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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作者刘鹗

2014/6/19 16:23:33    作者:杭金荣    阅读:3807    评论:0

    刘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以一部《老残游记》名闻海内外。他一生坎坷,从事过多种职业,在文化领域中,涉猎广泛,均颇有建树。海外华人马幼恒先生这样品评:刘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知识的介绍均有所贡献的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一个人得如此之多的头衔,实属罕见。本文就刘鹗的主要生平活动与学术成就作一简要介绍。
    一、生长官宦世家
    刘鹗原名孟鹏,字云搏,后更名为鹗,字铁云,别号老残,又署鸿都百炼生。原籍江苏丹徒,清咸丰七年(1857)九月生于六合,成长于山阳(今淮安),死后亦葬于山阳。
    刘鹗远祖刘光世,是南宋初期与韩世忠、岳飞齐名的著名将领,以抗金驻军江淮间,因镇守京口(镇江)有功,被追封为太子太师郧国武僖王。传至鹗父刘成忠已历二十二代。成忠,字子恕,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道台等职,以御史和知府衔官居河南,因治黄有功,“旋以剿捻劳绩升河南南汝光道”,著有《河防刍议》,还曾专门研究历代救灾办法,写过《刘晏不直赈救说》。崇尚“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衽”。他也关切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力图实际应用,曾亲督工匠仿造欧洲“龙尾水车”。光绪元年(1875)。刘成忠被赏加布政使衔。在河南任上,出于对古城淮安的仰慕,特差人来淮安买下座落在城西北偶勺湖之滨一座带花园的大宅院(原地藏寺巷内),遂定居淮安。光绪三年(1877),以病乞休寓淮。光绪十年(1884)卒。刘鹗二十岁前,几乎一直随父在任上,其父的所作所为耳濡目染,对少年时代的刘鹗影响颇深。
    刘鹗兄弟姐妹五人,他最小,“生来歧嶷,颖悟绝人”。四岁从二姐素琴识字、诵诗,不久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稍长从同邑赵君举先生读,过目成诵。惟“不喜时艺,性尤洒脱,不守约束”。刘母治家严谨,颇不喜这“狂放不羁”的幼子,刘鹗的兄长亦“责善尤苛”。刘鹗在自由散漫、逍遥放荡的生活中,随着兴趣所至,在强烈的求知欲的支配下猎取广泛的知识。同时广交地方上的有志气、有专长的“井里少年”,相约一旦国家“有事”,一起出来干一番有益国计民生的事业。
    刘鹗本不愿读书入仕,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不得不赴南京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他毫不在意。归里后,专攻家藏的治河、天算、乐律、医学、数学、哲学、词章等书籍,研究与实际紧密联系的测量、绘图等,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的学识。其时,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而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农民反抗,以致社会经济日趋凋敝,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一切,对青年刘鹗的思想触动颇大。他寻求真理,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光绪六年(1880),他去扬州从师太谷学派李广昕(号龙川),接受太谷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从而确立“悲天悯人”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光绪十年(1884),鹗父病殁。一向失欢于家庭的刘鹗更不为家庭所容,不得不面对现实,走上自立自强、曲折多难的人生道路。最初,他向家中索要资本,在城里南市桥开一爿烟草店。由于不善经营,不逾年,本钱赔尽而倒闭。在封建社会,官宦子弟不官而商已是“耻辱”。加上亏本歇业,决不能再求助家庭。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到扬州投靠嫁给卞姓的姑母,挂牌行医,依然“门可罗雀”。不久归谁,受母亲、长兄之命,“复赴南京应乡试,不终场,即回。”光绪十二年(1886),刘鹗到上海与友人开设石昌书局,经营石印出版业,此为我国市廛间石印之始,未久又因事涉讼而关闭,再次归淮寓。
    二、投效黄河治理
    历史上黄河危害严重,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郑州上南厅黄河决口,“计长一百余里”,无数村庄被淹。“饥民待哺嗷嗷”。朝廷命礼部尚书李鸿藻前往视察河工。李治理阅年,费银九百余万两,决口仍未堵上,“进退两难,束手无策”,光绪帝因缺口未堵,“殊深愤懑”,问罪河官,并追究李“督率无方”,革职效力,同时派广东巡抚吴大澂署理东河总督。吴当过学政,办理过边防,名闻朝野,是位比较清醒和有魄力的实干家。刘鹗的父亲在河南为官时治过水患,并有著作,主张“筑堤束水,束水攻沙”。刘鹗成年后,“乃志在圣贤”,继承家学,也钻研过治水方略,是时非常关注郑州黄河决口不能合龙之事,为施展所学,便欣然前往投效吴大澂。
    刘鹗抵郑后,向吴大澂呈说治水主张。吴不懂水利,上任以来水患仍剧,时值八月,“急流狂溢,旋涡怒卷”,掌坝之员“屡濒于危”,正在求贤若渴之际,听刘鹗谈论“设闸坝以泄黄”,“引清逆淤,束水以攻沙”等方法,“奇之,颇用其说”。刘鹗不仅向吴提供理论和方法,而且亲临工地,“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十二月中旬,大堤终于合龙。光绪帝接到捷报,十分高兴,不顾已届岁尾,匆匆降旨封赏在郑州治黄大臣。吴大澂赏加头品顶戴,补授东河总督,李鸿藻“开复革职”、“赏还顶戴”。刘鹗也因此声誉大起。他赴郑前,已捐有“同知”虚衔,这时,吴大澂“欲表其功绩”,升其官职,而他“则让与其兄渭清观察,而请归读书”,吴“益奇之”。
    第二年初,吴大澂奏请成立河图局,测量、绘制黄河中下游全图,光绪帝“准其咨调数员,办理绘图事”。此事归“郑工善后局”负责,总办虽有文名,但不懂测绘。吴即命刘鹗为提调官,全面负责测绘河图之事。自三月始,他“终日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至九月,基本完成了从陕西潼关至山东利津海口的黄河测量工作。不久,《豫、直、鲁三省黄河图》也绘制成功,共五册,一百五十篇。刘鹗还根据实际考察资料,融合自己治水经验,撰有《治河五说》。
    郑州黄河大堤合龙后,河南水患有所减轻,而山东水患依然严重,“下游南岸大堤,二百八十里间,节节生险”。山东巡抚张曜,东堵西挡,疲于奔命,仍不能阻止黄河决口,奏请另派大臣又不准,遂广罗人才,“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末僚,皆延致咨询,唯恐失之”。光绪十六年(1890)春,檄调刘鹗到山东办河务。他力排众僚“不与河争地”之说,主张“束水利沙”,并撰《治河七说》呈张。未久,张曜命刘鹗为黄河下游提调官。他在山东办河三年,未溃成灾,“河工冠于诸省”。在山东期间,还著成《黄河变迁图考》、《勾股天玄草》、《弧角三术》诸书。
    光绪十八年(1892),山东巡抚福润(张曜殁任上,福润继之)保荐刘鹗赴北京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应试,“因不合例”,未试而归。光绪二十年(1894),福润再次向光绪帝保荐刘鹗,后经考试,以知府任用。至此他治理黄河告一段落。刘鹗一生从事过许多事业,学术界看法不一,惟参加治理和测绘黄河之事,一向为人们所肯定。
    三、筑路开矿办实业
    罗振玉说,刘鹗“谓扶衰振蔽,当从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而得理也。上书请筑(天)津镇(江)铁路,当道颇为所动。”
    光绪十五年(1889),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光绪帝力陈建造铁路的好处,请先建造芦汉铁路,光绪帝认为此议“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即可毅然兴办”,但仅谈谈而已,未付诸行动。六年之后,光绪帝表示“修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亟应举办”,命张之洞“奏保办理铁路之员,以备简用”。张乘机再次提出:“铁路以由汉口至芦沟一路为最要”,“必宜先办”。遂开始筹资金,选人员,准备修路。
    刘鹗对铁路建设十分重视,而且付诸行动,和许应锵、方培尧、吕庆麟联络“资本”,分别向清政府表示,愿意承办修筑芦汉铁路。光绪帝表示“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命王文韶(时直隶总督)、张之洞等“督同办理”。其实,张、王对之早有打算,后议成:南端由张之洞主政、北端由王文韶负责。张、王商同把造芦汉铁路的差使,许给亲信盛宣怀。他们怕刘鹗等人扰乱他们的计划,在“详加体察”的幌子下,设法将之排挤出去。刘鹗被挤走后,张之洞等便向皇帝奏本,说刘鹗等“四商(指刘鹗、许应锵等四人)均不可靠”。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盛宣怀经王、张力保,被正式任命经办芦汉铁路。
    刘鹗认为自己被挤一事,是盛宣怀搞鬼。他为了仍能为建造铁路出力,当年冬,他又通过王文韶,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后来津镇铁路也列入了计划,但首创人刘鹗,却依然被排挤在外。在京为官的镇江入,认为修路只能至江北瓜洲,镇江的繁荣可能为之取代,于是竭力反对筑津镇铁路,并迁怒刘鹗,甚至要除其乡籍。即使如此,刘鹗仍不放弃筑铁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又通过英商河南福公司,动议建造泽(泽州,今山西晋城)浦(口)铁路(系芦汉铁路支线),得到批准。后筑成道口至清化的道清铁路,这是刘鹗办铁路的唯一实际成果。
    刘鹗在筑铁路方面屡屡受挫,遂另作他图,一显身手。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欲开煤矿,刘鹗向其陈述开采山西煤矿对百姓对国家的好处。他认为开晋煤,“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之后,胡聘之奏准设立商务局,负责办理“一切招商集股事宜”。因缺资金,他们向英国资本投资机构福公司借款一千万两白银,并订有协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鹗应聘为山西福公司华人经理。赴任后发现草约中有许多侵犯国民权利的条款,在谈判中“凡有损我权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约。”因此为英商所不满而想解聘,许多官员更纷纷弹劾刘鹗等人,攻击其“专交通洋人,图饱私囊”、“贪污卖国”等,主管此事的总理衙门明知这些“言之过甚”,但“亦多附会”。而光绪帝竟然据此说刘鹗“声名甚劣,均著撤退,毋令与闻该省商务”。从此,刘鹗的“汉奸”之名沸沸扬扬。其实,刘鹗不仅参与了山西煤矿的开办,而且还参加过河南、浙江矿山的开办,但均告失败。至于他在办矿中的功过是非,尚待学者们论定。
    此后,刘鹗又致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他曾到上海与友人开办大规模的百货商店,名为“五层楼商场”;独资在上海徐家汇办过蒸汽织布厂,在上海成都北路办过手工织布厂;计划在湖南株州创办钢铁厂;在北京计划创设北京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厂;还曾数次到上海和友人计划合资买轮船,准备行驶上海、大连及日本间;后又和友人创设“海北精盐公司”,计划在山东沿海购粗盐加工成精盐运销朝鲜、日本;又在浦口九濮州购地产,计划开辟商埠。但是,刘鹗的所有这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行动,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
    四、赴京主持赈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烧杀掳掠,为所欲为,京城内外,尸骸遍地,“饿犬争食,惨不忍睹”。其时,浙江一富商潘炳南,上书浙江布政使恽祖翼,表示愿意“出三千金立会救济”,恽赞同,并“出资助炳南”。请户部山西司侍郎陆树藩出面主持,正式成立“救济善会”,发起募捐。刘鹗本有“以养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又听到外国友人来沪叙述北京的惨状,热血沸腾,决意赴京赈济。他写信给陆树藩,“愿凑捐银五千两,又筹借垫款银七千两,共一万二千两,送呈贵会,”并表示“弟愿执役。为诸君前驱”,所带人员的“川资、薪水、均由弟捐款发给”。刘鹗不仅说,而且立即行动,继陆树藩之后赶到天津,一起讨论“赴京救济事宜”。刘鹗旋即“率同司事、工役二十余人赴京”。至京后,向李鸿章递交了陆树藩介绍其代表救济善会在京工作的信件,立即投入赈济工作。凡在京的外乡官员,愿回乡的备船护送上海;不愿离京的筹备津贴,为此大得好评。这期间,他在京还办了掩埋局和施医局,掩埋满街的尸骸和为受伤生病的难民治疗,工作十分辛劳。
    北京粮食一向靠外地运入,是时海运断绝,已告粮荒。从外面运粮进京困难太多,未见大效。一俄军张姓翻译告诉刘鹗:“俄军要用太仓(即国家粮仓)仓房,仓米无处可移,打算全部烧毁。你们既然缺粮,何不买来?岂非两全其美。”刘鹗随即通过张某斡旋,筹借款项,向俄军买下全部太仓储米,维持平粜,“民赖以安”。但数年后,这又成了所谓“私售太仓粟罪案”。
    五、被捕与流放
    刘鹗一生办事不少,大多“垂成而败”,最后购浦口地产,欲自辟为商埠,岂料“竟致祸端”。
    长江下游,由于泥沙沉积,不断形成一片片沙洲,原不为人注目,归属也不很明确。刘鹗认为这些沙洲,“将来必为商货吐纳所,勿候外人索辟商埠,我先自经营之”。遂和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等一些亲朋共同购买这些土地的产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购浦口地告一段落,其时津镇铁路改为津浦铁路,浦口为终点,一时地价大起。刘鹗所购之地顿时引入注目,尤其是浦口巨绅、外务部员外郎陈浏,更为眼红。他仗着京官身份,强向刘鹗以原价购买浦口地,并指定要其中最好的地段,遭拒绝后,陈浏恼怒,一方面宣传“浦口地归浦口人所有”,争取当地人的支持;一方面以京官的身份向朝廷奏本,控告刘鹗、程文炳等人,“因铁路筑路有期,私集洋股,揽买土地”。军机处批转两江总督周馥“澈地查清”,并“确查具奏毋稍徇隐”。周馥经过调查复奏,认为陈浏“原参大半得之传闻”,不能作为证据。不久,周馥调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由端方继任,陈又上禀,要端方惩处程、刘。端方也认为程、刘等人并非代洋商购买土地,是合法的。后来,世续、袁世凯先后入军机处,两人均与刘鹗“素有夙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间,他们“借口浦口购地事,密令逮问”,正值刘鹗的亲戚、山西巡抚丁衡甫(名宝铨,淮安人)入京晋见,“闻之,以全家保于庆(亲王,时军机大臣)邸之前”,世续、袁世凯的计划才未执行。第二年(1908)正月,北京又传出要逮捕刘鹗的风声。后来,朝廷宣布将刘鹗革职,永不叙用。刘询得“仅有拘捕之说。”于是又为浦口地之事,继续与陈浏等作斗争,程文炳也派兵驻扎九濮洲,陈浏联系刘鹗前科,继续控告。刘鹗认为几任两江总督倾向他们,他又捐地五百七十五亩给国家开商埠,建铁路、码头,似乎立于不败之地。哪知裳世凯(时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等突然以外务部的名义,要端方捉拿刘鹗,虽经端方多方设法,刘鹗仍在南京遭逮捕,并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该犯所有产业,著两江总督查明充公”。
    是年六月,刘鹗被押上“福安轮”解往汉口,然后“昼夜兼行”,经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约年底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刘鹗名为发配充军新疆,实“不属于军”,“居处听其自主,衣食听其自谋”,不仅没有住监狱,而是住了一所三间正房,外带厨房、厕所的小院子,门口甚至还贴着“刘鹗公馆”小红纸条。刘鹗本通医道,到新疆后,一面为人治病,一面搜集《内经》、《伤寒金匮》等书,潜赠研究,准备撰写医书。翌年(1909)七月初八中风逝世,终年五十三岁,遗体运回淮安,次年安葬于淮安东南曹圩(今七洞乡大后村)刘氏祖茔。
    六、学识与著作
    刘鹗一生活动范围极广,他思想活跃,才华横溢,学术、文艺著作颇丰。(一)在考古文字学方面 有《铁云藏龟》六册、《铁云藏匋·附泥封》四册、《铁云藏印》十册和续集四册、《铁云藏货》一册、《补(长安获古篇)》(未定)、《说龟》数则、《古铜器铭文释》六十页、《汉碑出土年月考》数条、《抱残守缺斋藏器目》、《<穆寿山印谱>序》(未定)、《铁云遗印谱》、《铁云碑帖题跋·附抱残守缺斋中头等碑帖目录》等。
    《铁云藏龟》,是刘鹗编印的“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之一”的专书,是“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铁云藏龟)自序》,更是我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殷墟甲骨虽最早为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所发现和收藏,但他未来得及研究,便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殉难了,真正使甲骨文的史料价值、文字价值、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公之于世而又作过认真研究的,则是以刘鹗为开端,称他为我国“甲骨学的开山”是一点也不夸大的。对甲骨文字的研究,具有开拓作用的是刘鹗,“知其所重而定为殷人之物者刘氏也,拓墨付印以广其传者亦刘氏也”。他“肩之辟之,以导先路,其功实不可没也”。刘鹗对甲骨文字的研究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收藏大量龟骨,也不在于他最早破释几十个甲骨文字,而在于他不封锁资料,不把资料当私有,不视同行为“冤家”,积极向许多学者介绍甲骨文字,引起更多人对甲骨文的研究兴趣。这也正是他编印《铁云藏龟》的目的;“斯实三代真古文,亟当广谋其传”,于是他“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为研究的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二)在文学方面 有《老残游记》二十回、《老残游记二集》九回(未完)、《老残游记外编》(残稿)、《<邻女语>评语》、《铁云诗存》等。
    刘鹗的《老残游记》,主要通过自己在山东的种种见闻,抒发对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深切感受和不平,反映清朝末年的社会现实,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鲁迅称此书;“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由此可窥见《老残游记》的现实意义。刘鹗写这部书的目的,在《老残游记初集·自序》中说得很明白: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君同哭同悲者焉。
    其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瓜分中国,清政府腐败不堪,行将复没,如人“浑身溃烂”,如对弈“棋局已残”,如航行大海已有不少窟窿的“大船将沉”。人民处于双重压迫、双重剥削、国家危亡的情况下,这种悲泣的感情是很自然的。但是他看不到封建统治制度的腐败,把一切罪恶归于下层官吏,对于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还抱有同情和幻想。认为只要朝廷主要“掌舵的人”拨正航向,向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就行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义和团农民运动。他还认为导致中国危亡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也有“清官”,“清官”之可恨,尤甚于“赃官”。他自评道: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凡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老残游记》在文学描写上的艺术性是具有较高成就的,这是历来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老残游记》通过丰富的想象,加以分析比拟,大胆以“新的词汇落于纸上,使读者产生共鸣。但他主要不是依据幻想虚构,而是着重在实际观察和生活体验,实情实景据实写来,没有任何陈词套语。有的学者认为:“《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胡适语)。因此,一度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上,几乎都选择了《老残游记》的片断作为教材。
    (三)在史地河工方面有《治河五说·续二说》、《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十卷、《唐十道表》(未完)、《晋十九州表》(未完)等。
    (四)在算学方面 有《勾股天玄草》、《弧角三术》二卷等。
    (五)在医学方面 《要药分剂补正》、《温病条辨歌诀》、《老残医记》、《人寿安和集》五卷(未完)等。
    (六)在音乐方面 《<十一弦馆琴谱>序》等。
    (七)在杂著类方面 撰有《风湖论》、《矿事启》、《刘观察上政务处书》、《兴农工》一则、《整丝茶》一则、《盼商律》一则、《设商官》一则等。此外,尚有《铁云日记》、《铁云书信》。
    “刘鹗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点,他的治黄工作、开采山西煤矿、赈济北京灾民、发现甲骨文和写作《老残游记》等等,其中任何一项就足能使一个人感到自豪了。”(英文版《中国文学》)。1987年为纪念刘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于淮安举办的刘鹗及其《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认为,他在经济领域是改革的失败者,在文艺和学术领域是成功的开拓者,是清末的新型知识分子,又是说过不少错话、做过不少错事的人。他提供历史发展的新东西大于他的失误和过错。他的功过大致可以七三开或六四井。因此我们应当纪念他,批判地学习他,使他留下的遗产成为我们今天实行改革开放、从事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财富。
    参考书目:
    ①《刘鹗小传》,刘德隆、朱禧、刘德平著,1987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1985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刘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册》1987年11月江苏淮安县纪念刘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筹委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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