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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淮安县委书记

2016/2/17 11:22:46    作者:邵景元    阅读:6363    评论:0

    自1939年3月1日两淮沦陷至抗战胜利,淮安历任六位县级党委书记。前三任是工委,后三位是县委。
    这几位书记同志,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紧紧依靠和深入发动群众,带领淮安人民在抗击日军侵华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出生动而悲壮的活剧,在涧河南北、运河东西的广袤大地上,发生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这几位同志的身上,不仅具有“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勇气概”、“必胜信念”的抗战精神共性,他(她)们还具有各自的独特个性。这里,介绍其中四位书记同志的部分事迹。
    一、做到“经手三分‘瘦’”的工委书记——郝渠同志
    郝渠书记系曹甸人,当时的淮安中学高材生。在淮安运西工委宣传部长吴锡昌的物色和推荐下,去皖东北区党委青年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即到淮安北乡钦工、宋集一带,积极而秘密地投入发展党员、组织群众等抗日活动。1939年10月成立县运东工委,郝渠任委员,组织部长,次年5月担任工委书记。1941年的一次战斗,郝渠在意外事故中饮弹牺牲,年仅19岁。
    郝书记那短暂而光彩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 的印象。他能文善武,身先士卒,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县委为纪念这位烈士,把钦工区命名为郝渠区。此区名一直延用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在郝渠身上曾发生过一件十分感人的事,它含金量高,生命力强,至今讲起来,仍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1940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蒙蒙亮,一支约三十人的队伍风尘仆仆地进入阜宁县管计沟。这支队伍是县工委组建的民兵训练班,带队的正是书记郝渠。从淮安东乡出发,一夜急行军,按时到达目的地。
    时近傍午,学员们的疲劳消退了,但饥饿感却一阵阵袭来。平日,训练班每天也就只开两顿霉山芋干稀饭。下午两点多钟,随行的工委宣传部长许邦仪开会回来,带了借来的面粉。可实在是僧多粥少,平均每人只二两五钱,那是16两制的份量啊!这顿饭怎么做?怎么吃?郝渠有这方面的经验:做面糊疙瘩,有干有稀,便于分食。
    分饭由郝渠书记掌勺。先分干的,每人小半碗,均匀后再加稀汤。分好后郝渠把自己的碗藏到锅台后面,可这个动作被炊事员陈国库和王学礼看在眼中。当郝书记到外面看大家就餐时,老王用筷子在那碗里一捞,不出所料,几乎全是稀汤。老王顺手耍了“调包计”,把自己的碗换了过去。老陈深知郝书记的脾气,知道这样做是无用的。不如把两个小半碗疙瘩匀作三碗。当郝渠端碗吃饭时,发现有了变化,问起怎么回事,无人应答,彼此心领神会,各自吃饭。郝书记边吃边自言自语地说道:“革命同志的患难之交是黄金也买不到的啊!”
    社会上常有“经手三分肥”的说法,也确有这种现象。可我们的郝书记反其道而行之,把“肥”变成了“瘦”。这一字之差,正是共产党人高尚心灵的闪光点啊!
    二、甘与“革命虫”作伴的女县委书记——李风同志
    李风书记出生于山东诸城的一个富裕家庭。卢沟桥的枪炮声打破了学校课堂的宁静,在山东大学生物系读书的她毅然弃学从戎,到青岛郊区参加地方武装,后转入部队,随军南下。1940年10月到淮安,任八路军淮安办事处主任。次年1 月组建县委,任县委书记。
    那时候,貌看李风就是一个20岁上下的大姑娘,中等稍高的身材,短头发,木果脸,说话文雅,走路轻快。要不是两年间她为淮安抗日活动作出那么多那么大的贡献,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外秀的姑娘,竟有如此深厚的内在功力、能力和定力。
    李风在淮安两年多,正是处于日、顽、我三角交错割锯时期。淮城是伪县府,东南(车桥一带)为顽政权,中共县委在北乡。三点之间不过几十华里啊!在这十分复杂十分险恶的环境里,李风有效地带领和运作了县委班子,有板有眼地切切实实地做好一系列重大抗战工作:成立了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使抗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多次举办学习班和党训班,书记亲自讲课,培养出400多区、乡干部,成为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善于做统战工作,在借粮、减租、减息斗争中取得重大成果。1942年春天,借到粮食753900斤,山芋干1820斤,法币300元,为抗战提供了经济保障。一次,在地主、绅士、贤达的座谈会上,李书记从三个方面指出:一是讲明大义,借粮度春荒是抗日爱国行为;二是进行对比,日伪上门抄家一锅端,甚至丧命;三是有借有还,何乐而不为!一位绅士听得连连点头,感慨道:“共产党里有能人,抗战一定能胜利!”
    李风还有一副菩萨心肠呢!她为人善良,舍己利人。房东家的女儿十一二岁,常年饥饿使她瘦得像根“芦柴”。小芦柴见到李风就有事没事地喊着“姑姑”、“姑姑”。科长张玉琢家是本地地主,身上没断过钱。每到县委驻地总能带上油条、朝牌什么的,这是为外地来淮的领导人改善伙食的。可这些食品除分给搭伙者,多入小芦柴口中了。 一次早餐时,钦工“油条王”打这经过,王师傅抓出一把油条送给同志们。李风从身上摸来摸去只有两个铜板,只取两根油条。李书记从不吃独食,头十个一起进餐的人,面对两根油条,咋办?结果按人头截成若干小段。可李风的那小段又进了小芦柴之腹。县委的伙食是豆沫煮山芋干,每次开饭,李风总是把自己那份分一点给小女孩,并拒绝通讯员要从集体伙食中给她补上。她有一句口头禅,“男同志食量比女的大”。
    若说到艰苦奋斗,李书记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必胜信念,令人敬佩和乐道。出身豪门世家的尹珍升一次与李风同宿,看见书记内衣上有虱子,不觉脱口“哎呀”一声。可李风淡然而风趣地说道:“不要怕,这是‘革命虫’,目前没条件对付牠,暂且让牠作伴。等打败日本强盗,这小虫也必将随之灭亡!”这事传了出来,成了人们谈笑的逸事。一个晚饭后的空闲时刻,县长赵心权首先挑起话题:“听说我们的李风书记打敌人分大小先后的。先打败日本鬼子,再消灭身上的‘革命虫’。”组织部长郝渠接过话茬:“到抗战胜利,日子好过了,那虫子要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博物馆才不收这寄生虫呢!要让牠在世上绝种!”这是县长给顶了过去。一旁只听不语的宣传部长许邦仪慢斯条理地道来:“不见得吧。我说动物学家的实验里少不了虱子的标本哩!”你一言,我一语,弄得这边李风书记笑也不是,骂也不是,说也不是。但她内心里充溢着和谐、乐趣和宽慰。
    1942年底李风调去延安学习,后长期在北京工作。1959年外出折道来故地淮安,看望了几个乡村,对水利枢纽工程特感兴趣。1988年应邀又专程来淮。同年6月25日,李风给县党史办的一封信中提出:“我希望淮安广大党员和干部,在富民兴淮的伟大经济振兴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常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谆谆诤言的书记——许亚同志
    接李风职务的人是许亚同志。他一到淮安正碰上日伪空前疯狂的“大扫荡”。驻在车桥、凤谷一带的韩德勤部队望风而逃,溃不成军。我抗日根据地的四个区有三个半被“伪化”或“半伪化”了,县委领导机关被挤到沿废黄河东侧的郎颜、徐码、赵码南北一线的三个村庄。县级机关及区、乡干部转入地下原地坚持。一日清晨,日伪军从涟水夹滩渡河,东来扫荡,从位于中部的徐码插进,弹丸之地被一裁两截。许政委临危不惧,巧妙应对:要钦工区联防队主任颜景詹和副主任徐鹤成各领一支队伍,用打排枪的方法吸引敌人向南、东南两个方向而去,县委机关就隐蔽在徐码北不足一公里的赵码头。敌人被联防队牵着鼻子胡乱奔突了一整天,最后悻悻渡河西去。
    就在“大扫荡”最紧张的日子里,许书记在郎颜住地曾一连五个通宵办公,油灯下亲自看阅、批写各路传递哨送来的敌情、社情、我情。别人劝他休息,他说:“同志们在第一线流血牺牲,我当政委当书记的能安心入睡吗?”啊,人们发现许书记刷刷书写的毛笔字可端庄而又洒脱,原来是喝足墨水的人呢。
    许书记对战备训练要求很严,抓得很紧。他常对武装人员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通俗易懂的话既深刻,又形象,还富有辩证哲理。敌人扫荡前夕,在钦工外围破路时,他发现不合标准,强调全部加工,半点含糊不得,马虎不得。
    在彪炳史册的车桥战役中,许书记带领淮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战前,秘密而有效地破袭淮城至芦滩的道路,使增援之敌的汽车像蜗牛,像乌龟;战役进行中,许书记随同战场指挥员叶飞一起行动,随时调配后勤事宜;战后组成三万人一天平毁车桥50多座碉堡和所有工事,以堵绝敌人重占。
    淮安人对许亚同志的认识和了解是有个过程的。在李风介绍他上任的会上,见他穿长褂棉袍,个子不算高,讲话用语不华丽,有时还不太流畅,一副朴素板实之相活脱脱是个工农式干部;后来,他的书写告诉人们原来是个知识分子;摆兵布阵的素养和能耐显然是个军事指挥人员;“多流汗、少流血”的反复强调不又是个威严自成的德高望重者么;而平时待人和气,体察下情,却还像个慈父般的家长呢。但笔者以为这一切都不是许书记身上最美好的所在。须知,最闪亮的东西,是他那种严肃认真的实干作风和高度的革命责任心。
    许亚同志是常熟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他一生的最后一站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任上。1982年春天,县党史办同志去厦门拜访过他。相见时,他频频问起这个乡村,提起那个人名。若不是常年有病,他早就回淮安造访了。不料几个月后,他病逝于上海医院,享年67岁。
    四、具有“心里永远装着群众”强烈观念的政委——邹屏同志
    1988年10月15日,邹屏同志应约给党史办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当时工作的第一个观念就是群众观念。一切为了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通过群众。”这几句话正是他一生躬身力行的写照。邹屏用“多跑路,多思索,多动笔”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多”“三同”来践行他那强烈的群众观念。1944年春,他到淮安上任的第三天,就带领工作队去泾口区蛇峰蹲点。经过20天的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从“社会人物分类”、“人物思想动态”、“伪政权苛捐杂税”三个方面,摸清情况,有数据,有事例,有人物,有分析。情况明,决心大,遂于三个乡作试点。经过25天的发动群众和扶正压邪的实际斗争,取得经验,拿到面上推广。先后斗争恶霸地主143人,农民得粮2272石,还有步枪22支,子弹393发。邹书记发动群众的第一炮打响了,为深入开展抗日活动夯实了基础。
    邹书记在繁重而艰难的工作中,坚持做到一系列的“亲自” :事前亲自调查、思考、写稿;事中亲自部署、检查、纠偏;事后亲自回顾、总结、推广。他写的经验总结多次在《盐阜党刊》、《盐阜报》、《新华日报》(华中版)刊载。笔者在采访邹屏时,发现他住处存有大摞写满文字的本本,那是他在淮安工作期间留下的部分文稿。征得主人同意,我把它带回予以整理编辑,出版了200多页的《邹屏工作笔记》。该书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作者对淮安人民的了解和真爱,凝结着作者对抗日救亡的智慧和情怀,还闪现着作者多少个不眠之夜的灯下身影呢。
    抗战期间,减租减息是件直接关系到群众疾苦和抗日活动的大事。邹书记采用“三结合”方法:一是点面结合,个别突破,推及其他;二是和平与强力结合,由干部正面做思想工作,让大会面对面的强攻;三是群众斗争与政府调解结合。如此,效果显著,全县(当时有泾口等5个大区)减租地主1888户,有6241户佃农多得粮食1090482斤。
    邹屏在淮安期间,几乎无人叫他书记,总是政委相称。这是何故?他本身就是独立团政委嘛,他常年穿着灰色军装,戴上军帽。但这仅是表象,关键是他善于把群众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为了群众抗日,依靠群众抗日”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吧。
    1、动员参军,成果显著。车桥战役后,为及时发展局部反攻的大好形势,淮安县委于城头乡召开大会,邹屏作了《参军动员报告》。由于报告对参军的意义、要求、方法、步骤讲得深刻,明了,易懂易做,在预定时间内超额完成了700多人的征兵任务。
    2、开挖“抗日沟”,筑起御敌屏障。1944年夏,涟城日伪军为其点线安全,在淮安北乡的高巷、严码、甘姜同时建了三个据点,并由此出发,不断侵扰钦工、顺河一带,抢粮抢物抢牲畜。对此,邹政委提出并亲自督导,在此三据点南面约三里处,由西向东挖了一条12华里的沟堑,起名“抗日沟”。此后,邹政委多次坐镇钦工,指导总队、区队,连连打退敌人侵犯,保卫了夏收、秋收和日常的安宁。
    3、奇袭板闸镇,活捉杨文锦。邹屏与县长赵心权、独立团团长高昆峰三大巨头一起研究拍板,于1945年初的除夕之夜,发起奇袭板闸战斗,一举歼灭伪军第三大队,敌酋杨贼被俘致死。此后,西乡百姓不再受敌伪蹂躏,我抗日武装一直活动到两淮近郊。
    4、与洪学智并肩指挥,拔除石塘、赵徐据点。1945年5 月13-14日,三师八旅攻打石塘、赵徐日伪据点。为配合主力作战,县委特地召开紧急会议,一边调配县独立团和有关区队直接参战,一边组织民兵搞后勤事宜。战斗进行中的25个小时里,邹屏与三师参谋长洪学智一直并肩在现场指挥所里。该战斗获全胜,击毙伪大队长以下官兵107人,俘伪官兵66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各类军用物资。
    5、参加淮城战斗,第一个打进城内。以吴独膀子吴漱泉为首的驻淮城伪军不听劝降,竟负隅顽抗。1945年9月22日,我三师七旅、八旅和射阳独立团、淮安独立团进攻淮城。战斗打响前,县委组织民力于淮城外围挖了暗道,把“巨无霸”式的炸药包送到城墙脚下;用装土口袋垒起超出城墙的“制高点” ,以便发扬火力。邹政委率领联防队直接投入战斗。当他见到东门城楼上的敌人已失去抵抗力时,就足登竹制云梯,攀越城墙,随小分队进入城内,直奔伪专署、伪县府进击。邹政委成为地方干部第一个进城人员。
    邹屏是河南舞钢人,13岁入党,15岁任中心县委书记。最后,从黑色冶金工业部设计院院长任上离休。他曾两次来淮看望,深受大家的欢迎和爱戴。
    几位书记的事迹和精神,不仅永远值得我们缅怀、铭记和效仿,它还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和真理,那就是“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个道理在国家遭受异邦侵略的年代里,更为突出地体现了出来。正是共产党主动提出并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东北抗日联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对此,连一位美国领袖人物也说过,没有中共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抗日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取得,就不会那么顺利和迅速。
    战争年代的工委和县委书记们,早就为后来人放了好样子。让我们认认真真、脚踏实地继承和发扬前辈人那种抗战精神,用实际行动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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