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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段传奇

2017-8-31 11:27:59    作者:金志庚    阅读:650    评论:0

    漕,以水转谷也。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以水转谷”,即通过水道转运粮食,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转运京师或指定的地方,以供朝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之为漕粮。漕粮运输称之为漕运,分为河运、水陆船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即指通过自然河道或运河转运漕粮。自大运河凿通以后,漕运主要是通过大运河履行使命。作为地处大运河中段重要城市的淮安,能成为漕运的中枢,特别是明、清两代均将漕运总督部院设在淮安,则是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漕运的起源很早,早在秦朝,秦始皇为攻打匈奴,即从山东向北河(内蒙)转粮,攻打南越时,又凿灵渠沟通湘江与珠江,向南转运军粮。楚汉相争时,兴汉三杰之一的萧何,将关中粮食通过漕运以资军用,到了汉武帝时,通过漕运转运的粮食已达400万石。到了隋代,隋炀帝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而开凿的邗沟基础上,开凿了大运河,并沟通了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从此中国历史上的漕运即进入大运河时代。
  漕运作为维系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当然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早在唐、宋年代即在大运河中段的楚州(今淮安),设立了转运使、发运使,到了明、清两朝则设漕运总督部院,一般派从一品、正二品官员担任漕督。明清两代漕运总督共262任,其中明代122任,清代140任,清代的施世伦、琦善、穆阿张、恩寿等皇帝庞臣都担任过漕运总督,总督衙门除其本部及下属各种官吏,1790余公里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都归其节制,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沿运河设有粮仓数座,淮安的常盈仓,为大型漕粮中转仓,常蓄150万石粮食,堪称天下粮仓。清代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有7000万两银子,其中5000万两是通过漕运完成的,故漕运总督可谓位高权重,名震一方。
  漕运堪称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不仅维系了朝廷生存的经济命脉,还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漕运连通了南北交通
  打开中国地图,我国的水系走向一般都是东西向,长江、黄河、海河、钱塘江、济水等,莫不如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的主题歌第一句就是:“大河向东流……”。因大海在我国的东部,故河流大多都是流向大海,而南北向的河流不多,而在古代交通,大多是通过陆路,即使骑马,也要花时多日,运输物品,车马劳顿,成本很高。故朝廷为转运粮食,依靠水运应是最佳选择,但当时的都城都在中原地区,到了元明清三朝,又转到北京,而地处南方的江、浙乃富庶之地,天下粮仓,能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河道,方能将粮食运转京城。于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便从扬州连接长江之水和沿途河湖,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直达淮河之畔的淮安末口,古称邗沟。但因淮河阻隔,到了淮安只能将货物盘坝进入淮河,尽管成就了淮河南岸的北辰坊(河下)的繁盛,但仍不能贯通南北交通。到了隋代,那位杀兄霸母,荒淫无道的隋炀帝,品行不端,名声不佳,但做了一件足可流传千古的大好事,即就是开凿了一条大运河,经历代王朝不断修筑,形成了从杭州到北京通州1800余里的京杭大运河,从此,连通了南北交通。特别是明代平江伯陈瑄在总督漕运时,从淮安古运河向西北打通直达淮阴码头清口的水道,货船直接可进入淮河,则货船无须再盘坝入淮了。从此,南北大运河一路畅通无阻。大运河的贯通,结束了由陆地运粮的弊病。大运河的贯通,不仅有利于漕运,更连接了南北交通,无论是隋炀帝南下扬州还是清康熙帝南巡,乾隆帝六下江南,无不是循运河南行,于国于民,裨益无限。
  漕运促进了文化交流
  大运河的贯通,不仅成就了漕运事业的兴盛,也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江南应是中国文化比较繁盛的地域,早在魏晋时学术研究成果就超越了北方。北宋时,南人考取进士的远远多过北方,到了明代,进士名额几乎被南人垄断,因此,明仁宗于洪熙元年(1425)制定了“南方取十之六,北方取十之四”政策。漕运沿途名人辈出,人文荟萃,许多文人学士多出自于漕运运河两岸,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也多出自于漕运沿途。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背景都出之于此,且作者几乎都是南方人,或曾生活于南方。仅漕运总督部院所在的淮安,其中《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或为淮安人,或长期客居淮安,并在淮安完成他们的巨著。除《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于斯,长于斯,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都长期客居淮安,他们的著书室至今仍保存完好。一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也是漕运沿线上的人,他的作品描写的时空甚至语言同样都来自于运河沿线地域。《三言两拍》中许多故事,大多与运河线有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就发生于瓜州(今扬州境内),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的故事,就发生于当年的楚州(今淮安),今天淮安城内乃有一条窦娥巷。《红楼梦》第120回贾宝玉拜别贾政的故事就发生在常州的吡陵驿,《水浒传》中的宋江曾任职楚州(今淮安),并与花荣、李逵、吴用死于楚州蓼儿洼,今淮安城还有蓼儿洼的地名遗存,就是宋江被朝廷招安后,率军打方腊,也是沿运河边上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路厮杀过去的。
  漕运留在运河沿线的历史文化遗存可谓数不胜数,如苏州枫桥边上的寒山寺,一般寺庙大门都朝南,独寒山寺朝西,为的方便过路香客乘船来朝拜进香。寒山寺因寒山和拾得二位名僧而得名,二人曾有一段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处之乎?”拾得答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是传说,还是戏说,但颇有哲理。
  文天祥抗元在杭州被俘,元军用船沿运河押解其去北京,一路上曾留下许多诗篇,在无锡黄埠墩留下,“金山冉冉波涛雨,锡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的遗恨;路过常州戈桥时留下“苍天如可问,尺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的慨叹;过淮安时又写下:“九月初二日,车马发淮安。行行重行行,天地何不宽。烟火无一家,荒草青漫漫。恍如泛沧海,身坐玻璃盘。时时逢北人,什伍扶征鞍。云我戌江南,当军身属官。北人适吴楚,所忧地少寒。江南有游子,风雪上燕山”的诗句。历代文人在漕运沿线留下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还有清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每到一处都留下诗句,如康熙到淮安时写诗《晚经淮阴》“淮水笼烟夜色横,楼鸦不定树头鸣。红灯十里帆樯满,风送前舟奏乐声。”记录了他当年来淮安时,当地官绅迎驾的盛况,康熙在淮安城又留下《淮城晓霜闻雁》“天际晨光水月连,带霜归雁向前川。盂城晓发寒仍在,谈笑春风杂紫烟。”乾隆曾六下江南,每次必到淮安,在淮安留下了16首诗,其中有一首专赐漕运总督杨锡绂:“漕转由来大政关,得人久任谓卿闲。四星储蓄天容与,千里北南岁往还。革弊深应体民隐,董媮兼欲恤丁艰。奉公尽职诚斯在,扈跸仪文尽可删。”乾隆到了镇江金山寺,问法磐住持:“长老知道每天有多少条船来往吗?”法磐答道:“只有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乾隆愕然,为之折服,总而言之,无论是小说、话本、戏剧乃至诗词,得运河之神,获漕运之韵,文学戏剧作品数不胜数。
  漕运,带动了城市繁荣
  大运河的贯通,漕运进入了大运河时代,漕运不仅成为维系封建王朝经济发展的命脉,也影响了沿线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繁盛,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繁荣。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大运河沿线布满了一座座城市,这些城市得运河水滋润,获漕运之利沐浴,就如同一颗颗珍珠镶嵌于运河两岸。
  中国古代城市,大都集中于中原地区,比如洛阳、开封乃至秦汉时的古都西安,后得长江之利,沿江一些城市逐步形成,如重庆、武汉、南京等,到了大运河时期,运河沿线的都市立马成了亮点。由南往北,最南边的杭州,不仅成了南宋的都城,后又与运河线上另一城市苏州,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接着就是无锡、常州这两座城市,今天得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辐射,加之又在京沪铁路线上,现在的经济实力已不容小觑,但那时也是举足轻重。镇江,既得长江之利,也得运河漕运之便,不仅为交通要塞,且留下许多名胜古迹。与镇江隔江相望就是扬州。扬州应是漕运的重要关口城市,隋炀帝当年南下扬州,被后人戏说是为了看琼花,其实驻扬州是为抵抗狼烟四起的反隋势力。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又成为朝廷的盐斤集散地,一时盐商蜂拥而至,声名大振。清乾隆帝南巡也必到扬州。当地已富可敌国的盐商们竭尽巴结之能事,想方设法讨皇帝的欢心,竟“吹牛”说扬州瘦西湖里也有一座与北京北海公园中相似的白塔,其实北海公园中的白塔乃是一座喇嘛教的建筑。为藏、满、蒙、回等民族团结而建的,但在南方能有座白塔,乾隆当然感到惊奇,并提出要去看看。扬州盐商们既将牛皮吹出去,未曾想皇帝真的要看,情急之下,竟连夜用白花花的食盐垒成一座白塔,居然也骗得乾隆帝“龙心大悦”。是史实也罢,传说也罢,你不能不佩服这些扬州盐商们,不仅有钱,也有智慧,当然,扬州城无疑也因漕运而成为当时运河线上十分重要的都市。
  得漕运而致城市繁荣的当数淮安。淮安位居大运河中段,明、清时设淮安府,曾辖两州九县,实为苏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设漕运总督部院之后,又在清江浦设河道总督,人称“天下九督,淮安独占其二”。明宣德四年(1929),朝廷为疏通钞法始设钞关。即为官设税务机关,淮安是时为七关之一,设在淮安板闸,钞关(又称榷关,在淮安称淮关),其关官一般都是皇亲国戚,故位高权重,淮安钞关当时的规模,甚至超过淮安府衙。明初,朝廷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明中叶时因黄河夺淮入海,涟水遭洪水威胁,使掣验所圮毁,于是将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淮安河下,当时全国有四大盐商,三家都来到淮安。盐商的到来,使“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以致河下成为堪比扬州之繁盛。单河下一处,私家园林就达100多处,当时人称“一县三关”,说的是山阳一县就设有“漕关、钞关、盐关”三个国字号的关卡,当然也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据《山阳县志》载,“淮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由此可知,当时淮安应有百万居民,除了府衙、漕运总督部院,河道总督部院、钞关、盐关,还设大河卫,以及淮安府学、山阳县学等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及多处官衙商铺和名胜古迹,以致淮安城一下子成为与杭州、苏州、扬州并列的运河线上四大都市之一的“壮丽东南第一州”。
  再向北即到徐州,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故一直是古代、近代兵家展示雄才的古战场,更因受楚汉文化影响和得漕运要塞之利,故徐州城当然地成了运河线上的重要都市。
  沿运河漕运沿线再向北,则到了济宁、聊城、德州、天津,同样是因漕运而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接着就到都城北京,北京通州就是运河的末端,当然更是漕运的目的地。元、明、清三代都在这里设立都城,其繁华为世界所瞩目。
  漕运,影响了造船工业
  漕运,是通过水道转运粮食,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船只。明清时期,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这些船只,当然需要许多造船厂制造,为下水方便,漕船制造厂都设在漕运河道沿线,而最有影响的则是位于两淮(淮安、淮阴)之间的清江造船厂。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百官卫士仰需江南”每年要通过大运河调运数百万石粮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为明朝的军国大计。明代漕船有海船和内河海船两种,罢海运以后,主要是内河浅船,不仅设置专门机构督造,而且实行官造、官修制度,据《漕船志》载,永乐七年(1409),淮安、临清肇建清江,五河二厂,“南京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总里河浅船俱造于清江,遮详海船并山东、北直隶三总浅船俱造于卫河。”但清江造船厂为造船业的百分之七十。明正德十六年(1521),刑科给事中田赋,又建议将卫河总运船俱归隶清江厂。
  漕船厂为何要建设在淮安,因永乐初年江南粮饷都经淮安常盈仓转运,更因当时淮安分天下之中,运河中段,北达河泗,南通大江,西接汝蔡,东近沧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船厂之建,非但便于转输,实我国家一统之言于谟,万世之长计也。”可见,在淮安设船厂,主要是由淮安在漕运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清江造船厂,位于山阳(今淮安区)、清河(今清江浦区)二县之间,永乐初年,平江伯陈瑄督漕,选两县之间的闲旷之地建盖厂房,当时,清江造船厂有京卫、中都、直隶、卫河四个总厂,还设有多处分船厂,其中京卫厂有三十四厂,涉及南京亲军卫,南京五军都督府所辖大部分卫所;中都厂有十二厂,直隶厂有十八厂,卫河厂下辖有大河厂,淮安厂,总计有八十二分船厂,另辖有建于清江浦运河上的板闸,移风闸、清江闸、福兴闸、新庄闸,主要便于船运。
  造船当然需要材料,当时主要由楠木、杉木、松木、株木、杂木等打造,使用一定年限就要修理、改造,而改造年限主要依据船的木质而定,小坏则修理,大坏则改造,如松木五年一造,杉木十年一造,株、楠、杂木七年一造,而清江厂大多用楠木,为十年一造,这些材料都派造于诸省及各提举司,直到成化十五年(1479)才停止各处派料,“议取抽分木价以充造船之需”。
  除木料以外,还需铁钉、铜器、绳索、竹子等各种辅料,这又成就了靠近船厂的河下与造船业有关的产业,故河下至今仍有打铜巷、绳巷、铁钉巷、竹巷等地名,实际上就是当年为造船服务的作坊,并以其行业命名。
  明初,对于一年要造多少只船,开始并无定数,随着漕运之需不断扩充,到了天顺后,始定天下船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大都由清江造船厂分派各分船厂制造,如此数额,可见当年因漕运而影响了造船业的振兴,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这些都应归功于漕运。
  清光绪年间,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浅梗,加之海运兴起,陆路渐通,朝廷改变了漕运政策,及以银、物代粮,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终于曾影响了封建王朝经济发展数百年的漕运大业从此落下了帷幕,但这段历史,无疑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段传奇,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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