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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仅九天 友情跨世纪——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深情厚谊

2017-11-27 11:19:57    作者:秦九凤    阅读:66    评论:0

  伟人周恩来和少帅张学良在1936年4月9日实现了在扶施(今延安)天主教堂的历史性会晤。同年年底少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了起来。周恩来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应邀于12月17日到西安参与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12月25日张学良没经周恩来同意放蒋回南京。这期间把4月9日两人的首次会见也算一天的话,他俩在一起共事也就只有九天时间。然而他俩结下的友谊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是古今中外都很罕见的交友事例,笔者认为有必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事记述下来,作为对两位伟人的怀念。
  罗青长:总理嘱我不要忘了台湾朋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因为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的关系,曾于1994年9月下旬专门拜访过住在国家安全部宿舍的罗青长同志。罗老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了四十多年。他早年曾打入到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后来又长期主持我党情报工作,参与领导我们党和政府的统战工作。犹为令人感慨的是,周恩来临终前的1975年12月20日,离他去世时间只有十几天了,还亲自约罗青长到病房,和他谈了许多问题。因为病魔的纠缠,周恩来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睡,因此谈话两次因周恩来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而被迫中断。
  我在拜访罗老时,问得最多的就是周恩来到底和他谈了什么,向他交待了哪些事。
  罗青长老人深情地回忆着,我看得出他眼睛里噙着泪花。然后才缓缓地告诉我,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总理这个人太重感情了。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他要求我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特别不要忘了还在台湾的两个姓张的朋友。这两个姓张的朋友就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张学良将军和1945年10月8日圆满处理了李少石事件[①]的张镇将军。
  从“西安事变”发生到周恩来病重辞世,已过去四十年了,周恩来有多少党和国家的大事要考虑、要交待、要处理?然而他念念不忘的却是对人民、对民族有过特殊贡献的张学良将军,诚如罗老所说:“总理这个人太重感情了!”
  童小鹏:营救张汉卿不能急切行事
  童小鹏同志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从“西安事变”起任周恩来的译电员,负责收发报工作;后来周恩来到武汉的长江局、重庆的南方局和南京的南京局工作,童小鹏都担任机要秘书,负责收发报工作;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是一位在周恩来身边整整工作了四十多年的人。
  还在1991年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筹建期间,我即于是年底在北京府佑街中央统战部招待所拜访过童小鹏夫妇。童老可以说是周恩来的一部活字典,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重大事件他都知道。而且那天他是改签了飞机票专门为接待我们推迟两天飞返漳州的。
  在和童小鹏老人两天的长时间交谈中,我们也问到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关系,因为当时电影《西安事变》正在热播。
  童老说,1956年11月16日,人民大会堂还没建,在政协礼堂召开“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会,周恩来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这篇讲话中,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张学良,称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还说,张汉卿二十年来始终如一,他在蒋介石的刺刀尖下还是敢讲真话、讲实话,不改初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切地怀念他、尊敬他。
  童老这段说的就是指蒋介石败逃台湾后,还对“西安事变”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当,不是出自张学良的本意。蒋介石自己又不便公开往外说。于是就在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时,他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自己说不清楚,希望张学良这个当事人给他提供一些内情。这份开始叫《张学良自述》的文稿由张学良口述、赵四小姐记录,历时月余而写成了。这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幽禁了近二十年,少帅当年的锐气已几乎被磨掉了。他深知自己是处在蒋介石的刺刀下,也深知自己如何说、如何写才能让蒋介石高兴。然而,这份一万多字的自述文稿,经特务们几次“润色”,到在台湾的《民族晚报》上发表时,还剩五千字左右,题目也改为了《西安事变忏悔录》。这篇《忏悔录》的真实性早已大打折扣,但有一点是特务不敢动任何手脚的地方,那就是张学良在文稿里大义凛然地说:“兵谏前未曾同共产党商量”。这是个大是大非,还原历史事实的问题。而周恩来特别欣赏张学良、敬重张学良的地方也正是这点。
  童老还回忆说,就在那次纪念会的会上和会后,都有人向周总理提出,我们应不应该把纪念活动搞得大一点、声势也造大一点,以向蒋介石施压而迫使他放出张学良。
  周恩来听了立即正色曰:“营救张汉卿不要急切从事!”
  周恩来的意思很清楚,他对蒋介石的为人也最清楚:是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使蒋介石眼看着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的敌后战场日益壮大,导致他最后丢掉了整个大陆、败逃台湾,怪不得二十年后,中共方面还这样大张旗鼓地为张学良鸣冤、叫屈。他要是把丢掉大陆的一腔怨气都撒到张学良的头上,那蒋介石不杀张学良才怪呢!
  “所以说,我们总理在许多重大事件上都有他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童老是怀着敬意讲述周恩来无微不至关心张学良的故事的。
  童老还说,张学良在被囚于浙江奉化溪口和贵州息烽时都曾冒着极大的风险向周恩来亲笔写过信。信中他高度评价了周恩来为解决东北军“‘二·二’内讧事件”[②]和抗战胜利后的奔走谈判。
  无头无尾十六字,寄语孤岛慰功臣。
  张学良被囚禁期间写给周恩来的两封信分别是由东北张学良的旧部袍泽何柱国和莫德惠转交的。周恩来一直怀念在心。
  1961年12月12日晚上,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张学良亲友、旧部等参加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又即席说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他与少帅在西安交往的事。使与会人士和张学良的亲属们无不潸然泪下。特别是张学良的两个弟弟张学铭、张学思,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泣不成声。
  周恩来也触景生情,他与张少帅一别二十五年,在许多忙完国事的夜深人静之时,脑子里多次映现出少帅的身影!他经过深思熟虑,用毛笔在一张不大的白宣纸上写下了没头没尾的16个字以寄语张学良。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周恩来写了这封无头无尾的信之后,就考虑让谁转到台湾,并能安全地送到张学良手中。他先考虑的是杨虎城将军的旧部郭增凯的夫人,当时她住在香港。然而,经派人一打听,郭夫人不巧去英国治病了。周恩来不得不另找转信人。最后中央统战部找到了朱湄筠女士。
  朱湄筠的父亲朱啟钤当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民政总长,还兼代过国务总理,当时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在生活上等多方面受到周恩来的关怀。这些都令朱湄筠十分感动。因此,她一听说周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并想请她转送的动念后,就满口答应下来。于是,她把周恩来的信和张学铭、张学思写给大哥张学良的信一起小心翼翼地密封到一只精制的糖果盒内,然后从香港申请赴台探亲,并于1962年10月10日托宋美龄的大管家、也是张学良好友的黄仁霖转交给当时住在台北董显光家中的张学良手上。董显光曾当过民国政府的驻美大使,也是张学良的基督教老师。经过这样一番周折,终于使包括周恩来的信在内的那三封信平安地交到了张学良手上。
  邓颖超、张学良互致信函
  周恩来逝世时,尽管蒋介石已先一年去世了,但张学良仅获得有限的自由,他知道消息也无法表示。直到1991年3月,这时台湾的“两蒋[③]”均已去世,张学良才获得赴美探亲的真正自由。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这件事,经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杨尚昆等商量决定,采取了一系列欢迎张学良归来的安排部署。包括修葺沈阳的大帅府、安葬张作霖遗骸的前期准备,派人赴美迎接等等。
  就在人们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张学良归国之际,邓颖超不顾身体的孱弱,在北京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信。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来两岸樊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同志[④]趋前拜候,面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问候你的夫人赵女士,
  即颂


  春祺  邓颖超
  1991年5月20日

 

  实际上,前一年的1990邓颖超就曾向张学良发过祝寿贺电,不过那时张学良还在台北。待吕正操负命前往美国拜会张学良并亲手呈上邓颖超的信后,张学良非常感动,他顾不上用放大镜就把信贴着他的眼睛并连看两遍,然后动情地对吕正操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替我问候邓女士。”随后他又亲笔向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


 

  周夫人
  颖超大姐惠鉴:
  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达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请代向中枢诸公致敬!
  另转请转陈愚见。
  肃此
  敬颂
  夏安


  张顿首再拜
  六月二月


  张学良写这封信时离邓颖超逝世仅剩一年时间了,这封信同样也是由吕正操带回国的。至于张学良信中说的“转请转陈诸公”是指他当面向吕正操交代的关于中央邀请他回国的答复。不管怎么说,邓颖超和张学良之间的通信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无论是当年的小海峡(台湾海峡)还是张学良赴美后的大海峡(太平洋)都是隔不断的。
  张学良为邓颖超逝世献花篮。
  1992年7月12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邓颖超同志于前一天逝世的消息。我因当时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的关系,当即向本馆和淮安市委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我们纪念馆内为邓颖超设置灵堂,供淮安各界人士和游客吊唁;二、组成中共淮安市委吊唁团进京吊唁邓颖超同志逝世。我的这两条建议很快都被领导采纳了。于是,第二天,也就是7月13日我们在中共淮安市委副书记兼周恩来纪念馆馆长张天民同志带领下组成了由淮安市老干部局、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等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进京吊唁团日夜兼程赶赴北京,直到15日下午才抵达北京。我们没有考虑吃饭和住宿,就由笔者径直到西单商场,置办了由鲜花组成的大花篮,直接去中南海西花厅,将那表达百万淮安人民心意的花篮呈放到西花厅前客厅的邓颖超遗像前。当时在邓颖超灵堂守灵的有全国政协秘书长、邓颖超生前秘书赵炜同志以及周恩来的嫡亲弟媳王士琴老师等许多周家亲属。
  笔者在表示对邓颖超同志逝世的哀悼后,便留心在邓颖超灵堂里转了转。我看到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等人敬献的许多花篮。不过有两只花篮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别人的花篮缎带上上款都是“邓颖超同志 千古”,下款是“××× 敬挽”。而李鹏和张学良敬献的两只花篮缎带的上下款却与众不同。李鹏他们献的花篮缎带的上款是“痛悼敬爱的邓妈妈”,下款是“李鹏 朱琳 敬挽”。张学良献的花篮缎带的上款是“颖超大姐 千古”,下款是“张学良 赵一获 敬挽”。
  我随即问在场守灵的周恩来侄儿、时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的周尔鋆将军:“少帅的花篮是谁让做的?”周将军告诉我说:“少帅在美国得到七妈[⑤]病逝的噩耗后,心情很悲痛,他让他的一个在香港的侄女打电话给七妈的治丧小组,以少帅夫妻的名义向七妈灵堂敬献一只花篮,以表达他们远在海外的哀悼之情。”
  1992年7月18日,邓颖超遗体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与公众告别。笔者于上午10点左右到达告别室时,除了见到军乐队正在演奏哀乐外,也见到了张学良夫妇敬献的花篮,被端端正正地陈放在告别室内。这是周恩来与张学良跨世纪友谊的延续,感人至深。
  会见周恩来亲属。
  张学良1991年完全恢复自由后,即搭机前往美国的夏威夷,过起了平常人家的平民生活。但是,老人关心着时事、关心着社会、关怀着两岸的和平统一,也时时关心着他的家乡故土、父老乡亲。
  周恩来有个侄孙女叫周晓芳。她的曾祖父就是周恩来的六伯父、前清举人、新中国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周嵩尧。周晓芳的职业是搞旅游观光的,后来嫁给了一位美国人,也住在夏威夷。
  1997年6月1日,张学良在夏威夷希尔顿大酒店过生日,笔者从媒体上获悉后,特意以周恩来纪念馆的名义给张学良写了一封英文信件,请希尔顿酒店方转交。这封信除了问候之外,还有一个小小要求:希望将军给周恩来纪念馆留下一点墨宝,以传世后人。不料信被退了回来。退信理由是,张学良在寿宴过后离开了酒店,居住地址不详,无法联系转交。其实张学良初到夏威夷时就住在希尔顿酒店,这显然是酒店方按张学良家人意见的一个托词。也体现出少帅被蒋家父子囚禁半个多世纪后的谨慎心态。
  我不愿联系就此中断。就设法与我十分熟悉的周恩来侄儿周华章同志联系。因为他是周晓芳的父亲,他经常飞美国在女儿处生活。我就托他有机会见到张学良老人时能向少帅争取一件墨宝。
  周晓芳接受了我们的重托以后,她就与赵一获的亲属赵莉小姐和张学良的侄女张闾之联系。其实,因周晓芳有周恩来侄孙女的身份,1997年少帅寿庆时,周晓芳就已得允参与现场祝寿并与之合影留念了。那次在周晓芳与少帅握手之时,闾之向他介绍说:“她就是周晓芳,也住在夏威夷。”显然,事先闾之已经向寿星介绍过周晓芳是周恩来侄孙女的身份。所以,张学良当时显得很高兴,他握着周晓芳的手,随即凑过嘴悄悄对周晓芳说:“周恩来这个人我熟悉……”因为场上人多声杂,少帅还说了什么,周晓芳没能听清。
  1999年春天,周恩来的嫡亲侄女周秉建访美,夏威夷是她赴美行程中的最后一站。周晓芳立即抓住这一契机,用她自己的说法是“这是让我完成故乡人民交给我任务的一次最好机会。”
  1999年4月29日,周秉建、周晓芳如约来到希尔顿大酒店的拉功大厅。上午约11时许,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在他的随侍毕先生和赵莉小姐的陪同下缓缓出现在了大厅内。秉建、晓芳这姑侄俩一起跑步来到他的面前,少帅的两只手分别抓住这姑侄俩的手之后深情地说:“周恩来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我们谈判过,我非常敬佩他的为人,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我们也是好朋友。”
  听了少帅几十年后仍对周恩来一往情深,秉建立即告诉他:“在我们七妈邓颖超逝世时,见到了您送的花篮,我们都很受感动。大家委托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祝您健康长寿!”
  张学良老人在认真听了周秉建的话之后若有所思地说:“在一个人生命快终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周恩来就是知道这一点的一个人。”
  这时,周秉建、周晓芳心里都明白,张学良在这里指的就是周恩来在弥留之际那次召见罗青长的事,因为他心里明白,周恩来在快不行了时,仍然在惦念着他。为什么这姑侄俩都能有这样的准确判断呢?因为此前在电影《周恩来》里饰演周恩来的演员王铁成1992年12月25日在台北拜见张学良时,曾对少帅说:“我演的电影里面牵扯到和您有关的一件事,就是周总理在临去世前,他病很重的时候,还专门把分管台湾事务的人叫到他的病床前,亲自向他交代,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现在我见到您了,以一种民间的方式,来转达周总理临终前对您的关心和思念,我就不虚此行了。”
  就在拉功大厅里他们几个相谈甚欢时,毕先生突然插话说:“张老很喜欢做诗,现在还经常吟咏他所喜爱的诗句呢。”
  在一旁的周晓芳听到毕先生的这句插话时,认为这是请张老题书写字的绝佳机会。于是,她当即掏出随身带的钢笔和笔记本边递向张学良边说:“张老,请您题一首您最喜爱的诗句吧。”
  这时,百岁老人张学良毫不犹豫地接过周晓芳给他的笔和本子,并出口吟道:“好梦未圆愁夜短,虚名终究误人生。”老人一边说一边提笔就写。很快他就写出了“好梦未圆愁夜”[⑥]这六个字,然后突然停下笔,不写了。究竟是因为百岁老人提笔忘字还是其他原因已不得而知。周晓芳一见张老不再写下去了,就把笔再次塞到张老手中说:“请您签个名字吧?”
  张学良抬起头,望着周晓芳无奈地说:“我的律师不让我给任何人签名,因为世道太复杂了。”
  就这样,我们想征集张少帅墨宝的事只好搁浅了。
  如今,周恩来、张学良均已作古。但是,他们生前仅仅九天的交往演绎出的跨世纪友谊的那些动人故事依旧在海内外传颂着。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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