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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引领中国外交走向新时代

2018-5-28 10:31:27    作者:秦九凤    阅读:587    评论: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15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众所周知,我们新中国就是由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引领走上外交新时代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出席外交部的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题为《新中国的外交》的讲话。在这篇新中国外交方略的纲领性文稿中,周恩来说,“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①自古“弱国无外交”。这是至理名言,也是真实的写照。上边的话是周恩来一针见血的对旧中国一百多年外交屈辱史作的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总结。他的这一总结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到由他执掌外交部时已成为旧中国外交的终结。可是,要想把积贫羸弱的中国外交办得“站起来”又谈何容易?周恩来以他聪明的智慧,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谈判经验,没有畏惧,没有怯儒。他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挫败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破坏,维护了我们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民族独立的尊严。其中尤以对苏、对法、对美、对日等当代几个世界上重要国家的外交工作更是做到炉火纯青,完全可以说是国际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本人试图从周恩来处理我国外交方面的几件大事或小事论证他在维护我们国家主权方面的钢铁意志和其灵活多样的手法,以求教诸位专家学者。
    对苏外交:暗藏的“兄弟”之间争论
    新中国刚刚诞生时,美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战略,迫使我们只有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以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求得政局的稳定。那时,中苏两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被誉为兄弟般的友谊。然而,中苏率先建交后,毛泽东、周恩来相继来到苏联与斯大林等进行有关两国之间的谈判时,谈判桌上却并非都是欢声笑语,而是暗藏着“兄弟”之间的激烈争论。
    其实,早在周恩来动身赴苏的途中,他就怀有一缕隐忧。因为那时他是乘专列前往苏联的,有十多天的行程。一路上,他除了考虑有关谈判方案,中苏新条约内容等之外,还随身带着一本当时名噪一时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这部小说曾获得苏联1946年度斯大林人民文学奖的一等奖。他就利用在专列上少有的空闲时间进行翻看。
    据周恩来生前秘书何谦同志1991年在北京家中对笔者说:“总理对这本书印象很坏,认为它根本不配得斯大林文学奖。”访苏归来几个月后,周恩来在西花厅和军事秘书雷英夫将军又说起他看《旅顺口》的感受: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反动性掠夺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②
    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身份第一次赴苏途中读的这本由苏联作家斯捷潘列夫写作,又且获得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的书,内容却是宣扬沙皇侵略,尽力丑化中国人。在周恩来的内心已经预测到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必将是一场艰苦的、困难的斗争。
    事实果然如周恩来所担忧的。他们与苏联斯大林等领导人的谈判中,在旅顺、大连和中东路等问题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并非象公开宣传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大哥哥,而是与我们各持己见。其中有关中东路是最具典型的争论。
    经查2009年版《辞海》,中东路亦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是我国东北西至满洲里,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南到大连的一条铁路当时的总称。原为沙俄帝国通过与满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于1898年至1903年期间强行修筑的。1905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部分为日军占领,被其占领的部分改称南满铁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共管,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全线为日本占领。抗战胜利后,全线改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并且继续由苏联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共有、共营、共管。
    通过《辞海》这一资料介绍,中国是明显的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受害者。但是,当周恩来在谈判中代表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把中长路交还中国时,苏联方面却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说什么中长路是他们驻旅顺港部队的军事补给线、交通线和生命线,还是苏联通向远东出海口海参崴(俄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重要通道。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因为新中国刚刚诞生,在许多方面需要苏联的帮助、支持而放弃国家主权,他俩坚决不接受苏方意见。在谈判几乎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又要求苏方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解决这一问题。
    在周恩来的强烈要求、有理有据又有他强大的人脉关系影响下,苏联这位“老大哥”终于无法找出其他借口,被迫同意将中长路交还我国。但他们在原则上同意交还的同时,又提出个附加条件,说归还时间应等到苏联和日本缔结和约之后。这当然是一个无理要求,也是借口拖延时间,立即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抵制,并最终迫使苏方接受了最迟于1952年底将中长路交还我国的意见。
    笔者1997年在周恩来当年的经济秘书王伏林同志处征集到一份周恩来于1952年我国接收中长路时核阅过的有关中长路的资产估价细目表。周恩来在上面做了许多圈点,那一笔一画都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周恩来于中苏谈判中为国家争取主权的艰难历程。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扯起一句题外话。由于日俄之间有着北方四岛(这是日本称呼,前苏联、现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领土主权的争议,直到今天,不仅前苏联和日本未能签定和约,连现在的俄罗斯和日本之间也还未缔结和约,加之众所周知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关系恶化,如果首轮中苏谈判未能收回中长路,真不知中长路的主权问题会使中国人民屈辱到哪一天呢!
    在收回旅顺港,撤走苏军的问题上也经历了与收回中长铁路主权同样艰难的历程。经周恩来的努力,斯大林也被迫同意于1952年底将我国北方天然不冻港旅顺港交还我国(当时旅顺、大连都为苏方驻军控制,称“旅大市”)并撤走苏军。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应中方要求,苏军延后三年到1955年撤走。然而,苏军真正撤走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又提出在旅顺建几个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一、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纪念碑;
    二、在苏军军人墓地建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三、在城里建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铜像;
    四、在旅顺的2号炮台处建立两座方尖碑,以纪念1905年俄日战争中阵亡的俄方将士。
    周恩来经过冷静思考,同意了苏联的前两项要求,即同意苏方在旅顺建二次大战后期苏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纪念碑和因战胜日本而阵亡的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但他没有同意赫鲁晓夫想建的后两个纪念建筑。原因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完全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一场无视中国人存在的一场狗咬狗的战争,至于赫鲁晓夫要建立的原沙俄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的铜像,正是苏联军事历史小说《旅顺口》一书中宣扬的“英雄”人物马卡洛夫。如果让这两座纪念建筑树立在神圣的中国领土上,将极大地伤害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周恩来说明情况后,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支持,最后苏方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取消了建这后两个纪念建筑的计划。
    对法外交:坚持原则的灵活
    1964年的1月27日,北京、巴黎同时公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联合公报:中国和法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诞生后同西方大国在外交领域里的重大突破,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强烈反响,当时十分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为此还专门向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64年1月27日发表的中法建交公报,是所有和我国建交国家之间最短的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③
    在中法建交公报中,没有看到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没有“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文字。这难道是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的一次疏漏或者是故意妥协吗?不,决不是!这恰恰是周恩来“高度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④的光辉篇章。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国之初,美帝国主义等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正狂妄地叫嚣:“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法国作为西方大国,基本上是跟着美国的步子走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苏两霸从互相争夺走到互相勾结也互相斗争的时代。尤其是1959年9月美苏两国首脑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在美国著名的休假地戴维营会谈后,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默契。他们希望限制中国和法国等拥有先进的核武器,好让他们永远地称霸世界。这样,法国自然希望与中国靠近。尤其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他要独立于美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迫切。
    周恩来审时度势,就戴高乐要与我国建交的意图,曾亲自主持召开会议,与外交界人士一起,缜密地分析了当时形势,讨论结果认为:
    一、法国是西欧大陆重要国家,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西方大国同我建交的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
    二、中法建交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
    三、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有助于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⑤
    当时中国面临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法国的这一积极态度自然受到我们的欢迎。当戴高乐悄悄派来的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与周恩来谈判时,周恩来明确阐述了我国政府对台湾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这一严正立场。但这位法国前总理在谈判中提出,由于“二战时,戴高乐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突然切断关系有困难”等理由向我讨价还价,甚至还提出,在中法建交后,法方希望能在台湾继续保留一个低级别的代表。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外交难题,周恩来耐心解释,以理服人,虽是委婉,却是断然拒绝了法方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充分表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坚强毅力和外交风度。最后,周恩来鉴于法方已经表示将在今后的联合国中支持我国并且和蒋介石残留在台湾的政权断交,便在程序上和形式上作出让步:同意中法先建交,然后法方再与台湾断交;在中法建交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些内容,而是由法方在以后的外交实践中支持我方立场。后来,法国的戴高乐政府果然在与台湾蒋介石断交和联合国投票支持我国席位这两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均履行了承诺,而美国要求蒋介石不与法国断交的阴谋也未能得逞。周恩来的“高度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相结合”⑥的做法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中法建交粉碎了美国等西方大国孤立封杀我国的梦想,而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凛然正气却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对美外交:于细微处护尊严
    美国崛起之后,他的历届政府都是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制定外交方略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由于援蒋失败,新中国诞生,美国政府却仍单方面希望在同新中国打交道的同时保持他们从国民党中国手中取得的各种特权,这当然不可能被新中国接受,因此,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美国驻国民党中国南京的最后一位大使司徒雷登在与我方秘密短暂接触后离开了中国。从此,美国政府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等多方面考虑,制定出一系列敌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至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便迫不及待地于当天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不顾苏联代表的缺席抵制,非法通过关于朝鲜形势的提案,为美国的武装干涉制造了借口。随即,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军直接到朝鲜半岛参战,并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明目张胆地侵占我国领土,实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从此,美中关系被坚冰严严实实地覆盖着。
    周恩来等开国元勋们深知,新中国刚刚从废墟上诞生,要一下改变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们强加给中国人民屈辱的外交历史将会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终于受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的严厉教训,最终不得不与我们签订了停战协议,到1954年又被迫和中国代表一起坐在日内瓦会议桌前,和我们共同讨论国际问题。随之,中美之间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大使级会谈,这一谈就是十多年,“坚冰”都始终覆盖在中美之间。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美国的核优势已不复存在,而且苏联还大举向外扩张,对“兄弟”国家颐指气使,致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苏方竟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剑拔弩张;另一方面是美国在经济上受到西欧和日本的挑战,军事上面临苏联的挑战,而且自己身陷越南战争,既打不赢,又撤不走,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这时,他们不仅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结束越战,更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增加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本;再一方面是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国力不断增强,当时已经形成了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世界五大政治经济力量。这样,美国十分需要同中国结束敌对状态,恢复正常关系。正如周恩来和基辛格会谈时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⑦就我们自身而言,由于前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事端,在边界上大兵压境,甚至准备对我国进行核打击。严峻的国际形势也不能总让我们“中国顶住美苏两方面的压力”⑧。    这样,中美双方经过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渠道”,实现了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1971年7月9日至11日的首次秘密访华。在随后的基辛格、尼克松的相继访华中,中美双方关于台湾问题,对国际局势看法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均存在巨大认识上的差异。周恩来除了针锋相对之外,也通过灵活高超的谈判艺术为我们国家赢得尊严。关于这些方面的大事,有关专家学者们均已熟知,本文不再一一列举。仅举几件小事,就足可反映周恩来在面对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面前,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和聪明才智。
    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首次会谈中,由于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很快就达成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协议公告。然而,这则连标点在内只有一百多字的公报却在措辞上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即谁是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这在历史上本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好事,但在外交辞令上却又是一个互争面子的大事,双方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尊严,因此,谁也不愿在公报上表明是己方主动的。周恩来以他聪明的才智最后提出在公报中使用“获悉”两字,即中国“获悉”尼克松有访华的愿望,中方予以邀请,不用尼克松总统主动要求访华、中方邀请的说法。这样既维护了美方面子,也维护了我国的尊严。
    在安排尼克松从北京到上海、杭州访问时,美方一再强调要按美方习惯做法,让美国总统乘坐自己的“76年精神号”专机飞行。他们的理由是:根据美国宪法,只有总统才有权宣布国家紧急战争令,所以总统在国外访问期间,每分每秒都必须与国内保持联系。为此,总统专机内一直设有联络专线。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周恩来拒绝了美方要求,坚持由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乘坐中方“伊尔——18”专机作为主机,中美双方随行人员乘坐美国总统专机作为副机随行,同时,在主机上安排由美方通讯人员带着先进的手提通讯设备与副机保持联系,以保持尼克松在访问途中还能随时与国内保持通讯联系。这样既维护了我国主权,也保证了美方实际需求。
    在与尼克松访华先遣组黑格准将的会谈中,美方白宫新闻发言人齐格勒提出,为及时宣传尼克松的访华活动,要在我国北京、上海和杭州安装卫星地面接收站,而我们当时还没有相应的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如果答应照办,美方就要运来器材设备,派技术人员到我国安装。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主权的大事,中方谈判代表熊向晖不能随便答复,经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明确答复说,同意他们在我国安装卫星地面接收站,但是在美方使用前必须将美方的通讯卫星租给我们,他们使用时,再向我们租用。“经我们中方批准,美方才可以使用。”⑨齐格勒听到这个答复后十分惊讶,无限感慨地说:“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⑩
    对日外交:始终坚持“三原则”
    日本因为是二战战败国,其战后外交不得不受美国控制,因此战后的日本历届政府对中国也多是采取敌视政策。这就必然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改善。深谋远虑的周恩来一直耐心地等待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日本国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增多,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奔走呼号的人也越来越多。加之日本虽是个经济大国,但却是个资源贫国,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也对经济大国的日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周恩来审时度势,率先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方针,逐步打开了中日关系。周恩来希望通过累积渐进的方法,达到中日关系的最终正常化。但是,自1957年2月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反华姿态。1958年5月2日下午,两名暴徒于光天化日之下,闯入设在长崎百货公司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的会场,强行将五星红旗扯下。而岸信介内阁不仅不予严肃处理,反而表示“对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不能构成刑事犯罪”⑪。公然公开包庇侮辱中国国旗的肇事者,致使中日关系跌入低谷。
    一直密切关注着中日关系动向的周恩来很珍视两国关系的逐渐发展,但决不以牺牲中国的尊严为代价。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他果断地停止了中日文化交流,还及时地从“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向日本方面明确提出了“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和“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⑫。这两个“三原则”的提出,极大的维护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堵死了日本反华势力想钻的一切空子,使中日关系只能沿着周恩来制定的“原则”发展下去,直至两国邦交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的前期运作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作出的。美国政府是在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前只有几分钟时才将美国政府这一重要决定通知日本佐藤荣作首相的。这对日本政府冲击很大,佐藤内阁就象一个弃婴那样,在日本国内一片反对声中被迫下台,田中角荣上台执政。田中一上台就表示将积极开展对中国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因势利导,向田中发出了访华邀请。1972年9月25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田中一行。田中在致答词时,把二战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说成了“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⑬
    在场的周恩来当时病情已经较重,但他听了“添麻烦”三个字很不舒服。第二天中日首脑会谈时,周恩来在列举大量日本侵华罪行后严肃地指出:“添了麻烦,不过是在街上弄脏女人裙子时道歉的话。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⑭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日方关于侵华问题的表达是“痛感负有责任”和“要深刻反省”等措辞,从而较好地维护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中日首脑的首次谈判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对日外交政治“三原则”,但为了不使田中内阁难堪,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最后并没有要求写上日方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而是要求日方写上“遵循波茨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是向世界明确宣布台湾应归还中国的国际文件。这样的表述既照顾了田中内阁的面子,又坚持了中方原则。对此,田中角荣访华回国后,曾在日本国会作报告,他无限感慨地用两句诗评价周恩来:“身似柔柳摇春风,心如巨石碎大涛”。⑮
    就这样,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由伟人周恩来引领着走向了新时代,从而使中国屹立在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我们也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努力开创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引领中国外交走向一个更新的时代。



    引用文献:
    1.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外交文选》4~5页。
    2.吉林人民出版社,《周恩来生平》下卷828页。
    3.《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头版。
    4.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9页。
    5.世界知识出版社,《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247页。
    6.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7.世界知识出版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678~679页。
    8.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大外交家周恩来》第六部276页。
    9.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外交官回忆录——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76页。
    10.经济日报出版社,《中美首脑外交实录》137页。
    11.重庆出版社,《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169页。
    12.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239页。
    13.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周恩来外交风云》324页。
    14.河南人民出版社,《外交巨擘》123页。
    1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周恩来外交风云》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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