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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银行:民国最著名的私营银行

2015-7-26 13:27:44    作者:徐行    阅读:2076    评论:0

    仅仅是三十余年的时间,淮安人周作民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金融界一个堪称奇迹的金城神话。
  利润与刺刀
  1926年,周作民被奉军张学良部绑架,舆论大哗。尽管有熊希龄、赵尔巽等大人物前往周旋,周作民还是付出40万元的代价才获得自由。对此,周作民称:“我从刺刀上读到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
  金城银行成立后,应对时局,左右逢源,潜心经营,迅猛发展,“立志期成其为社会事业,悬此鹄的,相与努力,二十年来,有如一日”:仅仅三年,在华北即获得了与盐业、中南、大陆三银行并肩的地位,“北四行”声名鹊起,金城银行脱颖而出;成立十年,金城银行纯益累计突破1000万元。其间,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联合,创办营业事务所;设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创设四行储蓄会,在当时房地产热中先后兴建国际饭店、四行仓库、虹口公寓、林肯坊等项目。
  从清末盛宣怀开办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起,即开了“以官员身份为个人聚富”的头。而民国时期的大商人,或从商而政,或从政而商,或政商通吃,周作民及金城银行亦不例外。
  首先,金城银行初创时,十之九是官僚的资本,金融、工商业者及一般散户投资只占9.6%。如此“官僚资本”格局,周作民自然要尽量满足投资者的利益,不然他的总经理焉能干得下去?再则,金城银行最初确实热衷于政府机关放款、铁路放款和购入公债证券等回报率较高的业务。以周作民之精明,放着如此高收益的业务,他不可能见利不抓。此为金城银行发展的第一步。
  接下来,随着北洋政局的转变,尤其是王郅隆和徐树铮等安福系的垮台,周作民乘机吸收中小股东。到1919年,股东户数已增加到203户,官僚以外的比重已占到17.90%。此外,周作民更是发明了“行股”,即以本行资金收购自身的股份。这一举措,不仅使金城银行所持股份达到12.84%,更形成了周作民总经理兼董事长独立施政的格局。至此,金城银行完成第二步“演化”,由“官僚银行”逐步转化成一家典型的民营商业银行。
  近代的私营银行,向有“北四行”和“南三行”之说。“北四行”是指总部设在天津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南三行”是指南方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商业银行。其实,当时的私营银行生生灭灭,总数100家都不止。而金城银行之所以能够很快成为中国私营银行业的翘楚,乃至独占鳌头,直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字巨头,除了其浓厚的官僚资本背景及苦心编织的官场网络,还与周作民的经营作风有关。
  据金城银行档案史料及一些老人回忆,金城的经营之道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是善应酬,为延揽客户,经常与大客户周旋,投其所好,交际费用则实报实销。周作民的口头禅是“小钱不出,大钱不来”。为了应酬便利,周作民从家乡和绍兴等地聘请了最好的厨师和酒师,天津上层圈子大多知道金城银行的淮扬菜很纯正,为此吸引了不少大客户。
  二是给实惠,对存款大户,往往许以高利息,并给予联络者及经办有功人员回扣。为了吸引军阀政客,金城银行不仅制订了灵活多样的储蓄方式,提供丰厚的利息,同时承诺替储户严格保密,吸引很多人将钱从外国银行转到金城银行。
  三是处感情,周作民的一大本事,就是能把只有生意交往的人处成朋友,当年对倪嗣冲、王郅隆如此,如今更是屡试不爽。周经常在经理室殷勤接待大客户,其气氛如同友朋交际。
  四是树信誉,周作民格外注意银行的形象。据老职员董铁生介绍,当年金城银行的房子、库房都十分讲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厕所,你解完了大便,自动地冲水、擦干。有这样设施的在天津当时是头一位”。
  五是重服务,金城银行不仅是对大客户优礼有加,对于普通客户也多有便利。如规定对逾越时间来行办事的人员,行员必须竭诚招待,不可借为推托,更不可倨傲、厌倦待人。
  投资于工商
  毛泽东谈及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时曾说:“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毛泽东称颂的近代实业界“四巨头”中,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和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均与金城银行有很大关系。周作民虽然八面玲珑,手段多样,但也明了如何与范旭东和卢作孚这样方正高尚的人打交道。金城银行在天津永利前景尚不明朗的时候就决定投资支持,甚至订立了透支10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一向喜欢对所投资的企业直接管理的周作民,虽然担任了一辈子永利的董事长,但对永利的事却从不过问。范旭东常说与周作民协商借款无一次超过10分钟。对此,周作民曾坦言:“范旭东这个人脾气耿直,平时绝少迁就,对人从不敷衍,自信力很强,事业心很重,也守信用。”
  周作民不是没有自己的算计,他知道永利的价值,这个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赚钱多寡。他说:“我们金城在永利的投资从业务观点来看,很不划算,分的官红利很少,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对于金城来说,也大有好处,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这不仅是周作民的经营之道,更是周作民的为人之道,他知道要“给予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而且懂得如何给予。
  银行为百业枢纽,与政权的关系较其他行业更为紧密。在这方面,周作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非凡的政治嗅觉。1926年,北伐胜利前夕,周作民看好蒋介石,叫人送去40万元劳军,蒋介石说:“周作民不错,我会记住他的。”北洋政府刚刚垮台,他就设法到庐山面见蒋介石,呈上改革金融的具体方案,多次给宋子文献计擘划。从此,周作民政治上春风得意,顺利搭上南方政权的列车,迎来了金城银行十年黄金发展期。
  周作民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三井、三菱集团的发展,以及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作过深入研究。执掌金城银行以后,周作民提出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要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金融和实业的关系”。经过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潜心经营,第二个十年(1927-1937)的全面发展,金城银行存款额已跃居民营商业银行之首,放款和投资渗透到以“三白一黑”(即纺织、化工、面粉、煤矿)为代表的众多领域,构筑了金城的商业王国。
  探讨金城银行的成功之道,不能不提到周作民的人才理念:“事业界之上者,以人才起,以人才兴,事业界之下者,以资本起,以资本兴,银行业其好榜样也。以人才而起者则其信用厚,资本虽乏,而吸收存款以充实营业资力者较易也,以资本而起者则其信用薄,资本虽多而吸收存款以充实营业资力者较难也,故论银行营业之盛衰,均系乎人才,不尽于乎资本,资本者末也,人才者本也。”这段话,用于今日金融界,亦不过时。
  金城银行总行最初设于天津,先后在京、沪、汉等15地开设分行。1936年1月将总行迁往上海,天津改为分行。1950年8月,周作民回归大陆,成为金融界头面人物中回归的第一人,也是唯一回归者。1952年12月,金城银行参加天津金融业公私合营,与其他银行合并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而今,同样具有江浙和天津背景的金城银行在天津复生,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更可以视作一种百年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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