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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湖畔的独白——听著名画家、老舍夫人胡絜青讲周恩来对老舍的关心

2017-11-27 10:22:54    作者:秦九凤    阅读:97    评论:0

    1997年秋季的一天,我走过漆黑的地下通道、爬上充满阳光的楼层,终于找到了事先约定的房舍、北京安定门外的东河沿,轻轻按响了门铃。
  门由一位中年妇女、胡挈青老人的保姆开启,随即溢出了一股幽幽的香气。原来这楼舍虽然矮小,但布置得却十分雅致、得体。小小的会客室内,一盆盆仙人掌、君子兰等花草长得生机盎然;客厅东墙上悬挂着一幅已故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绘赠弟子胡絜青的《虾戏图》;客厅西壁则是胡挈青老人的一幅大照片和一张她自画的国画,但却没有见到老舍先生的照片,也许是老人怕见了伤感吧?
  正打量、猜想中,保姆叫醒了午睡的胡老,她老人家匆匆的抹了一把脸,就迈着矫小的步子走了出来,慈祥和蔼地和我亲切握手,问姓问名……她不用人搀扶,动作却很爽利,若不是亲身所历,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她已是一位92岁高龄的“世纪老人”,只是和她说话时,声音要放高些,她的右耳有点耳背。
当她终于弄清我来自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时,老人立即不假思索地大声说:“我这一生永远忘不了周总理关心舍予的三件事,永远也忘不了周总理的恩情”。就这样,这位当年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十位健康老人第一位的长者就像坐进了茶馆一样侃了起来。
  胡老说的三件事是指周恩来对老舍在政治上的关心、写作上的关心和生活上的关心。
  政治上的关心:周恩来的两次使用决定了老舍的一生。
  舍予和周总理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的初期。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舍予在冯玉祥身边做事,当时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士,共产党方面的文艺名流等齐聚武汉,打算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中华文艺抗敌协会,以便利用文艺的形式唤起民众,打击侵略者。这样一个组织让谁领导呢?周总理想到了舍予。经他与冯玉祥协商,最后使用了舍予。胡老说:舍予本来是小说作者,主管抗敌文协后,在总理的倡导下,开始学习写话剧、相声和大鼓词等民间曲艺形式的作品,为的是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日鼓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总理的直接帮助下,舍予全身心地投身于抗日的文化宣传工作,热心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事情而奔走,为团结广大爱国的作家做了许多工作。那时,舍予就对总理的雄才大略感受很深,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自喜。
  胡老说,总理在政治上第二次关心舍予是1949年6月在北京(平)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时,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汇合的大好形势,总理喜悦地说:“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
  由于总理的提议,当时齐聚北京的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茅盾、周杨、丁玲、阳翰生、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一共30多人联名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信,通过秘密渠道转到时在美国讲学的舍予手中。当时舍予也正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且他当时虽然身在海外,却也在日夜思念着祖国。他接到国内的邀请信后,不顾自己阑尾炎手术后身体的虚弱,立即从美国登船回国,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后不久,北京城那礼炮爆炸后硝烟似乎还未散尽的时刻回到了祖国,来到了首都北京,从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1950年5月28日,周总理亲自出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舍予当选为市文联主席。如果不是总理及时关心,舍予就将滞留美国,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那舍予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胡老接着回忆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我国文艺界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一大批有贡献的文艺界人士如梅兰芳、程砚秋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著名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还是由总理亲自介绍入党的。舍予也就向北京市文联党组写了入党申请报告。可能是因为舍予的身份吧,北京市委将他的报告转呈给了总理。
  周总理知道此事后,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舍予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是发号施令。舍予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
  回忆到这里,胡老还笑着告诉我,那天总理来我们家和舍予谈这些话时还把我赶去西屋,怕我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些是后来舍予告诉我的。
  写作上的关心:我等着看你的新戏。
  1949年7月14日中午,总理宴请当上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舍予,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他自己熟悉的北京,写新中国和北京的新气象、新面貌。总理还问舍予,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舍予说他已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打算马上再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总理听了很高兴。当舍予说他已约好在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去实地采访时,总理连声说:“对,对,一定要去,我等着看你的新戏。”
  胡老说,《龙须沟》上演之后总理看了几遍,他很喜欢这个戏,还向毛主席推荐。那是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我们一家都被邀请看这出戏,为了让毛主席看好戏,在演出的前一天,总理亲自到剧团又从头到尾把戏审查了一遍。那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很早就来到怀仁堂。毛主席入场后,总理拉着舍予走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毛主席很高兴地和他握手。演出之后,总理先送走毛主席,然后上台和演员见面,代表毛主席向演员和导演道谢,祝贺演出成功。总理还风趣地说:“今天我也来到了‘龙须沟’。”
  由于《龙须沟》的演出成功和社会各界的肯定,舍予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舍予给青年艺术剧院先后写了《方珍珠》、《西望长安》、《神拳》和《全家福》4个话剧;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先后写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和《女店员》6个话剧。这10个话剧加上给儿童艺术剧院写的《宝船》,周总理都亲自看过,而且不止一次做过重要指示。一出新剧刚刚上演不久,常常可以听到舍予对剧院的同志们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于是,下一个话剧就又在总理的关怀下动笔了。这里,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话剧《春华秋实》。
  《春华秋实》对舍予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第一,对《春华秋实》的主人公,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舍予都不熟悉;第二,《春华秋实》动笔写的时候,“五反”运动才刚刚开始,很难看清运动的全貌,也无法预测运动的全过程;第三,《春华秋实》是一出政策性很强的戏,光注意写政策,容易写成政治报告,或者像个活报剧,注意了故事性又容易忽视政策的完整性。尽管如此,总理看后还是给予鼓励,认为方向正确,可以改好。舍予自己的创作热情也很高,克服了许多困难,经过他和剧院同志们的努力,终于在舞台上正式地同北京观众见面了。这个剧是舍予改得次数最多的一个,大拆大改达10次之多,先后用了10个月。一部《春华秋实》的手稿堆在一起,足足相当于10部其它剧本的手稿量。总理在排演过程中多次到场指导。有一次,总理看完排演,还专门把扮演资本家女儿的演员请去,询问所演的其中一场戏是否舒服。这位演员回答说:“我感到有点别扭。”经过细心观察和调查,总理才委婉地告诉舍予,那一场戏恐怕有点毛病。这件事,使舍予感动极了: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舍予的戏遭到的往往是禁演和打击,而今天,却是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给予他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总理还对《春华秋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还有两重性,不要因为强调了对它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斗争还有接受改造的一面。为此总理专门约舍予和导演详谈了党在现阶段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经过这次长谈,舍予明白了:以违法资本家被送进法院而告终,这样处理不能反映党的政策的全貌。正确的道路是:经过激烈复杂的斗争,打退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使他们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在遵守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利用、改造他们。对这出戏的结尾,总理建议:也不能因为又斗争又团结而以一团和气来结束全剧。戏的结尾最好给“五反”运动下个结论,写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来。舍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理这个意见,他把结尾又重写了6次,使《春华秋实》有了正确的政策性和圆满的结尾。总理还经常鼓励舍予放开胆子写,不要唯恐出毛病,连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幽默的手法也藏了起来,要写出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作品来。
  1957年舍予那部有着一定艺术魅力的《茶馆》发表了。总理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价值,十分喜欢,坚决支持公演。他在看了《茶馆》第一次彩排后与北京人艺的演员们谈话时说:《茶馆》写得气魄宏大,艺术性高,演员也演得精彩,我很欣赏第一幕,它写得最成功。还说,《茶馆》对青年们来说,是个好教材,用形象的东西表现出旧社会的可怕,增加他们的感性知识,引起他们对旧社会强烈的愤恨。这比单纯的给他们讲道理效果好得多。1963年《茶馆》再度上演时,在幕间休息时和闭幕之后,总理两次指出,《茶馆》这样的话剧还应该告诉青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人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茶馆》这次上演时虽然增添了学生运动的场面,但是还不够,还要再加强;而且认为空间在近代史中选哪几个环节搬上舞台最有典型性,也还值得好好研究。
  1957年舍予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由著名导演梅阡改编成话剧在北京上演,总理先后看过三次。1957年12月8日,总理还专门约了舍予一道去看。总理很称赞扮演虎妞的舒绣文同志,说她演得好,并关心她有徒弟没有。后来,青年演员演虎妞的时候,总理又约舍予去郊区剧场专门看了一场。
  舍予的昆曲《十五贯》在浙江演出后,获得好评。1956年4月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轰动全国。由于它具有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伟大现实意义,总理建议舍予将这个剧改编成京戏。总理说:毛主席指示全国都要看这个戏。舍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改编任务,并于当年完成了改编本,发表在《北京文艺》上。
  1958年,舍予一口气写了三部喜剧:《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总理对这三个剧都很喜欢。随着台上的喜剧情节,总理自己那发自肺腑的大笑,是那样强烈地感染人,坐在他四周的普通观众,店员、民警,都和他一起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是对新生活的赞美,是对新社会的热爱。1959年3月8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一起看《女店员》。总理风趣地对李先念副总理说,这个剧,你得看,你管财贸呀!因为那天是妇女节,上台会见演员照相的时候,总理说,今天我不能坐在中间,让你们妇女坐中间。大家就都推邓大姐坐中间,邓大姐执意不肯,她把《女店员》中的齐母、余母、王二婶三位演员拉到中间坐下,摄下了一张欢乐的合影。那个时候,总理曾对在繁忙的工作中非常劳累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你们去看看老舍的戏,都去笑一笑,乐一乐,放松放松。
  生活上的关心: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1959年的一个下午,周总理突然出现在我们家的“丹柿小院”中,他亲切地询问舍予的健康情况。当我告诉总理,舍予前些日子得过一场严重的气管炎,咳嗽,还吐了血。总理马上很关切地要我谈得仔细一点,并问:老舍住过医院吗?现在痊愈了吗?听完了我的回答,总理还说,我现在要批评你啦,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我只好不好意思地承认,没有想到这一点。总理很严肃地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那一天,总理和舍予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没有离去。总理就对我说:“挈青,我饿了,今天就在你们家吃饭。”可是,我事先没准备,拿什么来款待总理呢?总理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说,你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在匆忙之中只端上一盘炒鸡蛋和一碟咸鱼,总理见了笑着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和我们家小超一样,不会炒菜。
  有一次总理宴请溥仪及他的家族,因为舍予也是满族人,总理就把我们一家请去作陪。席间总理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大家也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坐到了一张桌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
  胡老接着回忆说,我们位于东城的那个四合院(即今北京的老舍故居),还是舍予刚回国时自己花钱买的。全是泥灰砖砌的墙壁,四方砖铺地。常年地面潮湿,墙壁斑驳,屋内凉气大,湿气大,这对经常夜间写作的舍予身体健康很有害。一次,已是春天了,舍予还穿着一件羊皮筒子去参加一个总理召开的会议。会开过了,总理问他:“老舍先生,你这时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舍予以实相告。总理听了以后,两道剑眉立即拧到了一起。他当场就给北京市的领导人拨了电话,要他们给老舍家铺上地板。过了几天,北京市政府回告他说,老舍先生的房子是北京老式的四梁八柱结构,不适合铺地板。于是,总理又直接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他们立即去解决并把结果报告给他。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两名同志带着总理的指示来到我家实地看了后,认为我们家是老式四合院平房,如果刨掉方砖铺地板,可能危及房屋安全,就同舍予商量,采取不挖掉方砖的方法,在舍予的写作室方砖上边铺一层木板,改善一下舍予的工作环境。舍予同意后,他们很快就把木板铺好了。
  胡挈青老人还对我回忆说,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艺座谈会。会上,舍予谈到自己想去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住些日子,周总理说,你年纪大了,边疆地区条件比较艰苦,怕不适应。话讲完后,总理感觉自己打断了舍予的话,表示歉意,要舍予继续说下去。舍予提高了声音:“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周总理深深地望了舍予一眼,微微一笑,他很了解舍予这种耿直的脾气。
  周恩来、老舍之间的平常交往。
  胡老谈了周恩来在政治、工作和生活三个方面对老舍先生的关怀后,依然兴致很高,又谈了关于周恩来和老舍先生平常之间的一些交往。
  大约是在6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请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南大街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那家饭馆并没有什么名气,只不过离西花厅比较近些。坐到席上才搞清,这是总理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私宴。因为林大夫她们俩不久前刚为邓大姐成功地做了一次妇科手术。那天,邓大姐气色很好,她自己一再地向大夫们表示感谢。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和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画的是一幅大朵牡丹,工笔重彩。舍予还在扇面上题了“昔在帝王家,今供亿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轮流传看,都说很雅气。饭后,周总理像普通顾客一样自己付了饭菜钱。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在西花厅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好拿着那把扇子,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子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相片后面注有“1961年7月1日摄于西花厅”的字样,照片上总理和大姐并肩而立,面带微笑,很有神采。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送给我们的。
  1954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谈的主要是文艺界新问题和写新戏的事。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夏天在西花厅外面的一家小饭馆,黄昏时节,总理设宴主请陈(毅)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说陈老总家里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请他。总理那天还特地邀请了溥雪斋老先生弹奏古筝。整个宴会是一次格调高雅、充满了情趣的晚宴。
  通过几次作陪,我品出一些特别的“味儿”来: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置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圈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流。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或帮助,他会按常规的仪礼去款待人家,感谢人家,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露一手“绝活”供大家一乐;他关心别人,如果人家有什么难处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需要鼓气的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交朋友,谈谈天,听听音乐,品尝点特殊的食物,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互相信赖便在潜移默化之中产生了。而这,往往是给了别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记得还有一次,北京饭店里举行盛大的舞会,好像是欢迎志愿军英雄凯旋回国吧?舍予带我去参加。舍予和我都不会跳交际舞,他找朋友去聊天,我就一个人坐在一边看跳舞。总理的舞姿非常潇洒,许多年轻的女演员都争着请他跳,谁能和他跳上一回,小伙伴们都能把她围起来,庆贺一番,羡慕得很。哪晓得,一曲终了,总理竟径直向我走来,说:“我请你跳舞。”我窘在那里,半天才木木地憋出一句:“对不起,总理,我不会。”
  总理轻轻地摇了摇头,笑了笑,走了。我后悔极了:舍予啊舍予,干嘛咱俩不学跳舞呀!
  那天黄继光的老妈妈也来了,大家围着他问寒问暖,谁知道,越安慰越糟,勾起了老妈妈思子之情,当场落下泪来。周总理赶快跑过来解围,他把大家扒拉开,拉着老太太的手,亲亲她的脸,用手轻轻地为她擦去脸上的泪,对大家大声说:“不说啦,不说啦!跳舞,跳舞!”然后,双手拉起老妈妈的手,慢慢地在舞池里“走”了一圈。远远地看去,老妈妈脸上已经有了笑的模样。我自己却看模糊了双眼,真不愧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十年浩劫:老舍先生的无奈选择。
  胡老最后谈的是老舍先生在“文革”开始后无故遭到诬陷、毒打,最后被逼得离家出走,投进太平湖自尽的事。这时,老人的语速较慢。显然,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她最伤心、也是她最痛苦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之后,各个单位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舍予出事的前两天,北京市文联开会,舍予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回答舍予的问话。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舍予也就没有明白茅盾先生的意思。第二天,舍予在家又问我:“挈青,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舍予一听,立即瞪起两眼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真是牛鬼蛇神了?不敢参加了?”我无言以对,也拧不过他,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早已准备好的“造反派”们就贴出了大标语,宣布舍予的所谓三条大罪: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他在美国银行存有大量美金)。
  “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都是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英雄”。他们不由分说,一边几个人上来扭过舍予的双臂让他坐“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舍予对这突如其来的遭遇根本想不通,立即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造反”的人当即讥笑他说:“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呢?”舍予一听心里更加痛苦,他当然不能说是总理叫他留在党外的。
  那天舍予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身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在这派出所附近的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等我知道消息时已经是晚上,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满脸是血的舍予趴在小桌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只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当时,我找不到车辆,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到处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辆人力车。我就上前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帮个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终于被我说得感动了,我俩才坐上他的车回了家。
  回家后,舍予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舍予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我扭不过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开。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也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舍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子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
  舍予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我想起了那次舍予生了一点小病没向总理报告挨的批评,就立即向西花厅报告。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很快向我家打电话说总理知道了,正在派人找,请胡挈青放心,一定会找到的。一旦找到就立刻告知。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舍予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有血迹,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因为太平湖的水并不深。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上没有沉下。
  我见到舍予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到附近一家单位,用人家的电话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你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舍予遗体,我也就爬上车,守在他的身旁,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了。同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说:“那就谢天谢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先回去,我就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一瞥,自己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家里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谁也不敢说个不,说了也没有用。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的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有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发下了话,他要“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简称)”的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舍予去世5天后,周总理签发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文件虽只有短短几十个字,却包含了整整二百多人。就在那短短的5天内,被逼投进太平湖自杀的又达30多人。如果不是总理签了那份文件,太平湖里的冤魂可能要比湖里的鱼还要多得多呢!
  舍予去世后,我的那点工资不够全家生活开支,又是三十五中的红卫兵们悄悄告诉我,你可以到银行去提取已被“冻结”的老舍先生的八万元稿费存款,贴补家用,这才使我们一家活过来。当时,如果不是周总理,恐怕谁也做不了这件事。在北海公园,舍予生前曾题写过“彷膳”两个字被红卫兵除四旧砸了。1975年重病中的周总理一次散步到那里发现后,立即指示有关人员,要他们马上恢复舍予写的“彷膳”两个字。后来在舍予骨灰安放仪式举行前半个小时,邓大姐把我叫到她跟前,并把我的几个孩子都叫到身边,说:“如果恩来在世,他一定会头一个来参加。”我说:“我相信。”大姐又对我的孩子们说:“你们要向你妈妈学习;恩来生前多次跟我说过,胡絜青是个十分坚强的人。”
  在不知不觉时,胡老已经谈了两个多小时,她三叉神经有点痛,当她终于端起那碗热过多遍的中药时,我们怕累了老人,就起身告辞。可是胡老却一直沉浸在她对周恩来的追思之中,放下药碗又吟诵起她书写的赞誉周恩来的诗章:
  为理为善为人民,无儿无女无一文。
  聪颖机智操巨细,宇宙声誉是全人。
  1975年8月25日,在305医院养病的周恩来散步到北海湖畔,周恩来望着那波光粼粼的湖水,愣着神问陪侍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没有人回答,后来一个人回答他的也是“不知道”。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无限深情地说:“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没走几步,周恩来又问:“你们知道老舍先生是怎么死的吗?”回答依然是“不知道”。周恩来说,我知道,你们听我说。于是,周恩来面对那静静的湖水,向身边人员讲述了“文革”刚开始时,那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造反派”们诬陷老舍,毒打老舍的过程。有人说,这是周恩来在那特定的非常时期,用他的特有方式对我们人民艺术家的哀思和祭奠,他的讲述既反映了他的内心痛苦,也是他一篇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追思老舍的祭文。
  周恩来是怎么知道那天老舍挨打和被迫害的过程呢?那是他在老舍先生去世后专门把那天也在场的王昆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邀约到西花厅,向他了解到事件的全过程。当王昆仑告诉周恩来,老舍挨打被逼自杀时,周恩来眼眶蓄泪,无奈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逼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待啊!”
  老舍先生是无可奈何地自杀,周恩来也只能在北海湖畔无可奈何地为他独白、追思。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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