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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驿与淮阴递运所

2016-5-3 11:14:35    作者:刘怀玉    阅读:1955    评论:0

由淮阴驿发出的公文信函

 

    驿起始于人类早期,当时称之为邮驿,主要是用于交通信息的,历代有过不同的名称,到了明清时代则称驿站。当时除驿站以外,还设有业务类似并与之并行的递运所和急递铺,总称驿递。政府规定给它们的任务是“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传送朝廷给各地的诏令,地方给朝廷的报告奏章,是驿站的本职工作。遇有战事,军情旁午,有的信息要加急飞报,如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也是由驿站、急递铺传递。因为驿站有补充传递人员的住宿、给养、工具、资金的功能,又都设在水陆要道之上,因而又有着接待官员、递送使客的任务。传送给皇上的贡品,转运军需物资,则是递运所的事。因为这些机构的工作性质相近,所以它们都设在同一个地点,一般都相邻挨着,统称递运。明代淮安府有7个驿站:在山阳县的叫淮阴驿,清河县的叫清口驿,桃源县的叫桃源驿、古城驿,宿迁县的叫钟吾驿,邳州的叫直河驿、下邳驿。此外,还曾有过一些驿站,后来被撤销改为巡检司了,《明会典》卷145“驿运一”还记载,明代在河下那儿也曾设过驿站,叫满浦驿,不知是什么时候撤销的。
    明代淮阴驿属于“府属官”,淮阴驿不但是首县山阳县的驿站,也是淮安府的驿站。依以地名命名机构名称的惯例,设在这里的驿站应当称山阳驿或淮安驿才是。为什么称之为淮阴驿呢?主要因为山阳在秦汉时代本淮阴县地,唐代一度又称淮阴郡,元、明、清时代又无淮阴县,其地合并在山阳县境内,所以明清时代淮安府、山阳县又经常自称为淮阴。设在山阳城内的书院称淮阴书院,建在城内的山阳龙兴寺又称淮阴龙兴寺。山阳人也常以淮阴人自居,署名时往往自称“淮阴某某”。设在山阳的驿站称为淮阴驿,也是同一习惯的做法。
    淮阴驿的管理系统及其地位
    驿站是封建国家的一个通信、交通、军用物资运输的系统。它具有军事战略意义,是国家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它上面属于兵部车驾司管理,在省一级则属于负责司法的按察使司管,按察使司有若干副使道台,由驿盐道掌管。天启淮安府志卷五秩官志二记载:淮安府设“清军同知一员,管清军驿传马政,驻扎本府。万历八年移驻甘罗城,兼管清河、桃源并山阳、高加堰、柳浦等河。十一年复驻本府,专管清军驿传马政等处。”清代中期将多数驿站交给地方,清雍正九年(1731),淮安府范围内的驿站大都交给了地方,如清口驿划归了清河县,淮阴驿则划归淮安府和山阳县,由府县官员负责。而从垂直系统来说,上面仍属原来的条条管理。
    驿站的具体负责人叫驿丞,他的任务《明史》卷75志第51《职官四》规定:“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清代也是如此。他的工作任务很重,但官很卑微,为“未入流”,是排在九品十八级以外。小归小,但他仍属于政府官员中的一部分。明代张萱《西园集》记载,当时人说,“秩莫卑于驿官,事莫纷于邮务。”另有人将衙门内的小官吏分为酸、甜、苦、辣几类,驿丞就属于“苦”官。因为他是侍候人的苦差使,被人视为下贱之役,甚至不把他当人看待。服务稍有不周,甚至不能满足无理要求,就要受到过往官员的打骂,甚至被打死。
    明代经常将贬官充当此任。《明史》卷137列传第25记载:“徐宗实,名垕,以字行,黄岩人。少颖悟。笃于学。洪武中,被荐,除铜陵簿。请告迎养,忤帝意,谪戍淮阴驿。”后来,朱元璋的一个女儿选中胡海的儿子为驸马,并为之选择老师。当时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便又想起徐宗实来,于是就将他调回充任。这说明驿丞中也曾有过有学问而且有铮铮铁骨的人。清代皇帝可没有这个雅量,很是瞧不起这一职位。雍正六年,规定满族人不得担当驿丞一职,以显示满人的高贵。这有着明显的种族歧视。
    但是,还是有人把做驿丞当做一回正经事。明代正德年间,广西全州人陈仲信谋到淮阴驿驿丞这一差使,他的亲朋好友还为他庆贺了一番。他的堂妹婿蒋冕,后来官至首輔,即第一宰相。当时他还正儿八经为陈仲信写了一篇《送陈仲信丞淮阴驿序》,说这个行当不好干,“有舟揖舆马之需,有糜饩刍秣之给,有舍馆供张之办。又况酬应之际,得之此或失之彼,誉于前或毁于后,安能百发而百当,欲职业之修盖亦难矣。”要他好好干,不给家人前辈丢脸,而陈仲信听了好像也高兴。不久陈即死了,蒋冕又给他写了一篇《祭陈仲信文》,说“淮阴会合,曾几日月?孰云于今,终古之别。堂留遗像,不忍仰观。”不知陈仲信是死在淮阴驿任上,还是在别处。但确有官员死在淮阴驿的。萧镃《邹公来学墓志铭》说,明代“景泰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邹公巡抚苏松诸郡,还京,至淮阴驿,以疾卒,年五十有五。”
    尽管陈仲信把驿丞当一堂官做,但还是有人千方百计要跳出这个行当。其出路之一就是参加科举考试,颇类今天跳槽者或者想改变自己工作状况者的做法。
    驿站的弊端
    朝廷设立驿站,主要是为国家与皇帝服务的,大臣有公务也可以利用驿站,享受公费出差,吃喝住行都有人买单,并有人伺候。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乘传”,或者叫“乘驿”。但是规格待遇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同等级的官员有不同的标准。驿站大大方便了官府和朝廷,同时也产生许多弊病。来往过客尤其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的骚扰,驿站人员胡作非为,是地方官最为头疼的事情。有些人倚官仗势,要超标准接待,甚至利用驿递传送私人物品。明太祖曾因此杀了两个驸马,惩处了一些大臣。当时风气好了一些,但后来仍旧不行。来往官员经过,仍有许多陋规,“送下程”就是一种。所谓“送下程”就是给经过驿站的官员送礼,大到真金白银的“路费”,小到吃的饭菜。据《漕船志》卷7记载,管理清江造船厂的工部主事,固定享受淮阴驿的特殊待遇:“每日淮阴驿例该送廪给米五升,下程小菜一分。”后来经过新到任的工部主事陈君焕的报告革除,淮阴驿才免了这一额外麻烦。
    即使是国家公务,使用驿站也是有节制的。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辛亥,在淮安总理漕务侍郎巴格三年差满,他标下的员兵也到期了,请求调换岗位。康熙皇帝认为“更换往返,滋扰驿递”,不予批准。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漕运总督张大有奏请恩准他派家人骑驿马向皇帝送奏折,遭到驳斥。雍正帝亲自批示:“不但不当骑驿马,可以不必频奏,到天津、通州光景,朕约略可知,不必徒劳驿站”。
    淮阴驿的位置
    据正德《淮安府志》记载,明代初年,淮阴驿原址在“郡城望云门外,官河西岸。”望云门即西门,官河即大运河。洪武三年(1370),知府姚斌开通菊花沟,取水陆路便,一度搬迁到新城东北菊花沟上。菊花沟即涧河,此段涧河本是邗沟即古运河的一部分,特别是筑了新城以后,当年南北通行均由此向北通向淮河而北上。正德、天启、乾隆等府志在“下关渡”条下均说:“下关渡,旧淮阴驿后”。并说:“柳淮关在郡城东门外,即下关,去治三里。”以今地形观之,新城东门向东稍向南即是进入下关的主要通道,大约当年的淮阴驿就在这个地方,在涧河之岸边,北即淮河,在东西南北重要通道口上。
    淮阴驿在这儿只待了61年时间。宣德六年(1431),又迁回到府西门外旧基。其主要原因是,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开通城西运河,沿堤筑了新路,官民舟楫都改从城西通行。城西成了主要通道,驿站自然是要回到这个要道上的,而61年前的原址当然应是首选地点。
    淮阴驿的房屋随着时间推移,是要自然损坏的,少不了要不断地维修。到了天顺七年(1463),知府杨昶“撤而新之”,揆其意思是拆了重建。同时为了方便迎来送往,又在运河东岸新建筑一组房屋,其中也有厅堂、厨房和厕所。这时,淮阴驿成了“一驿两馆”的规模格局。这是淮阴驿在河东有建筑的开始。
    驿站有水驿和马驿两种,也有的水驿、马驿兼有。本来淮阴驿既是水驿,也是马驿(也称陆驿),现在有了两处地方,就有了分工:河西的则专为陆驿馆,河东的为水驿馆。据淮安地方志记载,河西陆驿馆有正厅5间,后厅5间,穿堂13间,厨房3间,库房3间,厢房14间,马房14间,神祠3间,门屋3间,门楼1间,驿丞廨舍一所。河东的水驿馆有皇华亭3间,牌楼1座,正厅3间,后厅3间,穿堂2间,厨房2间,库房3间,门楼3间。驿丞是驿的最高长官,他的办公地点在河西,看来河西陆驿不但是淮阴驿的传统驻地,也是淮阴驿的核心部位。但是,后来好像它的中心点移于河东,清代以后所言淮阴驿大都是指河东那一部分。为什么淮阴驿会在河西呢?猜想大概十城西运河未开通之前,淮城西部的河道很小,且可能有桥坝相联,淮阴驿设在那里还是方便的。当淮阴驿从城东迁回时,因为新开的运河宽阔,又无桥梁,逐渐感到有些不太方便了,于是始有河东部分的设立。
    民国初年的《续纂山阳县志》卷2《建置·驿递》记载:“淮阴驿,设运河东岸南角楼北城墙脚下”。这个位置比前面所说的“望云门外”精确多了。这个位置应在清溪馆附近万柳池(即今所谓月湖)边,范以煦《淮壖小记》卷2说:“万柳池向来以为游宴之地。考《齐东野语》,李全乱淮时,其党李庆福实起事于此。当时云万柳亭,即万柳池也。陆放翁集亦称万柳亭为名胜。此地必是大驿,正与清溪馆近。”按范先生的推测,这个地方应当是南宋时驿站站址,万柳堂、万柳亭是驿站中接官亭。若此说可靠,则明代增建淮阴驿河东部分也是寻旧址建立的。
    河西部分,明代及清初的府志均说在“郡城望云门外,官河西岸。”大约在今西门大桥西岸北边,即今人们所说的华亭那个地方。请注意:《续纂山阳县志》讲淮阴驿只讲河东部分,可能清末河西部分已不存在了,它的水陆驿的功能全部在河东了。
    这里说一下华亭的事。华亭全名叫皇华亭,又叫接官亭,是专门恭迎外来官员的场所,因此几乎每个驿站中都有。淮阴驿原本在河西,那儿一定有一个华亭的。后来重点移到河东,河东也建有华亭的。如今东岸并无华亭这一地名,这是因河东的皇华亭随着驿站的衰亡而消失,故而失其名。河西的皇华亭虽可能也已倒闭,但当地人却一直记得它,而且那里曾经有过一个龙亭,或许人们误认为龙亭即华亭,因而华亭一名被保留了下来,至今已经成了村名、路名。
    民国初年淮阴驿已经废除了,《续纂山阳县志》的修志者都亲眼目睹过淮阴驿,在卷2《建置·驿递》记载了清末淮阴驿的状况,为我们保存了以下珍贵资料:“旧有牌楼1座,照壁1道,朝南大门3间,朝东大棚16间,内砖砌板槽13张。朝西大棚10间,内砖砌板槽7张,煮料豆锅2眼。朝南马神殿3间,朝南上房3间,草亭1间,朝南厨房2间,朝东住房7间,朝南住房3间。”没有提到皇华亭,可能那“朝南上房3间”即是,或者早已毁坏了。清末时的配置也小多了:额设递马只剩下78匹,报船3只,水手6名,公文夫12名,水夫139名,旱夫41名,马夫69名。
淮阴驿的衰败和裁撤
    淮阴驿因为滨河,所以经常遭遇水灾。天启《淮安府志》说,嘉靖年间发大水,淮阴驿被淹,河西陆驿全部倒塌,驿丞临时找房子居住和办公,河东水驿只剩下官厅三间,就是所谓皇华亭。万历三十一年(1603),知府刘如宠于河西重建察院正堂、后堂、两厢、大、二门,共20间,驿官正堂、后堂、两厢、大门,共19间,土神庙2间,狱神祠1间,禁房6间。兵备副使宋统殷《檀度禅寺碑记》中说,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既望,霪霖滂霈,河水泛滥,淮之皇华亭外,漫衍将入城矣。余冒雨率民亟掘室中稿壤,增堤数尺,仅免屠城之惨。”天启《淮安府志》卷之13《河防志》中说:“大约水与通济闸齐,则皇华亭前已深三四尺矣。”这里前一条说的是河东河西两边的情况,后一条则明显说的是河东的情况。
    由于驿站房屋多,需要经常维修,其它的问题也很多,如开支很大,经常扰民,明清时代不断合并和裁撤一部分驿站,同时缩小其规模。到了清末,马和船的交通运输功能逐渐被火车、轮船所取代。加之大运河淤塞不畅,河运受阻,淮阴驿也就衰败,规模也大大缩小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七日正式开办大清邮政。二十四年(1898)七月,广设邮政分局,将原来所设驿站“酌量裁撤”。二十五(1899)年九月,设邮政局于淮安城内都土地祠西。二十九年(1903)三月,设电报局于淮安府署东茶厅。通信这一功能完全被邮政局、电报局所取代。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成立邮传部,管理这一方面事务。次年,将各省按察司改为提法司,并不再兼管驿传事务。民国元年(1912)五月,北洋政府宣布将所有驿站全部裁撤。淮阴驿大约也就在此时一风吹撤销,关门大吉了。
    淮阴递运所
    山阳递运所与淮阴驿同属一个系统,上面都统于兵部车驾司。它们业务相近,互相配套,后来递运所撤销后,它的业务多归并到驿站来,所以这里就将它的情况一并简述一下。
    递运所的位置与淮阴驿总是设在一起。正德《淮安府志》卷3记载:“递运所旧在府治东北五里,洪武四年开设,九年知府潘杰重建,宣德二年(1427)迁于府城西门外,岁久倾圮。”天启《淮安府志》卷之2《建置志·公署》也有相同的记载:“递运所旧在治东北五里。洪武四年开设,宣德年迁于西门外。”这说明它们原来位置相同,后来一同迁往城东,再后又一同迁回。前引朝鲜人崔溥《漂海录》中也说,他看到“驿又与递运所接。”根据这些记载,当时的递运所可能不叫山阳递运所,应该像淮阴驿那样也跟着叫淮阴递运所。
    递运所的建筑设施情况,只有景泰二年的资料:“大使张钦增建门楼、库房,成化四年知府杨昶督大使赵矩重修。官厅3间,监房3间,门楼3间,廨舍一所。”后来“屡颓屡修”,天启《淮安府志》说“近裁而废”,已不存在了。《明会典》卷147驿运三则说是万历元年(1573)革除的。以后乾隆《淮安府志》卷11《公署》、光绪《淮安府志》卷3《驿铺》的记载均大致相似。《清史稿》志91《职官三·外官》还有递运所大使的记载,说“递运所大使康熙三十八年省。”大约清初别的地方还有一些递运所,直至康熙年间才全部撤完。
    驿和递运所的下属机构为铺。铺又分为总铺和各路铺,每铺间隔十几里至二三十里不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66“设铺八”记载:“淮安府山阳县额设:府前、头铺、三铺、泾河、板闸、新城头、田家庄、胡家厂、袁家沟、辛佃北、柳浦湾、姚家荡、杨家庙、武家墩、黄家集、顺城集、越城、周家桥18铺。”
    由府前向外分为东、西、南、北、西北五路:“府前铺南20里至头铺,20里至三铺,20里至泾河铺,10里至宝应县黄浦铺;府前铺北15里至板闸,15里至清河县县前铺;府前铺西北15里至新城头铺,15里至田家庄铺,15里至胡家厂铺,15里至袁家沟铺,15里至安东县县前铺;府前铺东30里至辛佃北铺,30里至柳浦湾铺,25里至姚家荡铺,20里至阜宁县苏家嘴铺;府前铺西30里至杨家庙铺,30里至武家墩铺,30里至黄家集铺,30里至顺城集铺,30里至越城铺,15里至周家桥铺。”大约现在许多中带“铺”字的地名,就是从这儿来的。
    光绪《淮安府志》卷3《驿铺》,记载了山阳县的驿铺。总铺在山阳县署之前。其余分东、西、南、北、中五路。起讫地点和里程与淮安府的大致相同,也有小异,转录如下:
    “东路:辛甸北铺,县治东5里。刘伶台铺,辛甸北铺东15里。柳铺湾铺,刘伶台铺东15里。姚家荡铺,柳铺湾东24里。西路:杨家庙铺,治西15里。武家墩铺,杨家庙铺西30里。黄家集铺,武家墩铺西30里。顺城集铺,黄家集铺西20里。越城铺,顺城集铺西20里,至陈家庄铺清河交界。周家桥铺,越城铺西15里。蒋家坝铺,周家桥铺西35里,至盱眙县界。南路:十里亭铺,治南15里。三铺,十里亭铺南15里。泾河铺,三铺南30里。黄铺,泾河浦南10里,宝应交界。北路:板闸铺,治北15里,入清河境。中路:新城头铺,去治10里。田家庄铺,去头铺15里。胡家庄铺,去田家庄铺15里。袁家沟铺,去胡家庄铺20里,分入安东。拔铺,去袁家沟铺15里。永丰庄铺,去拔铺15里。小坟铺,去永丰庄铺15里。瓦子滩铺,去小坟铺15里。娘子庄铺,由瓦子滩铺25五里出境。”
    《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淮安府志》都记载,淮安府前总铺和各路铺共有铺兵62名。光绪府志有文详细介绍这62名铺兵的分布情况:府前总铺司1名,走递五路公文铺兵8名,府前鸣锣铺兵2名,府前铺兵1名。东路辛甸北铺兵2名,柳浦湾铺兵2名,姚家荡铺兵2名。西路头铺兵2名,三铺兵2名,泾河铺兵2名。西路杨家庙铺兵3名,武家墩铺兵3名,黄家集铺兵3名,顺城集铺兵3名,越城铺兵3名,周桥铺兵3名。北路板闸铺兵2名。淮北新路头铺兵2名,田家庄铺兵2名,胡家厂铺兵2名,袁家湾铺兵2名。其余马头伺应过往差使,及钦差各宪进京,各项船只,鸣锣开导,铺兵10名。
    淮阴驿接待过外国宾客
    淮阴驿还接待过外国朋友,现在看到的资料有三起。一次是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朝鲜一个使团出使明代,使臣权近回国后,将在中国的经过写成一本书,叫《奉使录》。当时明代的京城在南京,他们由东北入境,沿运河南下。据此书记载,来时经过淮安是在该年八月初,曾在淮阴驿过一宿,作了一首诗《发淮阴驿》,记其对淮阴驿周围形势和情景的观感。诗云:“城郭连雄镇,舟车会要冲。地平家满岸,江阔浪掀空。转舰机轮壮,开河水驿重。买羊酤美酒,共醉橹声中。”题下自注云:“驿西筑堤为堰,其西边各置机轮,斡舟而转,以置开河之中,谓之埧。盖开河地高,水不得通淮故也。西有大河卫,南有淮安府,皆大城也。”从这条记载来看,当时淮阴驿在新城东门外淮河以南,与历史记载正合。淮河堤上有“堰”,即人们常说的五坝。坝上有机轮,可“斡舟而转”,即拖船过坝的“绞关”。
    回程也是经过淮安的,时间在八月十一二日。因遇风雨,大约风高浪急,不能及时翻坝北去,因而留住在淮阴驿数日。他又作了一首诗《淮阴驿阻风雨诗》:“古馆逢秋雨,长江急晚风。淹留皈路阻,寥落客窗空。怀土情无极,登楼望欲穷。河流缘底急,日夜向天东。”诗中反映出旅人在异国他乡的风雨凄苦,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次也是朝鲜客人,但不是使臣,而是海上失事者。时间在明代弘治元年(1488)(朝鲜成宗十九年),朝鲜济州地方官崔溥父亲去世,率从者42人乘船回家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经艰险,后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从宁波沿着日本贡使的路线北上,在北京会同馆审查后启程,由陆路回朝鲜。归国后,奉命写了一本书叫《漂海录》,记载了他在中国的经过。据该书记载,三月二十六日由“黄浦铺、平河桥、里泾河、镇店、十里亭铺”,晚上抵达淮安的。“是日阴,夜泊淮阴驿。”同样是“人不留人天留人”,次日下雨,客人冒雨参观游览了淮安古城风光。《漂海录》记载了淮安许多景点:“自驿棹舟,傍淮安府。”“其旧城内,有府治,山阳县治,淮安卫及都堂府,总兵府,御史府等诸司。旧城之北,又筑新城。新城之中,有大河卫。”“新旧城间,隔一里许,湖水襟带于两城之内外,而城与人居皆在平岛中。”还提到了“西湖河嘴”、“钞厅、板闸、移风闸”、“漕运府”等。
    据《入明记》,嘉靖十八年(1539)十二月,日本和尚策彦从南方北上过淮,二十一日亥刻著淮阴驿。次日上岸参观了韩信庙,“庙门横揭‘乡贤祠’三字。庙里中央按遗像,像前有木牌,牌上书‘汉淮阴侯韩公信’七字。又右胁有徐仲车塑像,像前有木主,书‘宋楚州教授赐节孝处士徐公仲车’十四字。又左胁有赵师旦塑像,像前有木主,书‘宋知康州事赠光禄卿赵公师旦’十三字。又漂母祠在近,庙门横额‘漂母祠’三大字,庙里有塑像。”他们二次来到了韩信庙,说“庙中央按韩信像,左右有徐仲车、赵师旦二塑像。香火俨然,纸马森然。就中韩信像生气凛凛,眼光射人。”又“谒孔子庙……入门则有小池,池上有桥门,门上揭‘泮宫’二大字。”次年七月返程时,于十三日酉刻停泊淮阴驿。
    当时外宾在淮阴驿受到的接待规格如何,书无记载。但据《入明记》记载,策彦经过驿站时,地方是要发给廪粮的,供给一段路程的吃喝。
    发生在淮阴驿的两件往事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在淮阴驿发生过两件事,转录于下,以助谈资。
    第一件事发生在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十八日。《淮城纪事》记载,十七日,游击骆举生擒伪官(李自成起义军的官儿)吕弼周,伪将王乐吾,及土寇七人从盐城解来。漕运总督路振飞将犯人押在西门外皇华亭。中午,在四城门张悬告示:“情真罪当。传谕城内外,不论军民士庶,有善射者,俱得次日集西门外,乱箭射死。”第二天,“倾城士民男女俱出看射贼,沿河回空粮船百余,众俱登船观之。辰刻,路公至皇华亭,亲举觞慰劳(擒贼有功的)骆举(人),簪花旁立。裸绑二贼于柱,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为耦。人止发一矢,不中者退,中者报名,赏银牌一,重三钱。两公子一冠一童,俱出射,亦中一矢。至未时,路公问死未,刽子手对未死,乃命剐之。观者莫不称快,争诣酒肆,痛饮而归。”
    第二件事发生在五月十四日,据《淮城日记》记载,凤阳巡抚马士英军队南调,兵船818号从洪泽湖来,欲由淮往南。为避免军人上岸骚扰,巡按王燮坐镇清江,漕运总督路振飞坐淮安淮阴驿皇华亭,将漕标和义军列在清江至头铺两岸,监督兵船,鱼贯放行,不许一舟停泊,不容一人上岸。马士英的兵勇在船上缩头屏息,一路肃然,淮安得以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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