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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律己 心系万民 ——周恩来餐饮方面的故事

2017-11-27 10:30:42    作者:秦九凤    阅读:96    评论:0

  人生来都是要吃饭的,伟人周恩来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他有不同于常人的身份和较为特殊的成长背景,所以他在吃饭方面和饭前饭后就留下了许多佳话,有的还是一则则生动的故事。
  在写这篇拙文前,笔者还要告诉广大读者的是,周恩来不仅是位美食家,还是一位烹调高手。因为他幼时失去生母、嗣母,十岁的他不得不带着两个幼小的弟弟生活。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学会做饭了。后来他东渡日本、西旅欧洲,都是一个人独立生活。所以,无论是日本料理、法国大餐,中餐、西餐,他都吃过、做过。
  一、在日本东京,他默默地扫掉冲他发火摔碎的酒瓶屑。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因为自己出国费用少,住地有一段时间是自己花钱租的,而有时他手头拮据,不得不沾同学的光,和人家一起挤住。
  吴瀚涛是周恩来的同学,他当年留学日本时已经结婚,是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出国的。周恩来曾和吴瀚涛同住一段时间,因为吴瀚涛租住两间房子,卧室外边还有一间客厅。周恩来就每天晚上在他们的外间搭个临时铺,早上早点起身把临时铺撤掉。
  吴瀚涛爱喝酒,周恩来也喜欢喝酒。晚上下课回来,两人常常对饮几盅,酒喝多了话也多,借着酒兴把自己的心里话如实倒出来。吴瀚涛说,他要学出本领,混出个人模人样来。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太弱,老百姓太穷太苦了,要救国,要救民,中国必须要改革。要救国就要改革中国的社会,要改革中国的旧政府……
  吴瀚涛认为周恩来的话和他的身份根本不相适应,有一次在旁边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借着酒兴,拿起桌上喝光酒的酒瓶,“叭”的一声摔到地上。然后说:“翔宇,你现在要做的是好好学习,长知识、练本领。如果你老谈这些不着边际的国事、大事,不仅救不了中国和中国民众,最后连你自己也救不了……”
  周恩来望了望醉意朦胧的吴瀚涛,默默地起身,拿起墙角边放着的笤帚、畚箕,将地上的酒瓶碎屑扫干净,装进畚箕,再投进垃圾箱,屋内还像没事似的一样平静。
  二、在香港,他说,“牛肉汤也有营养嘛!”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倒了,他患上了恶性疟疾。在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杨石魂等掩护照顾下乘小船来到香港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寓所住下。这幢洋房是中共广东省委专门为周恩来养病和治疗租下来的。广东省委还为周恩来派来一名有一定护理知识的女青年范桂霞扮做周恩来妻子以方便照料周恩来的日常生活,外出时还能掩护周恩来的活动。
  周恩来因高烧,不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刚到住地时一直昏昏糊糊地睡着。范桂霞只能在他半清醒半睡眠的状况下给他喂一点温开水。周恩来稀里糊涂地整整睡了三天,才彻底醒来。但他两眼一睁开就立即警觉地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香港的油麻地。”一直守候、护理在周恩来身旁的范桂霞告诉他。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你来的?”
  “我叫范桂霞,是广东省委秘书处处长沈宝同派来的。还有我们东江特委书记杨石魂也在这儿。”
  “噢,沈宝同,我知道。杨石魂在哪?”这时,周恩来才知道,自己已平安脱险,不再追问,一直守候在隔壁房间的杨石魂也立即跑了过来,高兴得孩子似的抓住周恩来的手连连叫唤:“大哥,大哥,你终于醒了!”
  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昏睡了好几天,是范桂霞、杨石魂他们一直守候、照顾着,就心疼地说:“我已经醒了,你们休息休息去吧。”
  杨石魂和范桂霞见到周恩来平安醒来都十分高兴,疲劳全消,睡意全无。范桂霞赶紧跑到厨房,对他们(为了隐蔽,周恩来假装是位阔老板)雇用的厨师说:“我家先生醒来了,快把鸡宰了,炖鸡汤给他喝。”然后就和厨师大妈一起,直到鸡汤炖好,她才端进周恩来房间,并像周恩来半昏迷时那样拿起勺子舀汤喂他。头脑清醒的周恩来坚持不让范桂霞喂他。杨石魂、范桂霞拧不过他,只好扶起他,让他斜靠着床头,自己慢慢喝。
  一个昏睡几天的人,喝着有滋有味的鸡汤,又得知自己平安脱险,其心情是欣慰的。一碗鸡汤很快就喝完了,碗里露出了白色的鸡肉。本来平静而又高兴的周恩来皱起了他的两道浓眉,望着杨石魂、范桂霞说:“反动派大屠杀,给我们党造成了重大损失;还有很多同志为革命牺牲了。你们怎么能给我炖鸡吃呢?”
  杨石魂不好意思地避开了周恩来的目光,22岁的范桂霞却理直气壮地说:“你是重病号,党组织决定你要补充营养,尽快恢复健康。我们党需要你,革命的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我是党组织派给你的特别护士,在这里,你就得听我安排。”
  周恩来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姑娘,居然能说出这么入情入理的话,几乎让他无法反驳。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这次我服从你,以后可不行,要节约每一个钱。”稍微停了一下,周恩来又接着说,“以后也可以买一点牛肉炖炖,牛肉汤也有营养嘛。”
  这时,范桂霞才点了点头。不过,她心里明白,当时香港菜市场上牛肉的价格比鸡整整便宜了近十倍。
  三、在武汉,他坚决不肯开小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形成了国共合作全面抗日的形势。蒋介石为了拉拢周恩来,也是感谢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坚持不杀他的救命之恩,特邀周恩来担任国防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周恩来中将军衔,给予上将待遇。当时中将月薪180块银元,上将是240块。据周恩来卫士、当时也在武汉长江局和后来的重庆南方局工作的刘久洲告诉笔者,总理每月的工资都交了党费,他自己从未留下过一分钱。
  240块光洋的月薪对那个时代的普通工人农民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武汉“八办”的人们也都非常高兴。有人就在董必武董老那里提议,周副主席自己没用蒋介石这份“人情”薪水,但是我们应该给我们长江局领导人开个小灶,适当提高一下他们的生活水平。
  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为他们开小灶。他说,“现在革命还处在艰苦阶段,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考虑生活上享受的事。”最后他只提出了能否让他年迈的父亲来武汉,和他一起生活,还有岳母、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还被国民党方面关在江西南昌的“国民反省院”,如果大家讨论同意,可以把他们接来武汉,和他们一起生活。谁能不同意呢?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先生,一生颠沛流离,没有固定职业,因为儿子投身革命,有时还得东躲西藏。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哪有不赡养自己父母的呢?就这样,周恩来通过与蒋介石交涉,才将邓颖超妈妈杨振德女士接到武汉,同时也把父亲周劭纲先生接来汉口,由他们对二位老人进行赡养。
  四、在重庆,他说,“青菜有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
  日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再度把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称重庆为“陪都”。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为操劳过度导致小肠疝气发作,疼痛得无法工作,经电报请示中央,批准他住院治疗。于是,周恩来就住进了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为了保障他的安全,组织上决定由成元功(后来曾任周恩来卫士长)等人随卫陪护。为了预防那些无孔不入的国民党特务们万一在饭菜里做手脚,周恩来住院期间的饭菜由我们自己做。但周恩来只让做些青菜干丝之类的菜,从不让买肉、蛋等“高档”食品。
  周恩来的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大夫就嘱咐他要增加营养以便早日恢复体质。但他严于律己,档次稍高一点的菜从来不让买。成元功只好请示吴克坚,经吴克坚同意才买了一条鱼让周恩来补充营养。因为鱼无论是吃干饭还是喝稀饭都能作为下饭菜。
  鱼买了,还不到1斤重。可是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成元功不会做鱼。刚好当时的电影明星吴茵也因病住在中央医院。吴茵思想进步,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当她听说周恩来生病动手术也在住院时,对前来学习煮鱼技术的成元功说:“我来帮你做吧,你在旁边看,不懂的地方你就问。以后你就会做了。”
  就这样,成元功买来的这条鱼是吴茵帮着做好的。可是当成元功把鱼端到周恩来病床前时,却被周恩来连连追问,“鱼是哪来的?”“是谁同意买的?”最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想想我们浴血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这鱼我怎么吃?”面对这一连串的责问,成元功只好说,你刚动了手术,大夫说需要加强营养。周恩来立即说:“青菜里有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鱼里还没有呢。”
  一餐饭吃完了,周恩来也没有动一筷子鱼。成元功只好返回红岩村,请来邓大姐,后来那条鱼虽然吃了,可是邓大姐交待成元功:“以后不论是谁,不经他本人同意,都不能随便提高他的伙食标准,不能超过当时供给制给他这个级别的规定。”成元功讲完这个故事,对笔者说:“我的烧鱼技术是1942年在重庆和电影明星吴茵学的,可我在总理身边二十多年,却一次也未能让我展示过。”
  五、在小餐厅,他为服务员霍英华掀门帘。
  霍英华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女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她无法上学读书,直到十六岁时才参加解放军,学了一点点文化知识。1949年周恩来在选择中南海西花厅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时,霍英华被选调到西花厅当服务员。
  据周恩来的卫士、霍英华的丈夫韩福裕对笔者说:“在总理办公室,你决无尊卑贵贱的感觉。他们老俩口像你的父母、长辈一样关心你、爱护你。”
  霍英华做的就是为周恩来他们端饭、端菜、扫地、洗衣等工作。
  韩福裕对笔者说,总理因为右臂负过伤,上抬、上举有困难。当时,西花厅里没有暖气和空调。一次,大冬天我随侍总理从前边去后客厅用餐。那后客厅的门挺大,为了避风挡寒,工作人员在门口挂了一条又厚又重的棉胎帘子。快到后客厅门前时,韩福裕紧走几步,冲到总理前面把那条笨重的帘子掀起来。周恩来一见,不是立即进去而是停下脚步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来。”韩福裕只好服从地放下帘子,让周恩来自己掀帘子进去。进屋后周恩来还对韩福裕说:“今后关于我生活上的事凡是我自己能做的,都不要你们插手帮忙。”
  平常周恩来他们一日三餐就是两口人,加之他们日常生活又特别朴素,所用碗盘等餐具很少,作为服务员的霍英华等他们用完餐,把碗盘筷子等往托盘里一放就端走了。一次是个大冷天,总理家里多了一名客人,待他吃过饭后,因为餐具比平常多,一只手托不稳,霍英华在走到门口要出去时被挂在小餐厅门口的厚布帘子难住了,只好弯下腰想先把托盘放到地上,再起身撩开帘子。谁知刚吃过饭坐在饭桌前谈别的事的周恩来眼疾手快,他“呼”地一下站起身,连续两个大跨步冲到门口,用他负过伤的右臂将帘子撩起,让霍英华轻松地端着托盘出了门。
  每每回忆到这里,韩福裕总会动情地说:“我作为他的警卫员给他掀门帘他坚决不允许,而他作为一国总理给自己的服务员掀门帘却自然得天经地义似的。”
  六、大年初二,周恩来夫妇吃窝窝头。
  据周恩来侄儿周保章对笔者回忆,1961年他经伯伯伯母同意去北京与他们二老共度春节。正月初二(1961年2月16日)那天中午,周保章和伯伯伯母一道吃午饭。一坐上餐桌,保章就见到服务员端来了饭菜。钵子里装的是米饭,还有放在盘子里的是四只黄灿灿的由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三只在下边,一只在上边。保章想到自己年轻又是晚辈应该吃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所以伸手就去拿。然而,他的手被邓颖超用筷子拨回了:“你是客人,去吃大米饭吧,那是我和你伯伯吃的。”
  被迫无奈的周保章虽然吃了米饭,但他的心却无法平静。伯伯身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每天要有多少大事需要他去思考?每天又有多少内政外交的事等着他去处理?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不需要营养吗?
  七、在西花厅,他不让别人给他盛饭。
  据周恩来侄女周保庄回忆,1963年春节她与丈夫张中平和女儿小茹路过北京顺道看望伯伯伯母,并与两位老人一起度春节。当时,是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严格要求自己,不吃鸡鱼肉蛋等“高档食品”,平常就是两样素菜一小碗清汤,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才能加一个菜。周保庄还是1938年在武汉见过伯伯伯母,那时她才六岁,一晃25年过去了,当时留给保庄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了,可是邓颖超却记得清清楚楚,她特意嘱告炊事员,对周保庄一家三口的到来,要加两个菜,量也适当多一点。
  到吃饭时,周恩来发现桌上不仅有平常的两个蔬菜,还有鱼和炒鸡蛋,就笑着对四岁的小茹说:“小茹呀,姥爷今天可跟你沾光了,又是鸡蛋又是鱼,我们平常可不敢这么丰盛呀!”然而他话音刚落,值班秘书就来到餐桌前和他耳语几句,他立即对周保庄夫妇说:“真不凑巧,今天我不能陪你们了。”说着,还用他的右手摸了摸小茹的头,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跟着秘书出去了。
  周恩来走了,餐桌上显得有点冷清,尽管邓颖超一再叫他们多吃点,吃饱一点,可是他们也仅吃完了两个素菜和炒鸡蛋,鱼根本没动筷子。
  第二天,周恩来有空和侄女一家一道吃饭了,周保庄见桌上还多了一道肉丝炒毛豆,同时又端出那条鱼。保庄心里“咯噔”一下:伯伯作为一国总理竟然吃我们昨天剩下来的菜?!
  当周恩来第一碗饭吃完了之后,保庄早就瞅着了。她连忙站起身来,伸手去接周恩来的空饭碗,还说:“伯伯,我给您添饭。”周恩来让开了保庄的手,笑着说:“自己吃饭还要别人盛,这是哪家的规矩?如果是我们周家的老规矩,那么从今天起,我要把它废了!”
  八、面对青菜里的香肠屑,他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1992年秋天,笔者采访过周恩来的厨师林清同志。林师傅忠厚老实,一直在西花厅的小厨房默默地为周恩来做菜做饭二十余年。当笔者问及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服务的情况时,林清回告我说,都是些平常的工作,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一次挨总理的批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国家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主动不吃鸡鱼肉蛋等这些“高档”食品,以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然而周恩来的工作却总是大强度的且常常是日以继夜又夜以继日的,他太忙太累了。
  “当时,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服务人员,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林师傅告诉我说。总理的工作习惯由于受他当年搞地下斗争时的影响,每天都是夜间工作,清晨5:00左右上床休息,下午1:00左右起身。因此,他一日三餐的时间是和别人不同的,基本上是午餐、晚餐和夜餐而没有早餐。
  为了想“改善”总理的伙食,以适应他那大强度的工作,林清师傅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因为你即使把菜做好一点,他看见了不仅不肯吃,还要批评你。这样,你的目的未达到,还增加了他的烦恼。
  有一天深夜,总理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连到院内散步的几分钟休息时间也挤不出来。给周恩来做夜餐的林师傅想到过春节时给他准备的一点香肠。林师傅只切了约有半寸长,在给总理烧青菜时,他把那半寸香肠切了又切,剁了又剁,使其成粉末状,然后拌到青菜里,以期周恩来半夜口干舌苦时,吃不出香肠的味来好让他蒙混过去。谁知周恩来仅吃了两筷子青菜,第二筷子吃过后,周恩来就放下筷子不吃了,让警卫员叫来林清。
  林师傅知道自己闯“祸”了。他随值班警卫来到办公室。“总理,你叫我。”林清刚把话说完,周恩来就目光炯炯地对他说:“林师傅,你们关心我,爱护我,这份情我领了,我感谢你们。可是,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你们弄这么好的菜让我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他时时刻刻想着的都是全国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九、在西花厅院子里,他吃自己种出来的蔬菜都付钱。
  也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吃不饱肚子,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也不例外。而西花厅是一个比较大的院落,院子里有很多空地,原来多是养花种草的。周恩来从家在农村的亲戚朋友来信中得知,农民哪怕有一点点“十边(指地边、山边、沟边、场边、坟边、路边、河边等等)”地,也能种上庄稼,收点粮食填肚子。他就叫来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同志,让他把西花厅院子里的空闲地划分给工作人员去长粮食、长蔬菜都可以。
  长庄稼要浇水。开始,工作人员用自来水浇地。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制止说:“水资源不能这么浪费,你们要自己辛苦点,用自然的水来浇菜。”可是,从西花厅院子里出来再往东到中海边,足足有一华里远,无论是挑水还是抬水,不仅辛苦、累人,还要花去很多时间。周恩来就对邓颖超说,秘书们挑水很辛苦,可以考虑在院内打一眼井,用井水来浇地。
  邓颖超立即交待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去办这件事。成元功向有关方面一问,回答是,打井是可以的,但是要花一点费用,这笔账怎么开销?周恩来当即答应,从他自己的工资里开销。
  一眼手压泵井打好了,就在西花厅院里的竹林深处(1994~1995年西花厅大修时,竹林已不存在了),打井的费用是120元,是从周恩来的工资里支出的。秋后,西花厅院子里收获了大白菜、山芋、大葱、茄子、西红柿、嫩玉米……工作人员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他们也不忘将收获的新鲜蔬菜送到小厨房,让他们敬爱的总理和大姐尝尝鲜。周恩来知道后,也很高兴。但指示工作人员说,他吃的蔬菜都必须按市价折算成钱,然后从他的工资里支出,交给中央警卫局的特会室。
  有人就此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打井是你花的钱,有时你也跟我们一起劳动。可吃蔬菜你为什么还要付钱呢?”周恩来回答说:“种子是国家的,人工是大家的,我已有了一份工资收入,吃菜凭什么不付钱?”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提这样的要求,不仅大家吃自己长的蔬菜不付款,多余的还可以带回家改善家人的生活。
  十、在广州,他坚持两菜一汤。
  周恩来自己平时在家吃饭时是坚持“两菜一汤”的(“四菜一汤”也是周恩来定下的,但那是指开会)。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平素的两菜一汤就是一荤一素和一小碗汤。所谓荤也就是鱼肉之类,再高档的海鲜、珍馐他是不让做的。这个规定,他在西花厅家中是好坚持的,到外地出差时就难办了。因为到外地,他不仅是总理,也是客人,总不能以一荤一素招待客人吧?
  据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高振普将军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次去广州,接待人员经与我们商量,给总理多搞一个菜,理由是总理长年住北京,广州的饭菜不一定符合总理的口味,搞三菜一汤,好让总理有个选择的余地。这是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对周恩来的一种关心和爱护,他们都希望总理在他们那里能多吃一点、吃好一点。
  高将军回忆说:广州的服务人员把他们的想法事先跟我们说了,我们也就没有向总理报告,原因是我们和他们是同一个心情,如果报告了,总理肯定不同意。
  那是顿晚餐,吃饭时广州方面就多上了一道菜,变成了三菜一汤。周恩来一见不是他平常生活的标准,就把高振普叫去问是怎么回事。高振普只好如实说了。周恩来听了只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周恩来用完餐,人们走过去一看,有一个荤菜他一筷子也没动,仍原样放在那里。当时高振普还问总理:“那道菜是不是做得不好吃还是您不喜欢吃?”周恩来回答说:“广州的菜我都喜欢吃。那是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时就习惯了的。你看那两道菜,我几乎全吃光了。剩下来的这道菜也很好吃,留我下顿吃吧。他们只要再配上一个素菜就可以了。”
  周恩来就是这样,他坚持自己立下的“两菜一汤”规矩,而且坚决天天做到,在北京家中是如此,到外地有事也是如此。这就是周恩来的有始有终。
  十一、在四川饭店,按新价收费他才喝酒。
  周恩来侄媳侯云珍15岁就在宾馆当服务员。她和周恩来侄儿周华章结婚后有一次在北京四川饭店见到伯伯周恩来在他们饭店请客。该饭店服务员们都知道周总理喜欢喝茅台酒就主动向他推荐,但周恩来知道当时我们国家的高档酒正在准备上调价格,各个销售单位已经封存了自己单位的库存酒,单等新价通知一到就启封卖酒。这时,服务员们为难了,总理用了茅台酒怎么付费呢?周恩来说:“算了吧,今天就用别的酒吧,等茅台调价通知到了再用茅台吧。”
  有位服务员建议说:“总理,您可以先用,等新价出来再付钱好吗?”周恩来一听很高兴地说:“你这个主意好,我照你的意见办吧。”结果,周恩来和客人十分高兴地喝了四川饭店的一斤茅台酒,等酒的新价出来后,由侯云珍往西花厅打了电话,周恩来派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按新价将一斤酒钱送到了饭店。
四川饭店的经理还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典型事例在全店干部职工会上作了介绍,说这件事反映了两个方面:一是作为酒店服务员要做到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要学会灵活服务;二是总理一向律己甚严,当时新价未出台,他不可能按原价喝酒,只有等新价出来后,让他按新价付费他才肯喝茅台酒。
  十二、在和平宾馆,他吃别人的剩菜剩饭。
  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即人们常说的“七千人大会”。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多,北京的主要宾馆、饭店都被用上了。
  会议期间的一天午饭刚刚过后,北京和平宾馆的服务员正在大餐厅里撤台收拾餐具和那些残菜剩饭。这时,参加和平宾馆和与会人员一起讨论的周恩来刚刚处理完他手中的事情来到  餐厅用餐。正在撤台的服务员赶忙丢下手里的活跑到厨房叫大师傅们给总理准备饭菜。可是,人们没想到的是,周总理这时已经坐到一个尚未撤完台的桌子前,伸手拿起馒头就啃,并随手拿起一双筷子夹那些别人吃剩的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厨房里专门为总理做的饭菜还未端上来,总理的一餐饭已经用完了。他还随即丢下一张餐劵,向在场的服务员摆摆手就匆匆忙忙地走出了餐厅。
  十三、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为中法友谊吃羊肉。
  1973年9月12日,访华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举行宴会,以答谢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客人。
  蓬皮杜总统为了体现中法友好,亲自检查了这次宴会的食谱,各道菜的原料都是法方用专机从巴黎运抵北京的。主厨也是巴黎的名厨大师。只有服务员是请我们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兼任的。
  在宴会上有一道烤羊腿的法国菜。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们都知道我们的周总理是不吃羊肉的,在上这道菜时就只是象征性地放了一些配菜。但是周恩来总理是和蓬皮杜总统坐在一起的,周恩来的餐盘里如果只有配菜而没有羊腿是没法隐瞒的。而上了羊腿如果周恩来不吃又意味着对宴会主人的盛情不够领情。于是周恩来用目光示意服务员也给他放上烤羊腿。烤羊腿上桌后,周恩来非常利索地使刀挥叉,熟练地叉起羊肉就吃。服务员这时才明白,总理对烤羊腿这道菜吃不吃,是体现着主客之间的友好,关系到中法友谊的大事。所以,周恩来要努力克制自己,在客人面前欣然吃下羊肉。世人更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位重病缠身的老人了。
  十四、在杭州楼外楼,他三付饭费。
  也是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的9月16日,周恩来陪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边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预定的法国总统访华议程全部结束,送别贵宾后,周恩来一行驱车返回驻地。
  周恩来的“座椅”在西子湖畔飞快地奔跑着。忽然,他若有所思地说:“去‘楼外楼’饭庄看看,我请你们在那里吃顿饭。”于是,司机改变了行车方向,沿着湖边马路,直驶楼外楼饭庄。
  车在楼外楼门口稳稳停了下来,因为已经过了正常的营业时间,楼外楼显得冷清。周恩来没有急于下车,而是在车上交待高振普:你先去问一问,看他们还卖不卖饭。
  高振普进店一看,店堂内已经没有客人吃饭了,只有饭庄服务员、工作人员正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高振普就近问一位服务员还有没有饭吃,那位服务员一边端详着她眼前这位西装革履、衣着整齐的客人,一边把目光移向了正在吃饭的人群。看来,这位服务员也无法做出肯定与否定的回答。这时,一位年岁比较大的师傅放下手中碗筷,迎着高振普微笑着问:“你们有几位?先进来坐下来再说吧。”
  高振普高兴地说了一声:“好!”连忙转身去告诉总理。不料这时,忽然有人喊:“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
  周恩来进了饭店,大家都抢上前来与周恩来握手,一位闻讯赶来的饭店负责人便请总理上楼。周恩来一边蹬着楼梯往上走,一边对他身边的那位饭店负责人说:“好久没来你们这里了,今天我带几个人来你们这里一起吃顿饭。他们都是北京来的,有的还从未到过你们饭店。”那位饭店负责人连忙说:“欢迎,欢迎!请总理和同志们先坐下等一等,我们马上备饭。”周恩来问:“有什么菜?”饭店负责人明白周恩来的意思,因为他们饭店最出名的两道菜是叫化子鸡和西湖醋鱼,所以他马上回答说:“有西湖醋鱼,叫化子鸡卖完了,现做来不及。”周恩来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一道名菜,再配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
  周恩来这次在杭州请自己身边工作人员吃饭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已身患重病,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来风景秀丽的杭州了。
  菜、饭很快上桌了。周恩来一边心情愉快地吃着一边讲述着他过去来这所饭店的情景。当他吃到西湖醋鱼时,饭店负责人问他:“总理,味道怎么样?”周恩来称赞说:“味道依然很鲜美。你们的做法也好呀!”周恩来一边高兴地吃一边询问西湖的水有没有污染,并希望饭店方面向当地政府转达他的意见,一定要保护好西湖水的清洁,保护好西湖醋鱼的美味名声。
  吃完饭,高振普同志去收银台结账。因为几年前周恩来就规定,凡是他离开北京外出,随卫的高振普都要先从西花厅预领周恩来的300元工资,以备他使用。
  高振普拿着发票走向周恩来时,周恩来问:“他们收了你多少钱?”高振普扬起手中的发票告诉他:“十元一毛。”周恩来一听就皱起了浓眉,“收的太少了,这样他们会把老本赔光的,你再去加钱。”
  高振普只得再和会计交涉,周恩来看到高振普手里又拿着一张十块钱发票过来,这才起身下楼。
  高振普跟随周恩来一起下楼,饭店方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送行。高振普无意间又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别的客人,今天这一餐饭大概要付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也就三十元左右,你们已经付得不少了。
  在回住所的车上,周恩来还很认真地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对,不论是谁,都应该按实际价格收费。今天他们这样做看上去好像是对我们好,实际是在帮倒忙。这种风气什么时候才能改呢?我看他们收二十元也不一定够。”高振普就把服务员跟他说的话又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一听立即很严肃地说:“你要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还有,你要把钱如数再补给他们。”
  周恩来在杭州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高振普抽不出时间去饭店补钱,临离开杭州时,高振普只好又拿出十元钱请浙江省接待处的同志代为转交。
  回到北京不久,总理办公室就收到了“楼外楼”饭庄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信里表达了他们接待总理的愉快心情,欢迎总理再去他们饭庄作客,同时信封里还附了一份清单,标明了那餐饭全部用料、价格,加起来是十九元多一点,再加上加工费,三十元一角是足够了。当西花厅工作人员把这封信的内容简单地向周恩来说明后,周恩来这才笑着说:“这就对了,我们不能带头搞特殊嘛!”
  周恩来在吃饭用餐方面严于律己的事例太多,如他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喝一杯茶水也要让工作人员交一毛茶叶钱;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学生们一起吃一顿学生餐后也要付四两粮票和两毛五分钱。如此等等,实在难以尽言。因为我在写作此一拙文时,已几次不能自已而眼眶蓄泪。周恩来,您无愧于“全党楷模”这一光荣称号!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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