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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淮安三联城

2015-9-20 14:17:35    作者:高建平、王高    阅读:3102    评论:0

 

  联城的建造,使得淮安的旧城、新城、联城连为一体,这种三城并列的格局在我国建城史上是不多的。淮安城建造如此规模,历经数代,建城所用的城砖也属于各个不同的朝代,共达七十余种。至此,古代淮城的规模也就达到了它发展史上的顶峰。
  三城周长约17华里,面积约4平方公里
  老城“周长十一里,高三十尺”,原有城门五座。“东曰观风,南曰迎远,西曰望云,北曰朝宗”,在西门稍北一些“旧有门曰清风,元兵渡淮时,守臣张虎臣塞之”,后来东城门更名曰瞻岱门,南城门更名曰迎薰门,西城门更名曰庆城门,北城门更名曰承恩门。四城门匾额皆为清代书法家周木斋(1785—1847年)所书。“四门皆子城”,旨在加强城门的防御能力,“城上大楼四座,角楼三座,窝铺五十三座,雉堞二千九百六十垛”。
  新城周长“七里零二十丈、高二丈八尺,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三百三十四丈”,有城门五座:“东曰望洋,西曰览远,南曰迎薰,北曰洪极,门各有楼”,在大北门的西边有小北门,叫戴辰门,东西有子城,有角楼四座,“窝铺四十八座、雉堞千二百垛”。
  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城高一丈四五尺不等,后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城楼大小四座”,东南城门曰天衢门,东北城门曰阜成门,西南城门曰城成门,西北城门亦曰天衢门,“雉堞六百二十垛”。
  在群雄逐鹿的动乱时代,淮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些都和淮安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城市结构所分不开的。淮安城三城并列,构造独特,全国仅有。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古老的城墙逐渐失去了它在战争中的优势。封建王朝不再重视对城池的营修,特别是连连战乱,淮安三城屡遭战火毁坏。至新中国成立时已残破不堪了。
  建国初期,由于未能重视对城墙的保护,群众随意挖土取砖。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大规模拆除城墙的活动,七十年代末在城墙基上建造环城马路,遂将残破的城墙尽行拆毁,雄峙数代的淮安三城城墙,终于不复存在,仅剩巽关向北至校场的一段约500米拆去城砖的一段遗址。
  1982年,为保护淮安的历史文化古迹,当时的淮安县人民政府专门发布了“关于保护古城墙遗址的布告”,重点加强了对这一段古城墙遗址的保护,现此处城墙为“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后,淮安三城逐渐拆除,现存三处:一是巽关以北约500米土堰和此地的庆城门(西门)砖墙基,高约2米,长约80米;二是庆城门门洞墙壁仍依稀可见;三是新城西门大街城墙外包砖,高约5米,长约4.5米。根据该户居民吴佩珍说,当年盖房,就将城墙借作一面山墙,以至后来拆城墙时,将这一段留了下来。它们的遗存是研究古城淮安及中国城市建设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淮安三城周长约十七华里,面积约四平方公里。建城所用的城砖属于各个不同朝代,共达七十余种。古代淮城的规模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
  淮安三城逐渐拆除,现存三处:一是巽关以北约500米土堰和此地的庆城门(西门)砖墙基,高约2米,长约80米;二是庆城门门洞墙壁仍依稀可见;三是新城西门大街城墙外包砖,高约5米,长约4.5米。
  “宋金交争,此为重镇”
  隋唐时期,改变了山阳郡的建制,把郡改为州。隋开皇十二年(592年)“置淮安”。唐武德八年(625年)再次定名淮安(《重修山阳县志·卷一》)。唐上元二年(675年)对淮安城进行了一次修葺,又于唐大中十四年(860年)进行了局部维修,重修南门,包以砖壁,并建城楼,御史中丞李荀为此撰写了“修淮安城南门记”(《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大诗人白居易在《赠淮安郭使君》一诗中描绘了当时淮安城的状况:“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歌诗落笔头。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当家美事推身上,何啻林宗与细侯。”中唐时期的诗人、淮安人赵嘏在其《忆山阳》诗中亦描绘了自己的居宅和当时淮城的优美景色:“家在枚皋旧宅边,竹轩晴与楚陂连。芰荷香绕垂鞭袖,杨柳风横弄笛船。城凝十洲烟岛路,寺临千顷夕阳川。可怜时节堪归去,花落猿啼又一年。”
  因“宋金交争,此为重镇”(《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宋政府对淮安城的营建较以前就重视多了,北宋大诗人、淮安人张耒(字文潜,号柯山)在《楚城晓望》一诗中曾描绘了当时淮城的景象:“鼓角凌虚雉堞牢,晚天如鉴绝秋毫。山川摇落霜华重,风日清明雁字高。”但由于南宋封建王朝的腐败,国力日衰,这时,淮安水利失修,土地荒芜,连年歉收,人民处在水火之中,当时的淮安城也就显得十分孤寂荒凉。此时郡守“吴曦与都统刘超合谋,欲撤城移他所”,通判李大性谓“楚城实晋……所筑,最坚,奈何以脆薄易坚厚乎,力持不可,城得不移。”(《重修山阳县志·卷五》)守臣陈敏言:“淮安为南北襟喉,(宋金)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颍、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淮安运河耳,北入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淮安运河无缘得达”,“今欲守其他,宜先修淮安城池。”
  于是他将淮安城“重加修葺”,于土城内外抹上石灰,加以保护,“北使过,观其雉堞坚新,号银铸成”。由于宋时淮安城为土筑,因而于“嘉定初复圯”(《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嘉定九年(1216年)郡守应纯之(永庆人)和郡守赵仲两次对城池进行“填塞洼次,浚池,泄水”,从而使得“城益完固”(《重修山阳县志·卷五》)。
  “在旧城北里许”,“筑土城临淮”,这就是新城
  到了元代,对淮城的修葺,则表现为十分松懈,使得淮安城呈现出一种破败荒芜的景象,元代诗人吴师道在《中秋泊淮安望张仲平举助教不至》一诗中写道:“中秋淮浦月,谁共好开怀?看月坐复坐,可人来不来;独谣惭短思,多病负深怀;梦见芜城路,吹箫拥醉回。”由于淮城的荒芜,诗人也触景生情了。只是到了元至正年间,“江淮兵乱”,守臣才“因土城之旧,稍加补筑、防守”。元末将军张士诚的部将史文炳镇守淮城时,于“旧城一里许”另建了新城。这是因为:一、旧城毁掉重建,工程量大;将旧城彻底修葺,工程亦很艰巨。建新城,坚固易守。二、元代在北京建大都为首都,为了漕运南方的贡赋米粮,曾疏通了南北大运河。当时的运河是经旧城北面的北辰堰之末口,盘五坝北接淮河,使得当时北辰堰一带工商业者和南来北往的客商集聚,市井繁荣。因此,史文炳“在旧城北里许”,“筑土城临淮”,这就是新城。
  淮安的历任郡守都非常重视对淮城的建造,多次进行了改造和扩建。明初对淮安旧城进行了“增修,包以砖壁,周置楼橹”,正德十三年(1518)漕抚丛兰和知府重新对淮城进行了修缮。隆庆年间漕抚王宗沐建西门城楼,“额曰望远”。万历三十三年(1605)“倭乱,边海戒严”,为防倭寇,府事推官曹于汴 “添建敌台四座”。崇祯年间漕抚朱大典遍修三城。清代康熙初漕督林起龙 “修缮城池,增治楼橹”。漕督邵甘、董讷又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重建了西门城楼和南门城楼。乾隆六年(1736)由督抚题准,一次“发银四千余两,饬知县沈光增承修”。乾隆九年(1744年),山阳知县金秉祚“清帑修理三城墙垣”,“于各门添兵堡营房”。道光年间漕督周天爵(东阿人,进士)“建西、南二城楼”,“新建炮台二,重建过街楼四”,“及东、北二城楼”,并增建了“北城圈”。咸丰、同治年间又加以修补,并于“东城建敌楼一所”。同治十二年(1873)漕督文彬又重建了西门楼,对旧城进行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修缮。
  新城为元末史文炳守淮时所筑,原为土城,明洪武十年(1377)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筑之”。永乐二十一年(1423)又进行了“增筑、门上建楼”。正德二年(1507)总兵郭宏、隆庆五年(1571)知府陈文烛分别对新城加以修葺。清乾隆十一年(1746)督抚题准一次就“发帑银二万五千七百余两”,由山阳知县金秉祚“承修,里墙戗土加帮宽厚”,修好了新城“亦旧城辅车之助也”。
  嘉靖三十九年,由“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联贯了新旧二城,这就是联城
  新旧二城之间,“本为运道”,“皆昔粮船屯集之所”,因黄河北徙,运道改为城西,此处逐渐淤塞,多为湖泊之地。明嘉靖年间,日本海盗猖獗,两次侵扰淮安。嘉靖三十九年(1560)“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由“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联贯了新旧二城,这就是联城,俗称夹城。
  万历二十一年(1593)倭寇屡犯,漕抚李戴将联城“加高厚”。万历二十三年(1595)府事推官曹于汴又“添设敌台四座”。明万历已酉年(1609)举人张泰独在《远心园怀古》一诗中写出了当时联城的景象:“东北隅通万斛舟,居人鳞集纸房头。筑城改运成荒圃,辟地为园得倚楼。伍祖祠联水月寺,射阳湖接菊花沟。无边陈迹俱难问,惟有听鹏载酒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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