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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漕运与北京的商业中心

2014/6/21 14:56:45    作者:朱祖希    阅读:5386    评论:0

  

    历史上的漕运,即是通过海道、河道运输粮食。应该说它实际上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远在秦汉时期,我国史书上就已经有了关于漕运的记载。汉司马迁的《史记平淮书》中写道:“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唐玄宗天宝初年,通过漕运干线——大运河调运的粮食每年就达400多万石。杜甫在其《后出塞》中有“云帆转运海,水稻来东吴”之句,就很能说明问题。宋朝初年每年漕运的粮食亦在600万石以上,至宋真宗、仁宗时则已达800万石。
    漕粮即是京城皇室贵族、王公大臣们的口粮,也是驻扎在京城军队的给养来源。没有漕粮的供应,历史上的北京连一天也维持不了。而漕运不仅维持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也促使了南北物资的交流、繁荣,乃至文化和民俗风情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本文仅就历史上的漕运与北京城,特别是漕运的兴衰与北京商业中心变迁的关系作一点论述,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漕运与金中都城的商业中心

    公元12世纪初,远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一带繁衍生息的女真族建立了以阿骨打为首的女真族政权,国号金,并建都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贞元元年(公元15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又决定正式迁都燕京。

    其实,早在1151年,即金主完颜亮天德三年时,就已经派刘浩、刘彦舟等负责燕京(原辽南京城)的修筑工程,并模仿北宋汴京——开封的宫阙制度进行修筑。换而言之,金中都城在因袭辽南京城时,将东、南、西三面予以扩展,其宫城的建筑规制、形状、尺度,乃至彩饰等均按汴京的式样进行修筑,富丽堂皇、备极奢侈,“其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此” (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263页)。

    金中都城是在北京原始聚落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大城,并由此开始,北京成为封建王朝正式都城的历史。它统辖涿、易、顺、蓟、通州、平州、滦州、雄州、安州、保州、遂州、安肃等。

    公元1153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扩展城市,使城坊由原辽南京城的26坊增到62坊,城市的总土地面积达到了21.5%平方公里,人口也迅速增加,在泰和七年(1207年)中都城的人口数已达40万人。

    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众多的城市人口,当然需要数量可观的粮食和其它物资来供其消费。尽管金朝在当时的中国仅统治着淮水(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但还是想尽了办法把华北平原北部的粮食,经由卫河、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再经由海河相继汇集到当时的海滨,然后循潮白河(潞水),逆流而上,输送到通州。当时,每年的漕粮数字,少则数十万石,多则百余万石。如此巨大数月的漕粮虽可依靠天然水路进行运输,但是从通州径西,抵达中都城约25公里的路程,就得依靠陆运。这不仅需要一笔庞大的财政开支,而且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金大定十年(1170年),有人提仪开卢沟水(今永定河)以通京师漕运。但是中都城的平均海拔高出通州约20米,潮白河水又不能西引,或者说,必须在中都城的一端寻找新的水源,才能顺着地形的高下流至通州,与北运河相接。

    如上所述,由于地形比降甚大,因此便沿河设置了入座闸坝,以节制流水。“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梁)河、白莲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其通漕之水……皆合于信安海堧,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京师”(《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因此,又称“闸河”。同时,又有可能将高梁河上游的另一分支,再经由人工开凿的引水渠,注入中都城的北护城河,然后再把北护城河东延与闸河相接。这样,通州的粮船,便可以直接运抵中都城下。虽然如此,闸河仍常因上游水量有限,难免出现浅滞,当时的漕运仍不得不兼用车辆陆运。

    远在唐幽州城、辽南京城时期,其商业就相当繁荣。地处华北太平原北端的幽州,地处东北、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接点,交通地理形势至为要冲,亦是内地汉族人民与东北、蒙古各族人民交往的重要场所和货物的集散地:内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从这里输往“塞外”,而东北、蒙古各族的牲畜、皮革等,则由幽州输往内地。因此幽州既是中国东北部的商业都会,而且还是一个外贸中心。据房山区云居寺石经版上的题记说明,幽州市场的行业很多,计有:白米行、大绢行、彩帛行、丝帛行、屠行、炭行、生铁行、磨行、布行、果子行、肉行、染行、幞头行、靴行、杂货行、新货行、油行等。唐代中叶,在幽城城的北部便已形成了一个较为繁荣的商业区。它以檀州街为中心,且一直沿续到辽南京城、金中都城。

    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中部城之后,当年即“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并“各征钱有差”(《大金国志》卷四十),凡中都城内空地,都由金朝的文武官员及其爪牙等设市征税,市场不仅只有城北一处了。史书记有“户口安堵,人物丰庶”“陆海百货萃于其中”(《金史·业宗纪下》)。在这里聚居有汉人而外,包括女真、蒙古、契丹、渤海、回鹘和朝鲜等少数民族的商人。但是,最大的市场仍在城北。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二月,以元妃李氏之丧,致祭兴德宫。过市肆不闻乐声,谓宰臣曰:‘岂以妃故禁之耶?细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废其生计也,其勿禁。联前将旨兴德宫,有司请由蓟门,联恐妨市民生业,特从它道。顾见街衢门肆,或有撤毁,障以帘箔,何必尔也!自今勿复撤毁。’”

    兴德宫在中都城东北、光泰门内,施仁门、彰仪门之间的东西大街之北。金世宗从宫城去兴德宫必经此街。而在金世宗出行经过街市时,竞“不闻乐声”,“街衢门肆或有撤毁,障以帘箔”说明街市原来热闹非常,甚至还有歌舞、戏曲演唱等,但却“以妃故禁”,故尔“妨市民生业”“废其生计”。由于金政府的鼓励和漕运的开通,水道比较完备,中都城的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可从政府征收商税增多的数字中得到印证。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岁可获商税164440贯,到承安元年(1196年)便增至214579贯。当时中都城内还出现了拥有资金六、七万緍的大商人(緍(min),古时穿铜綫的绳子,1000文为一緍)。这说明当时中都城的商贸活动非常活跃。

    显而易见,中都城商贸活动,特别是城北市场的繁荣,与漕运的开通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漕运与元大都城的商业中心

    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出兵南下,并攻破了中都城,皇城宫阙毁于兵燹。以后过了约半个世纪,才又决定从蒙古高原上迁到燕京,并在中都旧城东北郊外,以金离宫的琼华岛为中心另筑新城。这就是元大都城。蒙古人称之为“汗八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汗之城”。

    在我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建设中,元大都的平面设计,可以说是最接近《周礼·考工论》中所提出的理想设计方案的。这就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大都城的外郭城周长28600米,南北略长,呈长方形。南墙在今北京东西长安街南侧,北墙在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以北5里处,至今尚有残存遗迹可见(已辟为“元土城遗址公园”);东墙和西墙分别与东直门和西直门所在南北向的垂线相重合,东、南、西、北四面共开11门(其中北面只开二门),城门之间辟有干道,形成纵横交错犹如棋盘的街道,连同顺城街在内,全城共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9条(即“九经九纬”)。其中的正门内的干道,越过宫城中央,向北直抵“中心台”形成了大都城规划建设的中轴线。而由“中心台”向西,沿着积水潭的东北岸,又开辟了全城唯一的一条斜街。干道一般宽25米左右,胡同宽6—7米,纵横交错的街道形如棋盘,将全城划分成50坊。全城整齐划一,井然有序。

    大都城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户口大幅度增加,至正年间大都的人口过83万,极盛时期的泰定四年(1327年)达到了21万户,95万人(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269页。)。如此庞大的人口自然需要大量的粮食消费,元朝政府每年都需从江南运来大批的粮食,最多时曾达300多万石。大都还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许多商品、货物都通过海运、河运、陆运,集中到这里。有史书形容元时商贸情况:“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称赞大都乃“商业繁盛之城”,“外国之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当时的大都城不仅是中国的商贸中心,甚至是世界的商贸中心之一。

    大都城内有各种集市30多处,但最主要的市场有三处:一处是城市中心的钟、鼓楼及积水潭(海子)北岸的斜街市一带;一处是大都城西南顺承门内的羊角市(在今西四南);再一处是大都城南部的枢密院角市(今东四一带)。紧傍着大都城的则有“文明(门)为舳舻之津”,“顺城(门)为南商之薮”,“平则(门)为西贾之旅”,齐化门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析津志》,转引自《日下的闻考》卷十八)。

    毫无疑义,在大都城内所需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中,粮食是最大宗的。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中书省契勘:“大都居民所用粮料,全藉客兴贩供给”。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御史台又奏:“大都里每年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拘滞东船》,《通制条格》卷二十七)且大都来自江南。《元史·食货志》就说:“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众,无不仰给江南。”因此,运河漕运和海运不仅成了输送江南物资的两条经济的大动脉,而且还直接影响着大都城商业的繁荣和它的布局。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了中国之后,便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先后凿通了通惠河——由大都城至通州,长约20多公里;通州运粮河(从通州南入大沽河西接御河)、御河(从直沽南至临清)、会通河(临清至东平,长约250公里)、济州河(由山东东平至济宁,接泗水入淮河),再与南方原有的运河相接。这样,便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互相贯通,形成了南北经济交通的大动脉。南来的漕船经丽正门与文明门之间的南水门进入大都城,再沿皇城东经万宁桥(海子桥)进入积水潭(海子),甚至形成“舳舻蔽水”的壮观场面,“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李洧孙:《大都赋》,《日下旧闻考》卷六)。

    南来的漕船经北运河、潮白河上溯,在张家湾、潞县分别由文明河、通惠河西运:一路由沿温榆河继续北上,由东、西坝河转漕。东、西坝河即今东三环北路西坝河的前身,是元大都初建时重要的漕船水道;另一路即由通惠河至积水潭。元至大四年(1311年)改通惠河木闸为石闸。大规模治理通惠河的举动,正说明在元代中期以后,通惠河为大都城的漕运起了主要作用。

元代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是通惠河最大的终点码头。“漕运粮储,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通惠河直达海子登岸”((明)吴仲撰:《通惠河》卷下,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3月,14页) 。元人傅若金在《海子》一诗中写道:“舳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与《元史》所记载的“舳舻蔽水”,都反映出积水潭码头的繁盛。元代的积水潭“以石甃其四周”,沿岸都用条石砌护,延祐六年(1319年)和泰定元年(1324年)都曾兴工砌筑(近年都曾在新街口豁口外,地安门商场地下发现条石护岸)。

    上述情况表明,运河不仅影响着元大都城的商业发展及其地域布局,而且直接影响了元大都内仓储的分布——其仓储分布多偏东半城,而且集中在海子周围。面积颇大的万亿库,虽在西部肃清门内,但也南濒积水潭。而城东南文明门内的文明行用库和通惠河西的仓库,则有可能是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后随着通惠河通航才逐步修筑的。如“丰裕仓,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月内,于海子岸东胭粉库置仓廒、仓赤,轮流管领收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为收江淮财赋府粮斛,仓房窄狭疎漏,并文明外丰裕仓内收贮”(《析津志辑佚·工局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45页)。至元三十年(1298年)在“皇城东河沿建漕仓”,文明门外也有卸货太仓和京师各仓的码头。

    元代政府在发展运河运输的同时,还大力经营海运。其船只从江苏的刘家港开航北行,至海河口的直沽,再转北运河、通惠河至大都城。海运比之河运或陆輓不仅“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制江南。据《元史·食货志》载:“海运的粮食数,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时为4.6万余石,到天历二年(1329年)即达35万余石”(《元史·食货志》海运)。所以,海道航运亦是元代转输江南粮赋的重要水道,且是“终元之世,海运不废”(丘睿,《大学衍义》)。

    三、漕运与明清北京城的商业中心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攻陷大都城之后,为便于军事上的防守,将原先比较空旷、人口也较为稀疏的北城部分放弃,即在北面土城以南五里处(今安定门——德胜门一线)沿元代坝河南岸另筑新城。从而形成了后来明北京城的北城墙。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将原大都城西北原属于积水潭(海子)的一大片水面被隔在了新筑的北城墙外,也因受水面的制约,北城墙西北角形成一个斜角。二是使原先位于积水潭北侧,钟鼓楼一带的斜街市场局促于西北隅,更因后来积水潭不再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而使斜街市迅速萎缩,商业中心的格局随之也发生重大变化。

    明太祖分封于燕地的皇四子,即“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北平,发动“靖难之役”,南下夺取王位,是为明成祖。在决定迁都北平之后遂对原元故宫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拆毁元皇宫,并将新建的宫城、皇城的整体位置南移。而对漕运影响最大的是将原位于元萧墙(皇城墙)之外的一段运河包入皇城之内,至使南来的漕船再也无法“径抵辇下”,甚至到了明嘉年间,将大运河修抵北京时,也只能止于城外的大通桥下。漕船和商船无法进入城内,更进不了积水潭,依赖于大运河码头的中心商业区也就日渐衰落,终致无法恢复。不仅如此,中心商业区也由皇城北面的钟鼓楼地区,迁移到皇城北门——地安门外和南门——大明门前一带(朝前市)。

    蒋一癸在其《长安客话》中说:“大明门前棋盘天街,乃向例之象也,衙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竞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也说:“朝前市者,大明门之左右,日日市,古居贾是也。”

    不仅如此,“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查慎行《人海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90页)。北京的经济和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关厢地区迅速扩展开来。明弘治中的北京已是“生齿益繁,物货溢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了(吴鸾:《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闵公七十寿诗序》,《家藏集》卷45)。而前门内外则已成为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正因为“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所以才有明嘉靖年修筑外城的举动。

    清兵入城伊始,清廷推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即在内城圈地,安置八旗军队,“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外城)居住”并限定“来岁岁终搬尽”(《清世祖实录》卷40)。清廷的这一政策促使了前门商业中心的发展——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成为京城最主要的商业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通惠河的漕船难以进入积水潭之后。大通桥便成了一个漕船集结转运之地。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为了使漕粮的大通桥转运至东直门、朝阳门一带的京仓——裕丰仓、储运仓、太平仓、禄米仓、万安仓等处,便又一次疏竣了东护城河。直至海运和铁路运输兴起,取代了运河。

    从以上简单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元、明、清四代,北京作为国家都城的所在地(金时中都城还只是中国北半部的首都),其市场的位置按照传统的规划都有所部署,但其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乃至其兴衰、变迁都无不与历史上的漕运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商业经济繁荣所带来必然是文化的繁荣,这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上的漕运文化所必须注意的。(朱祖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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