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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替天行道”考论

2014/6/16 15:40:08    作者:王平    阅读:3742    评论:0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替天行道”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行动纲领,是他们高举的一面大旗。然而,这一纲领是如何形成的?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在《水浒传》中发生着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出认真的思考和分析,给出确切而可信的答案。本文拟从历时性方面考察“替天行道”在水浒故事发生演变进程中的不同表现,从历史文化角度考察“替天行道”的内涵,从小说中的实际描写考察“替天行道”对表达小说主旨的作用。从而可以看出,“替天行道”经历了由民间愿望到文人理想的过程,其所替之天由“天道”演变为“天命”,其内涵也由“侠义”演变为“忠义”。

     一、水浒故事发生演变中的“替天行道”
     在现存有关宋江事迹的正史、野史等早期的记载中,如南宋王偁《东都事略》、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李埴《十朝纲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元脱脱《宋史》等,基本上视宋江为盗贼,将其作为朝廷要歼灭的敌对势力,因此均没有出现“替天行道”这一词语。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①对宋江等的态度已有所转变,所谓“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僣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所谓“不假称王,而呼保义”,所谓“古人用智,义国安民”等,都可见出这一转变,但仍未出现“替天行道”一语。元无名氏所辑《大宋宣和遗事》②中,写宋江被官府追捕,躲进了九天玄女庙内,并接受了九天玄女的天书。值得注意的是,天书在三十六人姓名之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宋江上梁山后,先期上山的吴加亮对宋江说:“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他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这两处都强调了梁山好汉要“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助行忠义,卫护国家”,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正史、野史中关于宋江记载的性质,由所谓的“贼寇”转向了“广行忠义”的义军。尽管尚未提及“替天行道”一语,但已经孕育了“殄灭奸邪”、“卫护国家”两种涵义。若从《宋江三十六赞》和《大宋宣和遗事》所编撰的时代及编撰者的身份来考察,将“殄灭奸邪”、“卫护国家”的重任寄托于宋江等一批“贼寇”身上,显然具有其独特鲜明的时代特征。

     就现有水浒故事流传的资料来看,“替天行道”一语最早出现于元杂剧之中,而且出现在若干种杂剧之中,可见已成为当时社会上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在现存几种“水浒戏”剧本中,“替天行道”的内涵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为普通百姓伸张正义、锄恶扶弱、除暴安良。如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③中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唱词。这面写有“替天行道”大字的杏黄旗成为全剧的重要关目。剧中李逵闻听宋江、鲁智深将王林的女儿满堂娇抢去,勃然大怒,二话没说抡起板斧便砍倒了“替天行道”杏黄旗。显然,在李逵心目中,“替天行道”这面大旗与抢夺民女、危害百姓的行径背道而驰,因此他才会有上述举动。再如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④,写梁山好汉救助被权豪欺负的普通百姓,与《李逵负荆》中“替天行道”的立意颇为相似,也含有锄恶扶弱、伸张正义的用意。剧中的蔡衙内凭借权势,欺压良善,抢夺刘庆甫的女儿幼奴。刘庆甫万般无奈,只好到梁山泊向宋江诉冤。宋江命李逵下山救出幼奴,将蔡衙内痛打一顿。蔡衙内逃往黄花峪云岩寺中躲避,恰值鲁智深来寺中投宿,将蔡衙内擒获,带上梁山处死。由此可见,元杂剧“水浒戏”中的“替天行道”主要是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即伸张正义、除暴安良、为民做主的侠义精神。

     “替天行道”的第二种内涵以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牢末》⑤、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⑥等为代表,“替天行道”一语由剧中人物宋江说出,但与剧情的关系却并不十分密切,可见“替天行道”已成为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的一个口号。《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宋江说道:“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呈气概,结交的天下贤能。”这几句话将“替天行道”与“公平”、“结交贤能”联系在了一起。但就该剧剧情来看,却似乎与“公平”关系不大,而与“结交贤能”更密切一些。李逵奉宋江之命前往东平府请刘唐、史进入伙,见两人闲争斗殴,他为弱者鸣不平,一拳将平人打死。官府将其捕获,幸得孔目李荣祖相救,改为误伤,免判死罪,李逵送给李荣祖一对金环以表谢意。李荣祖之妾萧娥与赵令史通奸,拿了金环,到官出首,李荣祖以私通强盗罪被判死刑。五衙都头领刘唐受了萧娥贿赂,将李荣祖在狱中害死,弃尸死人坑。李荣祖死而复苏,被萧娥发现,报告给刘唐,又将李荣祖关入牢中。这时宋江派阮小五下山招安刘唐、史进,李逵也前来搭救李荣祖。刘唐、史进两人将李荣祖从牢中放出,会同李逵、阮小五,拿获赵令史和萧娥,带上梁山处死。平心而论,李逵将平民打死,理应受到处罚。李荣祖救其改为误伤,颇有徇私枉法之嫌。萧娥、赵令史固然十分可恨,但刘唐也并不那么光明磊落。因此,该剧难以体现所谓“公平”之意,只是表示了对奸夫、淫妇的痛恨而已。但对已经犯下错误的刘唐却极为宽容,体现了“结交天下贤能”的用意。

     《争报恩三虎下山》宋江上场词云:“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又让剧中人物李千娇说道:“我一向闻得宋江一伙,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贤妇,以此天下驰名,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这就是说“替天行道”与杀滥官污吏相关联。但该剧剧情一是肯定李千娇先后三次救助梁山英雄的行为,二是惩治奸夫、淫妇的险恶歹毒,并无杀滥官污吏的情节,“替天行道”似乎成了宋江的一句缺乏实际内容的台词,一个与实际相距较远的口号。不仅这两剧如此,其它几种有剧本存世的“水浒戏”,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等也皆以惩治奸夫、淫妇为主要内容。

     “替天行道”的第三种内涵是梁山好汉与官府发生冲突,如无名氏《梁山五虎大劫牢》⑦的下场诗云:“久镇梁山显姓名,替天行道有功能。拔刀相助扶危困,骤马逢迎敢战争。”剧中写李应奉宋江之命请韩伯龙入伙,因盘缠用尽,被店家赶出。韩伯龙将其邀至家中,结为兄弟。宋江又派鲁智深等人探听李应消息,将韩伯龙骗上山。韩不愿入伙,只好将其放回。李应放火将韩家烧光,韩之妻子也被官府捉去。官府见韩回来,以其在梁山入伙为由将其投入牢中。李应等五人反牢劫狱,将韩全家救出,并释放了所有的囚犯,一起上了梁山。梁山好汉为了招揽更多的好汉上山,勇于与官府发生冲突,表现出浓厚的“反叛”意识。

     “替天行道”的第四种内涵以元明之际无名氏的《梁山七虎闹铜台》⑧、《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⑨为代表,“替天行道”带有了此前未有的“护国安民”的内涵。《梁山七虎闹铜台》“楔子”中宋江上场说道:“众弟兄立吾为首领,建忠义堂,插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全元戏曲》的编撰者在“剧目说明”中写道:“此剧写梁山好汉用计招卢俊义上山聚义,内容与《水浒传》大致相同。剧尾下场诗云:‘安邦护国称保义,替天行道显忠良。一朝圣主招安去,永保华夷万载昌。’与元剧水浒戏只提‘除暴安良’、不涉及受皇帝招安的主题思想不类,而更似《水浒传》七十回后的思想内容。可能是《水浒传》流行后编演,并流入宫廷的。”此说有一定道理,已经触及到了“替天行道”内涵的演变问题,但为何会发生这一演变,值得人们深思。

     再如《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第一折宋江上场说道:“梁山聚义某为魁,独占山东显雄威。收伏水泊归真主,赤心辅佐宋华夷。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名顺天呼保义。原是郓州典史,犯罪躲上梁山去,聚义招军,替天行道。”全剧对梁山义军接受招安给予了充分肯定。《全元戏曲》的编撰者说道:“此剧写宋江等梁山英雄排九宫八卦阵大破辽兵,与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征辽部分的故事梗概、人物系列基本一致。它可能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与《水浒传》平行发展,互相渗透,亦可能在《水浒传》成书之后,受《水浒传》的影响写成。”这就是说,“替天行道”演变为接受招安,为朝廷效力乃是《水浒传》所独有的思想观念。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大宋宣和遗事》所强调的“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在元杂剧“水浒戏”中被淡化了,但到了明初杂剧“水浒戏”中又得到了加强。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民族意识角度寻找原因。宋与明都是汉族的政权,当面临异族侵扰的危急关头,“替天行道”就是要忠于朝廷,就是为了维护汉族的政权。元朝政权乃是异族的政权,不应向其表示忠义,更不应保护其统治权。因此,元杂剧尽管首次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但与《宣和遗事》中“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助行忠义,卫护国家”有较大距离。也就是说,元杂剧“水浒戏”将“替天行道”四字加于宋江等“贼寇”身上,更注重于普通民众所期盼的社会公平和公正。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本来应有政府或法律给以维护和保证的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公正,却因元代吏治极度混乱和腐败而不得实现,于是人们只好将此基本要求寄托于梁山好汉。不难看出,元杂剧“水浒戏”中“替天行道”所替之“天”,实际上是指一种朦胧的天理,所行之“道”实际上是指生存的基本安全和基本秩序。至于国家政治乃是元统治者之事,因此所谓“殄灭奸邪”、“卫护国家”就不被元杂剧作家所采用。这种情形到了明初发生了变化,同样是“替天行道”这面旗帜,却添加了新的内涵。

     二、《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内涵的变化 

     与元及元明之际的“水浒戏”情况相似,百回本《水浒传》[10]中“替天行道”的内涵也有所扩大和性质的变化。从小说成书过程来看,一方面是因为借鉴继承了元杂剧及以往水浒故事,另一方面又有后来写定者的因素,因而造成了这一扩大和变化。与元杂剧“水浒戏”最为相似的是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的后半部分,除个别细节外,与元杂剧《李逵负荆》的立意基本一致。当李逵听说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后,直奔梁山泊,“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这一情节显然受到了元杂剧的影响,“替天行道”具有为民做主、“除暴安良”的内涵。

     但《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内涵没有停止于此,而是添加进了新的内容,具体来说,就是由“侠义”转向了“忠义”。“替天行道”这一词语在《水浒传》中首次出现于第十九回的结尾:“林冲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聚义厅上,列三十六员天上星辰;断金亭前,摆七十二位世间豪杰。正是: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可以看出,林冲的一番话语,乃是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替天行道”的最好说明。那么,林冲这一席话都说了些什么呢?不妨将其引录于下:

     据林冲虽系禁军,遭配到此,今日为众豪杰至此相聚,争乃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故不纳,因此火并了这厮,非林冲要图此位。据着我胸襟胆气,焉能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好吗?

     林冲这番话语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要心胸开阔,招揽人才,以义气为重,二是能够“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三是“仗义疏财,智勇足备”。而这几项内容,与元杂剧“水浒戏”相比,显然更加突出了与官军的抗争和对朝廷政治的关心。从随后的情节进展来看,也确实如林冲所说。梁山好汉紧接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敌官军”,“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好做准备”。“每日只是操练人兵,准备拒敌官军”。当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一千余人杀奔梁山泊时,被梁山好汉巧用计谋,杀得官军死伤过半,将黄安活捉。梁山好汉做的第二件事是从客商处夺得“若干财物金银”,但不伤害客商们的生命,将财物合理进行分配,一半留给山寨集体,另一半分给众头领和每位士兵,从而做到了“仗义疏财”。

     然而,在《水浒传》的简本系统中,情形就有所不同了。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刊行的《水浒志传评林》是现存最早的《水浒传》简本系统本子,其第十八回为“林冲山寨大并夥,晁盖梁山尊为王”,但在这一回的最后没有结尾诗,因此“替天行道”四字并未出现。紧接着下一回的开头,林冲对众人说道:“今有晁兄仗义疏财,仁恩广施,智勇足备,可立为山寨之主。”与繁本相比,恰恰少了“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凶首恶”的内容。可见,提出“替天行道”,使其含有与官军抗争、尤其是“剪除君侧元凶首恶”的含义应是繁本系统《水浒传》写定者特别重视的一项改动。

     《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内涵仍未就此停止。前面已经述及,《大宋宣和遗事》中有九天玄女授予宋江天书之事,《水浒传》在此基础上,将此情节描写得有声有色。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向宋江授天书时,口宣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这一法旨发展了《宣和遗事》中“替天行道”的内涵,与第十九回中林冲所说“替天行道”的内涵又有了不同。其最明显的变化是由“拒敌官军”变为“辅国安民”。但此后梁山好汉的实际行动表明,“辅国安民”尚未付诸实施。梁山好汉仍然延续着林冲所说的那番话,一是与地方恶势力进行斗争,如三打祝家庄、攻打曾头市等,一是与官军展开斗争,如大破连环马、打青州、闹华山、智取大名府、打东平、打东昌等等。直至第七十一回受天文、排座次后,“辅国安民”才被突出出来。

     “替天行道”在第七十一回中出现时非常神奇,竟镌刻在天降石碣之上。石碣的正面是三十六员天罡星姓名,背面是七十二员地煞星姓名。一侧是“替天行道”四字,一侧是“忠义双全”四字。“替天行道”与“忠义双全”完全对应一致,而且降自于天。这就使“替天行道”由百姓的愿望变为了上天的旨意,其内涵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江一心一意争取朝廷的招安,已经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愿望,而是遵照上天旨意的行动。如果说以前的“替天行道”只是按照“天道”付诸行动,现在的“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的安排。这正是百回本《水浒传》写定者苦心孤诣之所在。

     与前七十回相比,后三十回中“替天行道”的出现显然要频繁得多。第八十一回回前诗对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受帝封,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清溪洞里擒方腊,雁行零落悲秋风。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这就明确指出,“替天行道”就是要“存忠义”,具体说来,就是受招安、破辽国、擒方腊,正是这些事件集成了“忠义传”。同一回燕青见到李师师后也说:“指望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免致生灵受苦。若蒙如此,则娘子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也。”将“替天行道”与“保国安民”密切联系在了一起。见到宋徽宗后,燕青向徽宗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这就向当今皇帝宣明了“替天行道”的具体内容,由原来的拒敌官军,演变成了“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愿为国家出力”。紧接着第八十二回宿太尉奉朝廷之命前来梁山招安,对济州知州张叔夜说道:“天子近闻梁山泊一伙,以义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专一替天行道。”可见这一口号已经使皇帝欣然接受。在梁山上宿太尉向众好汉说道:“元景虽知义士等忠义凛然,替天行道……”梁山好汉接受招安时,打出两面旗帜,一是“顺天”,一是“护国”。这种种描写表明,“忠义”已成为“替天行道”的主要内涵,而其具体表现就是“保国安民”,就是小说中接下来描写的破辽、擒方腊,为朝廷尽忠。

     由元杂剧“水浒戏”“除暴安良”、伸张正义,演变成《水浒传》“护国安民”、为朝廷效力,这是水浒故事中“替天行道”内涵的一个重要转变。以情理而论,两者似不应发生于同一时代。也就是说,元代的文人不可能也不应当一再强调梁山好汉要“保国安民”,为朝廷尽忠。一方面元朝不存在需要“保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汉族文人也不会对异族统治者的朝廷表示尽忠之意。如果将这一变化的背景放在北宋末年或整个南宋时期,倒还说得过去,就如《大宋宣和遗事》中九天玄女交与宋江的天书那样。但《水浒传》成书的实际进程又非如此,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一变化是基于明代某一时期的政治局势而来。当然,这仅仅是一推断,具体结论尚需做更为严谨的论证。

     三、“替天行道”的文化分析

     “替天行道”在水浒故事流传中开始出现,本来是一伙被朝廷围剿的“贼寇”,现在却成为“替天行道”的执行者,其意义值得深思。元杂剧“水浒戏”中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其基本内涵是“除暴安良”、伸张正义。《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则添加进了“护国安民”、为朝廷效力的含义,两者所主张的“替天行道”有何文化依据?所谓的“天”是指什么?上天的旨意或曰“道”又是指什么?还应从历史文化角度作一番细致分析。

     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天”首先是自然之天,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两层含义。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论语·阳货》)孟子云:“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庄子》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庄子·大宗师》)王充云:“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也。”(《论衡·变虚》)这些都在说明,天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或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或存在的运动过程,都叫做天。此种自然过程,正如《荀子》所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篇》)这种过程的规律即天道,体现天道的过程就是天。在此种意义上讲,天与天道是一回事。自然之天,自有存在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必须尊重和顺应天和天道,信守天则;立法必须充分体现天则。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杂剧“水浒戏”中的“替天行道”乃是这一“天道”的体现,是普通民众的一种最朴素的愿望。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还以“天”为神灵,为有意志有人格的主宰和造物主。这一观念源于原始社会,由于先民对自然界认识不足,总认为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在支配着自然界,支配着人类。这超人的力量便是天,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尚书·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诗·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均以天为神灵之主宰及造物主。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了“帝”和“上帝”的观念。“帝”和“上帝”是和天具有同样权威的人格神,是万物的主宰。人世间的一切都要遵照上帝的意志,而代表上帝的便是君王。他“受命于天”,假借天神的意志,拥有无上的权利。

     西周灭殷后提出“天命”观念,主张敬德保民以顺应天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为的作用。周人把“天”视为国家兴衰与人文化成的终极依据,具有无比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天首先是生命的源泉,它创化、滋养万物,所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尚书•大禹谟》)天子或君主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关注民生疾苦,保证人民生活的富足与安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可称之为顺应天道的善政,“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尚书•大禹谟》)

     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学派和思想家都对“天道”、“天命”做出了各自的解释。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体现了周以来的“天道自然”观念以及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取向。道的生成因任于“天”的终极势态,无“天”则不成“道”,“道”的功用是由“天”而显的,老子强调知“天”才能知“道”,指出:“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天道的生生本性决定了它的根本功能是涵养利益众生,即“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第八十一章》)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认为“天道”具有宗教天命论的性质,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则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这里所说的“天”,既是宗教信仰中的至上神天神,也带有民间信仰中的天神观念。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的弟子子夏也曾说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同时,孔子还认为天命有一个传授过程,这一天命就是“天之历数”。因此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帝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法天理民,奉行天道。“唯天则之”,就是顺应自然,合乎天之历数。因此“天道”的另一性质就是一种法则,就是天地运行之理。许多思想家都对“天道”作了论述。孔子肯定天命,但同时少言天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战国初墨子反对天命,但主张天志。墨子的“天命”即“人格之天”,“天志”即自然之天。《墨子》更强调自然之天的属性:“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这里的“天意”与“天志”是同一含义。这就是说,评价天子好坏的标准,是看他是否顺应天意。顺应者便可受到奖赏,忤逆者便会受到惩罚。像夏桀、商纣、周幽王和周厉王等,都是位至天子而受罚的例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替天行道”的“天”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天命之天。与此相关的“道”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之历数,即自然之天的运行法则,天地运行之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与之抗拒的。在民众意识中,就是一种合乎公正的观念。一是天命的意志,即秉承上天旨意的统治权力。而所谓的“替”,既可是代自然之天施行其运行法则,也可以是承认当今朝廷即天命所予,因其未能实行“天道”,才由这些绿林好汉来代行。元杂剧“水浒戏”中的“替天行道”基本上是指天地运行之理的天道,百回本《水浒传》在延续“水浒戏”这一天道观念的同时,又作了明显的改变,即首先承认君权的存在是上天的旨意,由此派生出的道就是君臣之义,替天行道就是代君行道,客观上维护着这一君权的存在。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11]即是这一意义层面上的“替天行道”。认真分析《水浒传》中同时存在的“替天行道”的多种含义,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水浒传》成书的复杂过程,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其复杂甚至矛盾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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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见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2页。

②见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8页。

③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④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⑤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3页。

⑥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⑦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

⑧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页。

⑨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

[10]本文所引百回本《水浒传》原文均据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11]《三闲集·流氓的变前》,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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