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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写文史稿件的三个应用点

2019/9/9 10:36:10    作者:秦九凤    阅读:339    评论:0

    笔者今年70有9,已经写了几十年的文史稿件。究竟我被用了多少稿件,我自己没数,别人也没法统计。我从自己多年采写文史稿件的经历中体会到有三个应用点,作为同事们参考吧。
    一、采访:要争分夺秒 
    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文史资料的采访,对此我是是深有体会的。
    1982年我在县文教局创作组工作,从一位进城的老乡那里听说我老家的丁长才先生重病已经上地铺了——我们那里的一个习俗,给快死的人铺一个地铺,让他最后几天睡在地上走完他的最后人生旅程——正在搜集抗日英雄丁澄烈士的我连假都没请,只和同事打声招呼就骑上自行车往家中赶。当我看到躺在地铺上的丁长才时,他既感谢我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赶回去看看他,又告知了我,他的叔叔丁澄当年当上抗日民主政府淮安县十一区区长后,动员自己父亲卖掉他家在丁朱村的二十多亩土地用来买枪,以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等动人事迹。连地卖给了谁,多少银元一亩,丁长才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我在写作丁澄烈士事迹时,便有他毁家纾难的情节描写。然而,就在我采访丁长才的第三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1992年3月5日,我应邀赴京参加《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首发式。参会的周恩来卫士韩福裕告诉我,“总理转战陕北时的卫士王还寿患肺癌晚期了,你这次在北京如果有时间,我领你去看看他。”我当即同意了。
    3月10号那天,我随韩老来到东郊民巷王还寿老人的家,终于弄清了周恩来、毛泽东当年转战陕北的许多情况,特别是当年周恩来转战陕北途中使用的那只铁皮箱的故事,王老说得十分具体。然而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我采访王老仅仅十九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试想如果不是我那天去采访,现在放在周恩来纪念馆陈列厅展出的那只铁皮箱就永远没人说得清它的来龙去脉了。
    2010年8月,我随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组织的我们专家组前往浙江绍兴参观学习,8月15日的日程,是安排去绍兴东湖游览。东湖是个美丽的风景区,我也很向往。可是当我知道杭州西湖边上还住着周恩来的秘书姚力同志,而且当时他已经92岁高龄,我必须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才能最后一次见到姚老并进行采访。于是,我决心放弃参观东湖,改为独自一人乘车去杭州拜访姚老。
    通过采访姚力,我得知了江青当年整周恩来的许多珍贵史料,比如1974年江青让迟群组织写作班子写好周恩来下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等等,真是触目惊心。姚力同志现在也已作古,这些史料却传下来了。
    通过上述三个事例,大家该知道我说的在采写文史资料时“争分夺秒”四个字的含义了吧!
    二、成稿:要请当事人阅核
    文史稿件写好后,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请当事人核阅,尽量避免史实上的错误或不当不妥之处。
    我自1988年参加周恩来纪念馆的奠基、筹建后,曾五十多次拜访周恩来的嫡亲弟媳、周秉德的妈妈王士琴老师,双方交谈多了,互不避讳、无话不说,所以我是最早撰写周恩寿一稿的,并且很快就写出了6000多字。那是1992年,也是我写的有关周恩来亲属的第一篇稿件。当时的一些报纸、杂志都很想用这类稿件,我是搞新闻出身的,也是搞新闻起家的,知道写好的稿子尽快发出、早被使用的喜悦。然而我转念一想,我现在手头写作的是属于文史类的稿件,并非新闻稿,应该让知情人再看一下,以尽量让史实更准确。于是,我写的有关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一稿没有直接寄杂志社而是寄给了周恩寿的夫人王士琴老师和他们的女儿、时任《华声报》社副社长的周秉德同志,请她们审阅、提意见。结果在周恩寿为什么脱党,离开革命队伍等方面做了大量修改后,周秉德还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老秦,关于我爸爸的稿子你不要急于抛(指投给报刊),要不留遗憾再出手。”结果,我那篇写周恩寿的稿件经过三次王士琴老师的审阅和一次周秉德的审阅,发表以后四平八稳,从未招来任何非议或质疑。
    我在写作《周恩来和他的“铁仙四哥”》一稿时,稿件的主人翁周恩虁是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的独生子。周嵩尧是清光绪丁酉科(公元1897年)举人。清代任过邮传部侍郎,入民国做过袁世凯大帅府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显要职务。唯有他一生虽先后娶了一妻两妾,却只有元配樊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周恩虁。作为举人老爷之后,娇生惯养那是必然的。所以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开家庭会议时,专门提到过周恩虁“从小不唸书,不学好,整天打闹,骂人、欺侮人”。周恩来在讲这段话时,周恩虁的一个儿子周华章和他的长孙周国镇都是在场听到的,而我的资料又来自于周恩来开家庭会的现场记录人周秉德提供的手迹复印件,上边还留有邓颖超同志的亲笔修改的笔迹。可是当我把周恩来的讲话原原本本反映到文中后,周恩虁的两个儿子周华章和周华瑞审稿时,兄弟俩不约而同地把上边他们七伯讲的那段话划掉了。而且还打电话告诉我,小孩子哪有不顽皮不闹的,七伯在家庭会议上那样讲一是有可能小时被我父亲(恩虁)捉弄过、欺侮过;二是那个家庭会议完全是自家人,您的文章是要公开发表的,我们认为这几句话没有公开发表的必要。当然,我们的意见只供您参考。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当然不能“参考”,而是完全采纳,把那几句话没留在稿件上。所以,凡是由我执笔写作的《周恩来和他的“铁仙四哥”》一稿都没有使用周恩来的那几句话。现在我接触到的周恩虁资料更多更全面后,也觉得那几句话没有公开发表的必要。而在周恩虁几十位后代子孙中,他们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2017年周嵩尧中举120周年,他们在扬州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还专门派车来淮安接我去扬州,担任周嵩尧先生生平事迹的主讲人。
    1982年,我在采访时在湖北应城县中医院工作、1965年7月5日周恩来在新疆石河子见到过的淮安钦工籍姑娘李正兰时,因为那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我个人也花不起去湖北的路费,就只能通过写信采访。记得我先后向李正兰写了十八封信,最后才将稿件写成。可是当我将最后写成的稿件寄李正兰审阅后,她回信告诉我说,你稿件中说的“一个爱国都也必定是位爱乡者”这句话可能是我在给你的信中写错了。因为当年一位也在石河子和我一起做石河子招待所餐厅服务员的无锡姑娘,和我一起回忆那天幸福地见到周总理时,她记得周总理对我说的原话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我随即就按她说的改了。现在,“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周恩来的一句经典名言。
透过以上事例,大家可以看出,把写好的稿件给当事人再看一下,是多么的重要。
    三、案头:丝毫不能含糊
    “案头”是什么意思?我的解释是自己所掌握的工具书、所记录的笔记本等等历史资料。也就是现代人们的上网查询之类。到目前为止,我不会电脑,也不会上网,这固然有囿于自己水平,对现代的电子技术掌握不够;但另一个方面,也总觉得网上查来的东西既有宝贵的历史史料,也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东西。而权威工具书,如《辞海》《淮安府志》《山阳县志》《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等都是可以信赖的。这些工具书不懂得使用、不会使用也会写错文史文章,或者闹出笑话。
    1991年,我在淮安市(县级)广播电台副台长任上被抽调进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处史料征集陈列组工作。我们办公地点在今淮安区韩信南路的南头原纸箱厂。当时第一批讲解员已经选好并报到和我们一起上班。
    我们筹建处的东侧是金华寺巷,隔镇淮楼东路路北就是夯轮寺巷。新招进的讲解员高云当时就住在夯轮寺巷。她说小时曾听她奶奶说过:当年一个恶少为了戏弄山阳知县,就假意到县衙告状,说金华寺小和尚与夯轮寺小尼姑有奸情等等。我听到的这一点资料,根本写不出一篇文章。但是,我把它记在了笔记本上。直到二十八年之后,我在夯轮寺与友人下象棋时,又听到另一位老人说起这个故事,经我详细询问后整理,和几十年前的记录综合在一起,终于完成了一篇小小的文史文章《小和尚小尼姑与知县大老爷》,并被《淮海晚报》于2018年11月4日刊登在9版上。
    998年2月28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为纪念伟人周恩来百岁诞辰,在周恩来纪念馆广场前演出,并由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当红“花旦”倪萍主持。参加这个艺术团的人除文艺工作者以外,还有体育明星。像1961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我国第一个女子单打世界冠军的邱钟惠,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藏族姑娘潘多等等。在倪萍介绍过邱钟惠之后介绍潘多时,倪萍问:“潘多大姐,请问总理是什么时候接见你的?”潘多回答说:“是1975年。”
    后来,当我撰写这方面稿件时,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潘多是1975年5月27日登顶珠峰的,到6月20日才回到北京。而6月16日晚上至17日晨,周恩来做了一次大手术,此后,他除了强烈要见他的国际友人,像朝鲜的金日成、罗马尼亚的维尔德茨等,已不能会客,怎么可能去会见登山运动员呢?周恩来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呀!好在我知道潘多时任无锡市体委副主任,就通过电话查号台找到了潘多,并问了她。潘多在电话中告诉我,总理当时没有接见他们,只是关心他们登上珠峰这件事,躺在病床上的他老人家要《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力宣传他们的登山事迹。潘多最后说:“那天在纪念馆广场演出时,由于是现场直播,倪萍那么问了,我也不好说总理没接见,就只好跟着她那么回答了。”由于笔者对周恩来生平的了解和报道那一次登山队活动的新闻还记忆犹新,所以,我写作的文章就没有跟着错下去。而且,就此事我还写作了一篇小稿《从倪萍的小小失误看案头工作的重要》,分别被《视听界》《江苏广播电视报》等单位采用。
    20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和我们江苏的许多家新闻单位都出现了有关淮剧演员筱文艳的报道。其中关于1964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特意邀请了上海的越剧演员袁雪芬、淮剧演员筱文艳、河南豫剧演员常香玉和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到西花厅家中作客,周恩来还为筱文艳题写了“努力学习,精益求精”的勉词。而我第一次采访筱文艳是1979年春天。在淮安县委招待所(今楚州宾馆)交谈时,筱文艳并未提及周恩来给她题词的事。而且,我还曾经读过一本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浙江人龙彼得著的《周恩来烽火东南行》一书。书中记载有1939年3月29日晚上,周恩来在绍兴曾为他的姑表侄儿王京也题写了“努力学习,精益求精”的勉词。为啥24年后,周恩来还要题写一幅内容完全相同的勉词呢?再者,周恩来当时邀请了我国四大地方剧种越剧、淮剧、豫剧和黄梅戏的四位头牌花旦餐叙,为啥要单独给筱文艳题词而不给其他人题词呢?这不像是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呀!果真如此的话,那就说明周恩来太热爱家乡了?……我越想就越觉得这一史实必须要在当事人健在时把它搞清楚。
    这样,我既向绍兴周恩来祖居负责资料工作的李建明同志联系,也向上海宣传筱文艳的作者金宝山联系。李建明不仅很快回信而且还寄来了一帧由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复制的周恩来为王京题写的“努力学习,精益求精”的立轴。金宝山就是我们淮安河下人。他不仅寄来了周恩来题词照片还还在信中说,他采访筱文艳时,周总理的题词就悬挂在筱文艳家的客厅里。然而当我将复制件、照片放到一起一看,不仅内容相同,连周恩来题写时无意间落下的一个飞沫点也一模一样。很显然,这就是1939年周恩来在绍兴写的那一幅。于是,我就直接给上海筱文艳同志写信。她也很快给我来信,告诉我,家中悬挂的总理题词是一次在京开会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口处买的,并感谢我告诉她这幅题词的来龙去脉。试想,如果没有“案头”的功底,周恩来为筱文艳题词这一史实将会永远地误传下去。为此,我后来专门写作了一篇《周恩来的“努力学习 精益求精”不是为筱文艳题写的》。
    上述3个事例则向你说明了写作文史稿件时也一定要注意案头工作,不能人云亦云,要凭案头掌握的权威资料来印证你采访所得来的事实,以便让更准确的文史内容传给后世。
    说老实话,由于笔者接触的人物、事件比较多,类似上边的事例是非常多的,举个几十例、上百例都是可以的。我仅举上边这几例以便与诸位共勉吧。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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