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淮史百科 > 书院学堂 > 新安旅行团——一所行走的学校

新安旅行团——一所行走的学校

2019/5/29 11:44:58    作者:刘娜    阅读:760    评论:0

    1935年10月10日,为了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宣传抗日,在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出发了。他们由14个孩子组成,历经17年,足迹22个省份,行程50000里。
他们不是读死书。而是把社会当成学校,自己管理自己,教学做合一,运用一切方法,自我教育,谱写了中国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抗战史上壮丽的篇章。

  实现真正的“六大解放”
  1930年,汪达之受老师陶行知委托,在危难之际接任新安小学校长。
  新安小学原是1处徽商会馆,于1929年秉承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创办。可是创办没多久,由于财产问题,几个商人把新安小学告上法庭,迫使老师不得不离开。
  汪达之到任之后,一直上诉到淮阴中级人民法院、苏州高等法院,学校总算保住了。
  但是,之后的困难更难以想象。
  首先是经费,晓庄被封,陶行知遭通缉,新安小学失去了经济支援,而且,附近农民没钱供孩子读书。

  学校该如何办下去?
  陶行知推广的“平民教育”,其精髓是“让全中国的人受教育”,而这“全中国的人”必定包括最广大的农民。他们需要的不是“少爷”“小姐”的教育,而是生活的教育。
  农民没钱,索性就学费全免。学生被分为两种:基本生和走读生。基本生为住校生,多为家庭特别贫困的孩子;走读生农忙在家,平时到校学习。

  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
  汪达之又制定了学校发展的3年、6年、10年计划大纲,确定了详细的“生活方法”,如每天做内体运动1次、整洁1次、写日记1篇、吃开水5大碗和豆浆1大碗、大便1次,且有定时……
  教学实行半日制,半天学习,半天在家劳动。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实际水平,学生分为大、中、小3种班次。
  知识教授上破除了先生和学生的界限,采用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会的教不会的,大的教小的,高年级的教低年级的,老师只是从中加以指导,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大班上。如此一来,不仅解决了师资匮乏的问题,而且这种为教而学、“即知即传”的方式把知识变得无处不在。
  课程设置取消了传统的“三民主义”课和“总理纪念”周会,设有国语、算术、常识、时事、图画、唱歌、体育、劳动、科学等。老师可以自编、自选教材。
  教学方法上倡导教学做合一。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比如,在劳动课上,请菜农、木工、瓦工做老师,教种菜、修桌椅、砌围墙。还让学生拿物品去市场上卖,办粉笔厂、蒲扇合作社,让学生了解农工商的经营活动。
  新小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严格要求学生写日记。写日记不仅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水平,而且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他们判断力。
  “生活即教育”,要落实这一全新的教育思想,依靠封闭式、包揽式的管理方式已行不通了,必须采用全新的民主自主管理,让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均等、充分的发挥。
  新安小学实行值日生制和轮流担任“小主席”制,倡导学生自主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
  3年的时间,新安小学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解放了儿童的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为之后的新安旅行团奠定了基础。

  变社会为学校——新安儿童旅行团闯荡大上海
  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少,如果把社会变为学校,那么“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的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陶行知曾经这样说过。
  1933年,为了实践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汪达之有了一个想法——让学生组建旅行团,“把笼中的鸟放到天上去”,让他们到当时的十里洋场大上海去闯荡一番。
  但是,没有家长和老师,安全、吃饭问题如何解决?
  汪达之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民主权利,从来不说你们要做什么,而是先问:你们说怎么办?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没钱怎么办?”
  孩子的回答是:“先让眼睛看饱,肚子饿了不要紧。”
  汪老师又问用什么办法可以赚钱买车票、船票?一路上的安全、健康、交际、记录、账目等怎么分工?
  经过引导,他们自己选出了保卫员、卫生员、伙食员和对外联络员。
  分管财务的张俊卿口袋里的6元钱,供集体支配。汪达之怕孩子走散,又特地给每个孩子1元钱备用。
  最后汪达之写了几十封信,首先征求陶行知的意见,然后争取晓庄师范的同学、朋友的帮助,再向沿途特别是上海各家报纸投寄《新安旅行团宣言》,为儿童团的旅行取得支持和帮助。
  1933年秋,新安儿童旅行团出发了,团员由7个基本生组成,最大的17岁,最小的12岁。
  小朋友到上海的第1天,就见到了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先生帮新安旅行团规划了旅行线路,分为帝国主义的痕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教育并学术团体、娱乐场所、中外宗教场所、下层民生生活场所等11个板块,几十个地点。
  陶行知先生还嘱咐团员一定要在劳力上劳心,想到这事和别事的互相影响,从具体到抽象,从片段到系统。
  参观过后,陶行知又为“新旅”团员联系到机关、学校、工厂演讲。每次可获5至10元的报酬。
  此次游学轰动了整个上海,中外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7个孩子初到上海时,参观单位都是陶先生安排的,很快,不用先生出面,各界纷纷发出邀请,直到离开上海,尚有一大批工厂、学校、机关、团体来不及光顾。

  周游全国计划
  汪达之在给上海旅行的小朋友的信中提到,想让陶先生请1位声乐先生,把孩子的声音正一正,再请一位戏剧先生教一教演戏,介绍1个剧本。
  那时候,一个更大的计划已经在他的心中酝酿——1年后旅行全国,5年后旅行全世界。这样,光靠唱歌、讲演是不够的,必须会戏剧表演、画画、写书,想办法赚钱生活。
  最初,陶行知并不同意,他说:“孩子们到上海,有我接待。旅行全国,我就鞭长莫及了。他们的吃饭旅费怎么解决?”
  然而,汪达之在《我们的旅行方法》中列出了5种获取旅费的办法,例如,卖文稿、卖书报、卖摄影片;为文化团体、国产商品做宣传推广和介绍;放映教育电影,收取票资等,并在《新安旅行团附属工作》中,详细罗列了代售哪些书报,为哪家国货宣传推广等。
  他还制定了生活公约,进行了更明确的职务分配,如团主席、值周轮流担任,另设记录、交际、账务、编辑、营业等,汪达之为顾问团员。
  汪达之如此坚定,也是因为他从1933年新安旅行团的试旅行中看到了由“行”获取、从经验出来的“亲知”的魅力,这不正是生活教育的本来面貌吗?
  1935年,汪达之多次往返淮安到上海之间,筹划第2次的修学旅行,也带来了大批募捐来的物资,包括陶先生捐给新安旅行团500元大洋。汪达之用这笔钱买了1部“徳发牌”无声电影放映机、1部小型发电机、1部幻灯机,还有一些包括《民族痛史》在内的爱国影片及唱片等。
  新安旅行团将要行走全国的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也不乏质疑之声。
  一位记者就批评“不知不读书之小学生,学识与思想毫无本源。无边宇宙包括纵多,尔能领略乎?尔但见其皮相,毫无根本观念,知亦何益。”。
  但是,多年之后,从“成才率”来看,新安旅行团这种打破学校围墙,用生活来教育的实验是非常有价值的。

  生活和教育擦出了火花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登上从淮安开出的通达号小火轮出发了,第1站是当时的省政府镇江。
  最初,团员们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清晨跑步,做操,学习舞蹈,唱歌。白天集体学习,晚上要开寅会,反思1天的得失。所学课程也很全面,文化课学语文、算数、常识,艺术方面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社会科学,年龄大的还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大众哲学。学习方法上,“新旅”还是实行“小先生”制,能者为师,互教共学。
  但是到了南京,从淮安带出,50元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拖欠安徽公学的伙食费也越来越多。有1名团员因病宣布离开。
  在“新旅”生死存亡之际,国难教育社、邹韬奋先生的生活书店全力支持。他们给“新旅”《大众生活》《永生》《新知》、国难地图等,让他们推销,以取得微薄的利润,来继续他们的修学旅行计划。
  1个月后,地图、书刊全部卖出。
  此时,生活和教育已经擦出了火花。教育也在发生着变化。
  1936年,新安旅行团又一次到达上海,在王洞若的安排下,李公朴、骆耕漠、孙冶方、张铁生、刘群给他们做政治、经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还有一位哲学专家连续讲了两个星期的《大众哲学》,组织辩论“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
  同时,“新旅”也深感艺术的重要。
  “人与人之间相对待的礼貌,房屋的建筑、衣饰的制裁,饮食的烹调,器物的陈列,花木的栽种。进而至于音乐与图画的欣赏,电影与戏剧的领略,无一不与人类的内部生活有关,也无一不需要艺术的陶冶。”
  他们请来冼星海、盛家伦2位音乐家,每周教他们唱歌,剧作家洪深教他们表演。
  1937年,“新旅”的团员参加了“中国舞台协会”的公演和蔡楚生导演的电影《小五义》。
  第4年,汪达之在《我自“新旅”来》中总结了“新旅”的3个特点——第1个是为工作而学习,为学习而工作,学习变成为有目的有意义有兴趣的事,而不是呆板的记忆了;第2个是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特任的老师,学习是自发自动的学习,可以随时进行;第3个特点是服务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团员们年龄的增长,第3个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教育是活的
  1939年12月,“新旅”从长沙到桂林,此时也是国共合作的一段时期,但也是抗日战争非常艰苦的岁月。新安旅行团在这里,以一个进步的民族抗日团体,为抗日救亡积极工作,得到了  国共2个政党的共同支持。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他们甚至能够从国民党政府机构中获得正常的工作经费。
  桂林有许多岩洞。“新旅”就利用岩洞,从教儿童识字、唱歌、讲故事入手,再教农民识字。“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斗争标语,至今也依稀可见,这是当年“新旅”活动最直接的见证和写照。
  在传统思想中,知识是商品,非钱不卖,但是在“新旅”的团员这里,知识变成了空气,人人得以呼吸。教育也不再是一块一块的,儿童的教育与成人的教育打成了一片。
  在桂林的万林乡,团员们则利用课余时间教万林乡中心小学的孩子唱歌跳舞,带他们一起在村子里学做“小先生“,教识字,讲时事,还通过学生会组织他们开展学习竞赛,请当地的父老讲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等。几个月就把万正乡中心小学原来只会读死书、呆板的气氛搞得空前活跃起来。
  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他们自己也开始反思,以前不懂舞台灯光的利用,不懂舞美,不懂舞台剧的表现技能,走了不少弯路。所以,他们开始从书上学习舞台与演艺的知识。
  书本很重要,但是它也只是“做”的1个工具。要想把事情做好,需合用数样、数十样“工具”。
  在这期间,在党的指导下,新安旅行团决定在桂林西郊的致和村恢复新安小学,为了获得复校的经费,他们排了4幕6场舞剧《虎爷》,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要排这个剧,耗资巨大,但是穷有穷的办法,服装是借的、布景自己画,一些乐器是自制的,比如有个团员自己用炮弹壳,用老鼠皮,电话线,马尾巴制成了二胡。最终,新安小学在敌人的轰炸中成功复校了。
  教育是活的,一时有一时的需要、一时有一时的能力。“新旅”就是要顺着这个特性,运用书本、别人的经验,改造用得着的一切工具加以引导,让小团员们边做边学、边学边用,使他们进步1天胜似1天。

  教育是活的,还必须承认孩子是活的
  1947年,“新旅”取消了原有的少年部、少女部,儿童部的编制,改为表演、音乐、美术、演出4个队和1个创作组,对有专长的人,进行专门的培训。
  培训的方式就是在“做中学”。
  比如,在苏北盐阜,“新旅”办了1份专供农村小学生阅读的铅字套色版的儿童报刊《儿童生活》,从采访,编写稿件、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组织、到排版、印刷都是他们自己完成。
  当时在盐阜的画家、木刻家很多,有些还身教言传,带领他们画速写、教木刻、石板画。
  有几位有写作才能的团员,组成了写作委员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套《少年文库》。
  10多年过去了,“新旅”已经深谙这种“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生活教育方法。他们不再从教科书上获取零碎的书本知识,而是让每个人在生活中实践、创造,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长、进步和教育之道。
  生活无处不在,教育无时不在。
  所以,就算在1952年,新安旅行团修学旅行结束了,教育还没有结束。有些团员一生都在不间断地接受教育和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保持应变能力。

  后记
  1992年,“新旅”团员孙肖平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作报告时,学生问他:你在国内读的哪所大学?他立即回答“新大”。他所说的“新大”就是新安旅行团。
  历经17年,新安旅行团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先后参加“新旅”的团员有800余名,而比较出色的就有近200人,这些人横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
  当回忆“新旅”哪些方面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最大时,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
  从小学四年级水平一跃而成为著名的光学家,对我国第1颗人造卫星和国防军事做出重要贡献的王山认为是“不死背书”、会动手又会动脑、遇事独立思考。
  原轻工部生产司司长曹维东表示“新旅”提倡的反对说大话、假话,对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孩子天地》杂志社社长聂大朋认为是“新旅”的民主自主管理、自我教育影响他最深。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肖峰觉得他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体验,而这与“新旅”“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不谋而合。
  ……
  陶行知说过:小孩子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新旅”给予了创造力最需要的营养——最真实的生活;最重要的条件——民主和自治。
  这些是我们参观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后,尤其是阅读了相关的文史资料后,了解到的新安旅行团——1所流动的学校,1所为民族生存和民主解放不懈斗争的学校,1所践行生活教育思想的学校。


(作者系知名教育记者)

End全文结束
分享到:

已有0条评论

最新头条
政协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委员会著作权所有 最佳浏览:IE8、1680x1050或以上 苏ICP备13030079号-2 【 著作权声明 | 隐私权 | 安全政策
联络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西长街146号 电话:+86-0517-85913685 邮箱:wshuaian@126.com 技术:淮安市淮安区政协文史信息中心
淮安文史网主办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