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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关怀文史工作二三事

2019/3/12 16:13:58    作者:秦九凤    阅读:864    评论:0

  邓颖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多方面、全方位。比较突出的贡献就有:妇女解放运动,党的作风建设,统战工作,对台工作,机要工作等等等等。然而她生前还十分关心文史工作,至今尚鲜为人知。
  任一届政协主席 开两次文史会议
  邓颖超同志是我们国家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在六届政协第一次全会闭幕后召开的政协第一次常委会上,邓颖超同志就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她要求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在三个月内对建国以来的文史工作作一次总结,然后提交第二次常委会议讨论。
  全国政协文史委和文史工作办公室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大家一致感到邓颖超同志和周总理一样,对文史工作都很重视并有一种特殊的关怀之情。
  邓颖超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前,已经历了五届政协,一共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内只开过三次全国性的文史工作会议。加之十年“文革”,政协已基本停止工作,文史工作更是无人问津。因此,全国性的文史工作会议准备工作就比较艰苦和困难。经过全国文史委工作人员的紧张准备,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在邓颖超主席的关心下于1983年9月如期召开。因为原来已开过三次全国性的文史会议,这次会议就排列为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
  邓颖超主席当时非常关心和重视这个会议。据她的秘书赵炜同志说:大姐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她戴着老花镜,坚持在自己办公室仔细阅读有关文件和会议简报。大会开幕后,她对全体人员作了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
  在她的讲话中,不仅完全同意会议提出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方针,还以“动”和“静”的辩证关系高度评价了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邓颖超同志说,政协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政协的性质,要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作决定。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另一方面是静态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是属于这一类。它需要动脑筋、看东西、思考、研究。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若从效果上看,这又可以发展为活动性的工作,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作用。这两方面的工作,看来是一“静”一“动”,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代表听了邓颖超的这个讲话,都感到心头热呼呼的,大家也进一步感受到周总理当年倡导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就更加认识到了从事文史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1986年,邓颖超同志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在革命斗争年代、特别是长征路上的艰苦拖累,身体已逐步走下坡路。可是她仍未忘掉全国的文史工作。在她的直接关心批准下,又于是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当时邓颖超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不能亲临会场,但仍向大会发了贺信。她在贺信里说,社会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社会。你们要在工作中多交朋友,尤其是多交新朋友,同国内各界人士一道,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当邓颖超主席的这封贺信在大会上宣读时,会场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一年多以后的1988年,邓颖超同志因病向中央打报告,辞去了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可是,在她一届主席任期内开了两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印证了她老人家对文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全国所有文史工作者都必须牢记心中,努力工作,以开创文史工作更新更好的未来。
  提笔挥毫 为《张治中回忆录》作序
  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张治中将军从大革命时期就和我党,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是国民党军界唯一没有带兵和共产党军队打过仗的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国共合作、和平建国曾“三到延安”,被世人称作“和平将军”。他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又一直和我党有着密切联系。在他最后一次代表国民党残余政府与中共在北平谈判后,因为国民党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他被周恩来诚恳地留了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立和经济建设,1969年因病辞世于北京。
  张治中将军的传奇经历,丰富的阅历和追求真理的一生是独一无二的。他生前就留下了一部自述——《张治中回忆录》。他逝世时,因为“文革”尚未结束,有关他的回忆录无法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各个领域内拨乱反正。当邓颖超得知文白先生(张治中字)生前留有这样一本回忆录后,便指示由全国政协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邓颖超同志在自己繁忙的国事活动中还十分关心这部回忆录的出版。1983年就抽空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她在其中写道,“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张治中回忆录》这部61万字巨著的出版,重现了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风云人物,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等发挥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首印就超过8万多册。2010年又由华文出版社再版。
  找金冲及谈话:写周恩来要实事求是
  据著名党史研究专家、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同志回忆,1988年3月是周恩来的九十诞辰。邓颖超同志在阅读了《周恩来传(1898~1949)》后,于是年12月5日给中央文献室的老主任李琦同志和金冲及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低,应当实事求是。”
  这部书于1989年2月出版后,邓颖超又于当年4月5日把金冲及同志叫到西花厅,对金冲及说:“我已经听了(当时邓颖超同志年事已高,眼睛看书比较吃力,一般由护士许奉生或服务员霍英华读给她听)从‘南开学校’到‘在中共中央工作’这几节。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这部书是一种创新,文风上也是一种创新。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这样写出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当她听了沙基惨案中没有写周恩来遇险情况时,她也很直率地提了意见,说:当时上街游行时,是三个人一排,帝国主义分子的机枪扫射过来后,恩来两旁的人都中弹身亡,他侥幸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当时是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的。希望你们再版时能够补上。
  当她听了1928年她和周恩来联袂去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途中所写的内容中关于他俩在大连遇险的情况和实际情况有出入时,便很认真地要求写完整些、准确些,并亲自写了回忆录《一次遇险和脱险的经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也使得《周恩来传》更加完整。
  邓颖超始终要求文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既对历史负责,也对后代负责。这就是邓颖超同志对我们每一个文史工作者的一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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