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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阮二烈士遗集的编纂者

2016-3-25 16:26:25    作者:郭寿龄    阅读:1834    评论:0

    谁是周、阮二烈士遗集的编纂者?以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是柳亚子。北大中文系编《中国文学史》(1959年版)介绍柳亚子著作时“有《摩剑室诗集》……又曾辑有《无尽庵遗集》等南社社友遗集数种。”陈迩冬:《柳亚子遗事》(1980年1期《人物》)沿用此说。吴江文史委员会编《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专辑》(1989)在“柳亚子生平编著系年目录”中将周实《无尽庵遗集》和阮式《阮烈士遗集》均列入其中。这些都是错误的。柳亚子先生在烈士遗集的编纂过程中,为烈士作传,提供资料,筹集印刷款项,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关注,这是事实,但不是编者。《无尽庵遗集》(以下称《无》集)的编者是周人菊,《阮烈士遗集》(以下称《阮》集)的编者是阮式一。
    周人菊(1883-1940)名伟,原名伟仁,以字“人菊”行世,亦南社早期成员。他是周实的同乡、同学、宗兄、挚友,“交最久,而知烈士最切”。从孩提时代到周实牺牲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周实十年的文学活动和革命生涯中,周人菊始终是参与者和目击者。在周实殉义后,周人菊义不容辞地担起了编印《无》集的重任。
    周实性豪爽,嗜酒而不善饮。他才思敏捷,著作甚丰,特别以诗歌见长。但周实首先是个革命者,其次才是诗人。他对自己的诗作随意砍削、抛弃。周人菊长周实两岁,同生于淮安车桥,同入乡塾,同去南京求学,又同宣传革命,参加光复淮安斗争,时有“江北二周”之称。二人常常“一樽相对,各倾肺腑,酒酣,实丹诗兴大发,不择笔,不择纸,随意涂抹,人菊见则录存,明天出示实丹,实丹醉后之作,或忆或不忆了,这样有好多年。”(郑逸梅:《南社丛谈》)光复淮安后,周实被害,周人菊幸免于难,逃出淮安。在上海一面为周实平反昭雪鸣冤奔走,出庭作证,一面做辑录校勘《无》集工作。他根据《无尽庵诗草》(周实自编的未定稿)、《南社丛刻》已经刊出的、自己录存的周实诗文,按时间顺序辑录起来,后又多方搜求,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了《无》集的编辑工作。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周人菊录存、编辑、筹资出版,周实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很可能因时间流逝而被湮没。
周人菊编纂《无》集还有几条直接的证据。
    其一,《无》集的序、跋中多次提及此事。姚光跋云:“兹君之尊人叔轩先生与君宗兄人菊辑君遗集,人菊书来,属为之序。”曹凤笙《无》集序也云:“人菊索序于余。”周人菊跋云“菊任校讎之责,心粗事繁,多有失检之处,溺职之罪自知难免。”
    其二,1916年出版《南社丛刻》第十九集刊有周人菊《哭亡友实丹六首用郭灵芬徐江庵诗韵》诗前小序:“烈士死后,余为印遗集于海上,颇多遗漏,求之烈士友辈中亦鲜有藏其手泽者……其有愧于古人及吾亡友者,不既多乎!”这里写得十分清楚。还有诗中有“身后区区事,文章一代传”句,这“区区事”即周人菊为烈士编辑遗集之事。
    其三,郝澍在《曹甸春秋录》中云:“……人菊为《周烈士就义始末》,昭示天下;为印《无尽庵集》行世。……人菊为友实丹刊集,而人菊遗集无人刊布,惜哉!①”
    周人菊说,“任校讎之责,心粗事繁,多有失检之处,溺职之罪自知难免”。这显然是他自责自谦之詞。其实周人菊在编校《无》集时,不但倾注了无比悲愤沉痛的感情,而且是极端认真、细致的。如他写道:“每校一页,不知涕之何从也。”再如,柳亚子在《周烈士实丹传》中谈到周实就义时写道:“姚荣泽……私率役掩捕之,被执,不屈,遇害。”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周实被害时不存在“被执,不屈”的情况。这是柳激情有余,细致不足。以柳的声望和地位,周人菊在辑校《无》集时,当然不好改动。但为了防止误传,为了进一步表彰周烈士死难大节,他在编校完《无》集的一个月以后,写了《周烈士就义始末》②。这篇文章开始简要地介绍了周实由宁返淮举事到就义的前前后后。周实牺牲时的情况写得十分详细:“有手持姚荣泽片者云,邀烈士赴学宫议事……烈士胸怀坦白,欣然以往,至则典史周域邠先在,手持快枪,即向烈士迎击……(周实)中要害倒地……遂毙。”周实是被姚荣泽蓄意谋杀的,这就纠正了柳的“(周实)被执,不屈”的说法。由此可见,周人菊在辑校《无》集时,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
    《阮》集的编纂者是阮式一。阮式一其人其事资料极为贫乏。根据《梦桃生二十自叙》知阮式一是阮式唯一同胞兄弟(另有同父异母兄二,姐一),“生于辛卯,少余两岁”,即生于1891年。阮式一,原名锦麒,号宝轩,又号式一。据柳亚子《南社纪略》“附录”南社社员名单有阮式一,其余情况茫然。后笔者几经走访、寻求,知其子阮洪达(1914-1976)夫人刘素哲尚健在(现住上海)。刘提供了一些零星“口碑”资料。刘素哲嘱其子刘健来信云:“我祖父阮式一生前很有才华,懂几国文字,当时受人之邀去汉口任教……在黄石附近,军阀段祺瑞……用兵舰撞沉客轮(?――笔者),我祖父遭难,当时我父只有四岁。”暂且不论段祺瑞用兵舰撞沉客轮是否是事实,但所说“我祖父遭难,当时我父只有四岁”当可相信。据此推算,阮式一卒年为1917年。
    阮式一和阮式同样英年早逝,在阮式的启发和影响下,亦具有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思想。辛亥后在上海与柳亚子、叶楚伧等人有交往,也建立了深厚友谊。他写的《先兄梦桃先生行述》颇具文采,是流传于世的唯一文字材料。阮式一为兄编纂遗集,我们也可以从《阮》集和诗文的字里行间中找到证据。
    《阮》集周人菊序云:“去年《无尽庵遗集》付梓,时余即搜求(阮)烈士遗著,拟为合集,为二烈士同时就义纪念,以他故未果,《无尽庵集》遂先出。昨过春申,晤烈士弟式一先生,云‘已将烈士遗集付梓,第零太多,搜求不易,且无地可求也。’”这“无地可求”的原因是阮式被戮时,凶手查抄了阮家,将藏在家中的文稿烧毁了。
    《阮》集中《梦桃遗诗》,《瓦枕》诗后有这样的记述,“受业世强谨按:近闻式一先生将刊吾师梦桃先生遗集,并函云,遗墨多散失,存者半糟粕,甚形愤闷云云。世强以先生存时著书甚多,至就义前二年更究心古诗词,鄙弃前作而诗更进,比之初为出二人手,兹尚存数章,此处抄寄付印,想亦爱先生者所亟欲读者也。”“世强”姓什么,何地人,情况如何,现均无处查访。在《满庭芳》词后亦有“以上诗二章词三阙,系最近由同社柳亚子君处得来,乃丙午年(1906)稿,应刊世强寄来诸什之前,兹因排板已竣,故置于此,式一识。”可见阮式一为其兄编纂遗著更为不易。


    注:①周人菊遗稿,近年来由其侄、周颂南(字一风,亦南社成员)之子周辑先生搜集恭抄数册,由周氏子孙珍藏,承周辑先生厚爱赠余一册。遗稿限于条件,所剩无几,但“人菊遗稿”已有人“刊布”矣。
②为《无》集写序的是:何竞南、高旭、邵天雷(两篇)、吴引湘、丁宝铨、曹凤箫、仲新民、夏建瓴、胡蕴玉、高燮、秦国铨、周人菊共十一人。其序的完成日期,除未署明的,最早是民国元年五月,最迟是民国元年八月。为《无》集写跋的是:姚光、薛锺斗、姚锡钧、周人菊四人。其完成日期,最早是民国元年六月,最迟是“民国元年九月二十日人菊泣跋”。这说明此时《无》集已基本编辑完成。而《始末》最后有“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周人菊泣述”。显然,此篇文章是后插入《无》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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