!而且,“长子在外游幕”就可以不回家守孝吗?当时的平民家庭也不可能。再者,笔者是土生土长的淮安人,淮安风俗对于怀孕生孩子的妇女管得极严,根本不许出门,更不用说出远门了。因为孩子生于别人家是不吉利的大事,谁家也不允许。淮剧“车棚产子”等就是因此风俗而编唱的。淮安当时生了孩子未满月的妇女还被称作“红人”。“红人”如果岔错门槛误进了别人家,那可不是赔礼道歉的小事。那得买猪三牲、请道士、道童作法事拜天谢地,祈求原谅的大事,谁敢违背啊!说得再实在些,即使周恩来祖母要回绍兴娘家,周恩来父亲又怎么能让“身怀六甲、临产在即”的妻子陪他去千里之外的绍兴呢?在路上生了怎么办?以那时的医疗条件,谁敢冒这样的风险?所以我希望有关研究周恩来家世的“专家”们还要学一学封建礼俗,知道当时历史情况,否则就闹成笑话了。这不,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乳讳”也是约定俗成、大家都自觉遵守的。绍兴方面的学者对周恩来的生母不是称“万太君”、“万太夫人”和“万氏”,却左一个“万冬儿”、右一个“万冬儿”。这本身就是极不严肃和极欠尊重的行为。相信他们平常也断不会经常称呼自己父母、爷爷奶奶的小名吧?实际上,周恩来祖父到底何时病故的,周家没有记载,研究界也无定论,绍兴方面却说他“1898年初”病故,本身这就是极不严谨的。
    关于“二妈”、“三妈”的住房也是极其荒唐。
    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光绪甲午科(公元1895年)第107名举人,中举后曾在河南、河北一带为官,曾是保定府候补知府。他先娶淮安人高氏为妻,不久即去世,又娶淮安人王氏。王氏患有精神病,后来周家就瞒着世人,又娶程仪贞为正妻,将王氏丢在驸马巷老宅,被后代们喊为“痴二奶”,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在淮安去世,而程仪贞则一直随夫生活,晚年在上海病故。
    周恩来三伯父周济渠,是位有学问,工书法的“老夫子”。他先娶淮安人曹氏为妻。曹氏在结婚不到二年即病故。又续娶了当时任奉天(今辽宁)右参赞(相当于今副省长)钱能训之妹钱馥兰为妻。周济渠一直在东北工作,妻子也一直陪伴在身边。1933年周济渠病逝于汉口。这兄弟俩又怎么会到绍兴去安顿家属呢?
    周恩来的诞生地可以见诸于他生前所填写的所有档案记录,笔者随手可列举他自己从青少年到成年的几个重要史实。
    “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
    这是周恩来十六岁时在天津写的《射阳忆旧》里的一句话。
    “我便生在淮安,那是1898年。”
    这是周恩来1946年9月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在南京的谈话。
    “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
    这是周恩来1964年8月2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对亲属的谈话, 此件是经周恩来嫡长侄女周秉德记录,并由邓颖超亲笔阅改的一份从未公开过的珍贵史料——《七伯谈家史》。
    一个改变伟人周恩来诞生地的新说法必须要有重大的史实证据,决不能凭个别人模糊的回忆,绍兴人这样的新说法实在是不严肃且经不住一点推敲的,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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