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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淮水叙乡情——周恩来建国前后对家乡的关怀

2016/11/13 19:56:31    作者:秦九凤    阅读:4233    评论:0

    “周恩来做官是位清官,就是没为他的家乡做任何实事。”这是现在淮安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其实这是大大地冤枉了周恩来。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归来,到新疆石河子看望内地支边青年。他在意外遇上当年由淮安钦工镇建华村到新疆支边的青年李正兰时,满怀深情地说:“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
    周恩来爱家乡,也有原则地为故乡做了许多具体的实事,只是因为历史烟尘的湮没,现在能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今天,作为一个多年研究周恩来的人,回忆他在建国前后为家乡做的件件往事,可以见到伟人周恩来那颗关爱故乡、关心家乡父老的赤子之心,读了足以让人动情动容。
    思念家乡不回淮
    周恩来12岁离开家乡淮安去东北求学,但他一直没有忘记淮安那块生养他、哺育他的热土。无论在他的日记中或是作品里都曾多次出现过“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和“南望乡关归不得”、“同胞兄弟各西东”等思乡怀旧的语句,其殷殷乡思、悠悠乡情跃然纸上。
    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感慨万千地说:“35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想来母亲坟上已白杨萧萧,可我却痛悔亲恩未报。”
    周恩来如此思念家乡却为啥没有回家一趟呢?下边这几件事让人们看到了他那如水晶一般的心。
    1991年10月25日,笔者为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赴京征集文物,在北京西皇城周恩来原贴身卫士韩福裕家里听韩老说。
    1950年秋天,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我们党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和一部分党外人士作要过好土地改革关的动员报告时曾深有感情地说,1946年,蒋介石由重庆还都南京,我们中共代表团也随之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
    南京离我的老家淮安很近,只有300多华里。而且那里已经是解放区,所以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说到这里,总理的眼里已是莹莹泪花——但是经过我再三思考,我还是没有回去,没有到我母亲坟前掬一捧土,扫一下墓。我没回去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的:
    第一、当时时局不稳,苏北许多跑到南京来的地主们到我们代表团梅园的住地闹事。如果我回去就必然要给当时驻淮安的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带来麻烦,使他们在安全保卫和接待上花费较多的人力和财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当时虽是国共合作,但从我与蒋介石多年谈判的情况判断,蒋介石迟早是要打内战的。如果内战一开,处于南京北大门的“两淮(指当时的淮安、淮阴)”很快就会被蒋介石的部队占领。我回去见过我的那些亲友们可能会遭到蒋介石部队或他的地方爪牙们的报复而使他们人生不得安全。
    第三、当时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按照中央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我在淮安的周家和我在淮阴的外公万家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我回去后,他们必然要去看看我。这些看过我的亲戚就会因为与我有这层关系而给地方上的土改造成麻烦:对他们家多出的土地,多余的浮财还按不按照政策进行没收处理?
    基于上述三点原因的考虑,我最终没有回到家乡淮安去,没能回到我母亲的坟前。
    这件事多年来总是被人们说成是周恩来讲原则、遵守革命纪律,这样的说法当然没错,可我还要多说一句的是:这又何尝不是周恩来对故乡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不仅对自己是这样要求,对他的六伯父以及亲弟弟也都是如此。
    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是清光绪丁酉科(公元1897年)举人,曾先后在晚清和民国年间任过许多要职。刚建国时被周恩来邀约到北京,担任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老人生于淮安、长于淮安,对淮安、绍兴和后来居住生活多年的扬州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在京期间,因为“馆职优闲”,就想回老家走走看看,周恩来也都委婉地加以劝阻。以致周嵩尧在写给表弟鲁觉侯的信中说“本欲就浙省一席,舍侄以相距太远,年衰独行,不能独行”而劝止了他。
    1965年周恩来决意平掉老家祖坟,退耕还田。但当时他的嫡堂弟媳陶华尚健在,他怕她想不通,就考虑在京的亲属中能有一人回去先行劝说、做好陶华的思想工作。这事被他的弟弟周恩寿知道了。周恩寿14岁离开淮安,一生颠沛流离,吃辛受苦,也一直未能回老家淮安一趟。他多年思家心切,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径直向周恩来提了出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一趟吧?十一嫂(陶华丈夫周恩硕在周家恩字辈大排行十一)的思想工作我保证能做好。”
    “好呀!”周恩来正在愁没人回去做这件事,听到弟弟自告奋勇,就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周恩寿听了也一下高兴起来了。
    “不行!”转瞬,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又改了口。
    “为什么?”思乡心切的周恩寿竟不顾一切地反问哥哥。
    “因为你是周恩来弟弟,你回去以后,省里、地区和县里都会安排人接待你、陪同你,给地方上的工作添麻烦不算,还要花掉不必要的接待费用。这事我想还是等尔萃(周恩来的侄儿、陶华儿子,时在西安航校学习)放寒假回家。他是过春节回家,不会惊动地方政府。”
    这就是周恩来,他严于律己,为了不让故乡多花一分钱,连自己十分敬爱的伯伯和疼爱的小弟回家探亲也不让,他自己怎么可能回家乡看看呢?
    总渠流水唱乡情
    在今天的淮安市淮安区境内,由西南向东北贯穿着一条巨大的人工河——苏北灌溉总渠。滚滚的洪泽湖水经这条河东下黄海。那哗啦啦的流水十分欢快。可有谁知道,这潺潺流水诉说的却是周恩来那缕缕乡情呢!
    淮安地处淮河下游,东濒大海,地势十分低洼。千百年来,受黄河夺淮的影响,这一带一直水患不断,水灾连连。还在周恩来蹒跚学步时,陈氏妈妈就曾跟他讲过《水漫泗州》的故事。当年的泗州城离淮安仅几十公里远。就在周恩来离开家乡的前几年,淮安年年都是伏汛接秋汛,雨水暴下,一片汪洋,淮安城内的主要街道上都可以行船。市民们只好聚集到漕运旧署(这里的地面比城里其他地方高约一米)甚至爬上城墙避灾逃难。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水灾给童年的周恩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所以,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搞两弹一星),一个水利。这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1949年和1950年,淮河都是大水。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皖北区党委和苏北区(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未建省)党委都向中央和华东局拍发了灾情报告。报告说,这场大水淹没了几千万亩庄稼地,受灾人口两千多万,两区共有600多万人逃离家园。特别是毛泽东在看到报告上“不少是全村沉没”、“大水下来之后,人蛇争树,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等悲惨状况时,难过得落了泪。他当即挥毫将此件批给周恩来,并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大字,要周恩来抓紧制定治淮计划和落实治淮措施。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件后,也难过地落了泪。当年故乡老百姓们“跑水反”的惨象又一幕幕地在他的脑海里回映起来。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亲自指导和参与下,水利部专题召开治淮会议。周恩来根据淮河流域的古往今昔,亲自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
    在一次讨论治淮方案的会议上,国务院有两位副总理对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上建起来,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挖这样一条大河。平心而论,这两位副总理的话也不无道理,而是反映的真实情形。可是周恩来当即板起面孔说:“苏北人民在两次战争(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了那么多烈士。为了支援革命,他们还出了那么多民工。民工们用小车推着粮草,跟在我们部队后边,让我们打赢了淮海战役。他们又用小车把我们推过长江,一直‘推’到上海南京路。现在革命胜利了,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支援他们吗?”就这样,他用事实和真情说服了那些不愿花钱治淮的同志,坚持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
    人工挖河当然是要考虑河段长度的,因为哪怕短一米,也会给国家省下大笔经费。我们苏北无山,而且早在明朝就有人提议从洪泽湖东大堤凿渠经宝应东下黄海,那是一条最短的河道。可是后来为什么从高良涧挖到射阳的扁担港呢?这件事我们没有找到正面答案,两个侧面现象可以说明问题。一是当年周恩来正在决策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时,他的侄孙、现《数理天地》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国镇告诉笔者,七爷爷(指周恩来)办公桌上放有一本《山阳县志》;二是1993年我在北京木樨地拜访当年周恩来的农业秘书、曾多年任淮海区党委书记的杨纯老人,她告诉我说,“那本《山阳县志》是总理让我从北京图书馆借的。其目的是为了好让他决定这条新开河的走向。”我们淮安人都知道,那时的淮安县县域非常大。现在的洪泽、金湖一带一直到蒋坝,以及今天阜宁的羊寨,南边宝应的泾河、曹甸等地都属山阳县。也就是说,苏北灌溉总渠有近三分之二是在山阳县境内的。
    1951年,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偕孙子周尔辉赴京见到了她多年想念的侄儿周恩来。其实,周恩来也在想念着这位对他有过养育之恩的婶娘。周恩来关切地问:“八婶,家乡人现在生活好吗?”
    “比原来好多了。”八婶回答他。
    “北乡人也能吃到大米饭吗?”
    “现在还不能。”
    听到婶娘的回答后,周恩来兴奋地说:“八婶,家乡还要挖一条大河哪,从洪泽湖一直通到海,那时就更好了。我们淮安北乡人也就能长水稻吃大米了。”
    周恩来在淮安以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淮安是分为三大块的,分别以大运河、涧河为界,涧河以北为淮安北乡;涧河以南、运河以东为淮安南乡;而运河以西直至洪泽湖为淮安西南乡。
    周恩来说要开挖的这条大河就是现在的苏北灌溉总渠。它西起洪泽湖边的高良涧,东到黄海边的扁担港,全长168公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调动下,苏皖豫三省共出动了130多万民工,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仅用83个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创造了人间奇迹。被当时前来参观的一些国际友人赞誉为“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的!”
    淮河,这条为害千百年的“害河”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服了。如今,水到淮安后,已经是“东西南北任调遣”的一番景象。周恩来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周恩来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淮安区,已由当年南乡只能长一季小麦,秋天的水稻要看老天的“脸色”才能确定有无收成而变成现在的旱涝保收了;北乡则由原来只能长些低产的旱谷作物变成如今的水旱轮作、年年高产无忧的景象。这就是苏北灌溉总渠带给淮安的巨大作用。所以,治淮的巨大成果不仅是惠及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周恩来关心家乡、为故乡人民办的一件最最具体的实事。笔者清楚地记得,就在苏北灌溉总渠开挖的同时,淮安来了四位高个子、大鼻子的苏联专家。专家们帮助设计制造了淮安运东分水闸、运南节制闸和运南水产养殖场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和科学化的经济企业,使昔日名气不大的淮安成为苏北排洪、抗旱、航运和灌溉的枢纽、一个管水的中心。试想,一个穷乡僻壤的苏北小县,何以一下能来四位苏联援华专家、让淮安取得经济上的长足发展?如果不是周恩来,当时又有谁能派得动苏联专家呢?这当是周恩来关心家乡的又一个举措。所以,每当我站在苏北灌溉总渠岸边,看到和听到那哗哗东流的河水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体会到周恩来那关心家乡、热爱故乡的赤子深情。
    批示苏北修关祠
    周恩来童年时候,曾随嗣母陈氏去淮安东门内东岳庙附近的龚荫荪表舅家串亲,多次踏览位于县东街北侧的关忠节公祠,即关天培祠。那时祠内建筑齐整,柱新瓦明。从大门进入后,便是道光皇帝御笔题写的“忠节公”碑亭。碑亭两侧,分别为东厢房、西厢房,碑亭北边就是五间高大的享殿,祭台上是栩栩如生的关天培塑像,两旁是他一文一武的两名随侍。据关家后代说,这尊塑像是根据“忠节公”最后遗容遗貌雕塑而成的,所以非常逼真。只是体格上稍微夸张了一点。
    周恩来聪颖过人,记忆超群,对关祠内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留有很深刻的记忆,多少年后,他都记得关祠享殿抱柱上林则徐亲笔题书的那副挽联,脱口就能背诵。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关祠就多了一份关心。
    1996年夏季的一天,香港回归在即,笔者骑上自行车到淮安城内锅铁巷与百姓巷之间的廖家巷关家采访。当时那里住着关天培的第六代嫡系裔孙关士成先生。在谈了许多天培公的事迹之后,关士成先生也说起了修葺关祠的一些往事。他告诉我,先贤天培公虎门殉国后,清朝道光皇帝下旨在忠节公的殉难地建祠,世代享祭。同时,因忠节公的老母还在,都八十多岁了,所以,道光帝又下诏给关母发了一笔优厚的抚恤金。深明大义的关母舍不得用掉这笔钱,就决定在关天培出生的淮城内也建一座祠堂,好让忠节公世代享祭。这样,准确地说,建在广东东莞虎门的忠节公祠是“国祠”,而建在淮安城内的忠节公祠原本只是“家祠”。
    关士成先生说,由于我们淮安关祠是家祠,一切维修管理都由我们关家自己负责。清末民初,战乱纷繁,后来蒋介石更是祸国殃民。而且关家后代中也有个别不争气的,因此经多年圮毁,关祠已破败不堪:道光御笔碑亭毁了,西殿倒了,正殿也已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危及塑像的安危。关天培的第五代裔孙关和甫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时刚建立的人民政府,他们忙于救济灾民还忙不过来,哪有力量重修关祠呢?关家自己也是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整修。这时,他们已想不到关祠的重修问题,而是想到一定要千方百计将塑像能保存下来。于是,关和甫先生就提笔直接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关天培的祠毁坏了,现在已经危及到关天培塑像的安全,恳望毛主席看在关天培是为反抗外国侵略而牺牲的份上,将他的塑像能运去北京,一是可以将这尊塑像保存下来,二是以后可以在北京对外展览。这是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时间是1950年的秋后。
    毛泽东主席收到这封信后,极为重视,就把它批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处理。周恩来当然十分关心此事,就批交给时任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郭沫若办理。并具体交待:塑像不要运来北京,以后北京万一需要,可以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向淮安借用,现在可拨粮款整修一下关祠。郭沫若同志在和文化部文博方面的负责人王治秋同志商谈此事时,王治秋认为,新中国才刚刚诞生,前方还在打仗,抗美援朝又爆发了,国家哪有钱来修一个个人祠堂呢?周恩来得悉王治秋的态度后,很是不悦,他让郭沫若将有关毛主席和他批示的文件直接寄转苏北行署,要求苏北行署做好此事。于是苏北行署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付了小麦和钱款,将关祠已毁坏的正殿和尚完好的东偏殿一起拆卸,再以东偏殿的全部材料在正殿基础上重新盖起来。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淮安关天培祠内的正殿。这个正殿比原来的正殿要矮小一点,因为它只是移挪位置后的东偏殿。
    透过这件小事,反映出周恩来也是十分关心他家乡文物的。
    为《淮安日报》题写报头
    淮安历代名人荟萃,加之她在历史上有过重要的地位,早在民国年间,就办有多家报纸。读报、关心时事政治也是淮安人的传统。日军侵占淮安前夕,进步群众自发在淮安城内的民众教育馆(今漕运广场和上坂街之间)办起“淮安群众看报室”,以唤起民众,投身抗日,不当亡国奴;解放战争后期,《新华日报》华中版就办在淮安板闸。据《新华日报》老同志、原驻淮阴记者站站长刘峥同志对笔者回忆,1949年初,由毛泽东、朱德联合下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命令”公布后,就是在淮安板闸《新华日报》华中版报社赶印出来后,再连夜用吉普车送往前线各参战部队的。
    建国后,中共淮安县委为了继承淮安历史上的这一光荣传统,进一步推动淮安的社会主义建设,于1956年5月1日创办了一份中共淮安县委机关报——《淮安报》,开始是每周两期,八开两版。
    《淮安报》创刊后,人们期望有一个出自名人之手的报头。淮安人首先想到了敬爱的周总理。1958年夏天,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县政府委托,专程赴京向周总理汇报淮安工作。那年7月23日,周恩来在他的中南海西花厅后客厅亲切会见了王汝祥,详细听取了家乡淮安的工农业生产情况。王汝祥见周总理高兴,就向他汇报说,为了适应淮安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淮安县委已打算把现在的周二刊《淮安报》办成日报,想请总理给题写个报头。周恩来听了笑着谦虚地说:“我不会写字,怕写不好。”经王汝祥一再请求,他才诙谐地说:“既然是‘父母官’的吩咐,我也就只好遵命了。”接着,他又就如何办好《淮安报》作了指示,并要求以后每期报纸都能给他寄一张。
    按周家祖训,男童5岁时入家塾馆念书,习颜体毛笔字。周恩来很小时候就练写出了一手秀气的颜体字。1908年他先后失去生母和嗣母后,到淮安东门内的龚表舅家寄读。龚家塾馆的周先生又让周恩来在颜体的基础上再加练魏碑,以增加笔锋上的刚阳之气。就这样,周恩来终于形成了他后来特有的那颜体加魏碑的毛笔字。
    1958年7月27日,也就是王汝祥第一次在西花厅见过周恩来的四天过后再去见周恩来时,周恩来拿出了六份他写在宣纸上的《淮安日报》四个字的报头题字,对王汝祥说:“老王,报头的字我给你们写了。我字写得不好,你们随便挑一张将就用吧。”王汝祥端详着周恩来那隽永秀丽、浑厚有力的墨迹,十分激动,把六份题字都小心翼翼地收好带回淮安。从1958年10月1日起,《淮安报》改为日报,并正式启用周恩来题写的《淮安日报》四个字的报头。至1961年9月21日,因为我们国家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一些人为因素,经济上十分困难,《淮安日报》在一共出了895期后停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淮安的各行各业也同全国各地一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淮安报》又成了我国首批恢复出版的县级报纸。1980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四周年时出了复刊试刊号,仍用周恩来题写的报头,只是中间去掉一个“日”字。同年3月5日,周恩来诞辰82周年时正式复刊。复刊13年后的1994年再度恢复为日报,并完整地使用了周恩来题写的四字报头。复刊后《淮安报》仍按照周恩来当年的嘱托,每期寄去一份西花厅,请邓颖超同志收阅,直到1992年邓颖超同志逝世。
    1998年3月5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奠基典礼上,邓颖超的警卫秘书高振普同志讲话时还说,大姐(指邓颖超)在我临来淮安前对我说,她在职的时候,就想来一趟淮安,因为淮安是她的婆家。但是因为工作忙,她未能来成。现在退下来了,时间有了,可是又失去了来淮安的身体条件。但她知道你们淮安人很关心她、也很想念她。她经常收到你们淮安给她寄去的报纸和书籍,她交待我,年岁大了,她不能给你们一一回信了,这次要我总的答谢大家,谢谢你们了。高振普将军说的“寄报纸”的事就是指《淮安报》社给邓颖超同志寄去的淮安报报纸。
    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淮安日报》又自然的升格为地级中共淮安市委机关报,并且继续沿用了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报头。半个多世纪以来,淮安人民每每看到这份报纸,就会自然联想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对家乡的关怀,因为这是他留给家乡的一片深情,一片爱心,从而激励人们的学习和工作。现在,他的家乡淮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周恩来九泉有知,他的英灵也一定会高兴。
    希望淮安多养猪
    周恩来1910年离开淮安后虽未回家一趟,但他心中时时装着家乡,惦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1958年,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县政府委托赴京向周恩来汇报他家乡的工作。那年7月23日和25日两天,周恩来都在西花厅会见了王汝祥。当王汝祥按县委委托,把淮安打算办造纸和缫丝以及铁木三个厂,共需钢管300吨、钢板500吨的设想汇报总理并希望总理帮助解决时,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孙岳记下了周恩来的如下指示:
    按目前淮安的情况,和全国钢材都缺的条件下,应首先把农业搞上来,集中力量把农具厂办好,造纸和缫丝厂因钢材困难,待明年再办;还答应以他名义写一封信给刘顺元同志,请江苏省委帮助解决农具厂所需钢材。
    周恩来不仅说到了,而且也做到了。他很认真的给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和省委副书记刘顺元三人合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信中明确提出淮安的经济建设应由江苏省委统筹考虑解决。
    江苏省委当时也是认真落实这封信的,笔者前几年见到原中共淮安县政法委书记孙步坦时,曾问及此事。90多岁高龄的孙老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县委开会决定我将王汝祥从北京带回来的周总理写给江苏一二三把手的信送到南京,交到惠老(惠浴宇)手里。后来省里是把支援我们淮安经济建设的事交给无锡市(当年的无锡市不是今天的无锡市,是和无锡地区并存的),要求两家对口协商。所以我又成了淮安专驻无锡的办事处主任。后来无锡为我们淮安办了不少实事,像对淮安技术人员的培训,技术和知识人才的支持、车床设备等的无偿援助等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关心家乡、在为家乡办具体实事时是有原则的。他没有直接动用他手中的权力将钢管、钢材等批给淮安,是为了让他的“父母官”们不要因为他这层关系而滋生出特殊化的思想,但同时也得到了无锡市支持淮安的实惠。
    1958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赴京接受表彰的中共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一同被接见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其他10名代表。那次表彰会是开自“大跃进”期间,规模很大。周恩来接见11位与会代表把颜太发选在其中,显然是他那股对家乡的不解情结。
    已故的颜太发曾在病床上对笔者回忆说,那时,全国狂热的“大跃进”已经到了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失控已经从各个方面显现出来,特别是吃公共食堂饿得人心惶惶甚至被饿成浮肿、饿死人的消息都时有耳闻或书传。周恩来在听取了颜太发关于淮安的粮食生产等情况汇报后,谆谆善诱地告诫颜太发说:“丰收了是好事,但不能盲目乐观,千万不能自满,还要讲究实事求是。回去以后,一定要动员群众多养猪。猪多,肥就多;肥多,粮就多。猪养多了,群众生活改善得也更快些。”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在那么狂热的“大跃进”时代,周恩来仍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时时刻刻关心着家乡父老的生产和生活。
    蓝天白云传乡情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虽然国事繁忙,但他常常想回淮安看看。1961年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中央政治局成员都要多读书和到农村去搞调查。在现今保存下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上,还清楚地留有当年周恩来说的“这次调查,我去淮安”的字样。后来,他没有来我们淮安,而是去了河北武安。前不久中央台播放的电影《周恩来的四昼夜》就是反映周恩来那次调查的事。我在这里揭秘的是,周恩来因为思乡心切,还曾真的在飞机上眺望过淮安。
    1991年10月,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对笔者回忆说,周总理专机每次起飞前,机组人员(多数是机长)总要事先把《飞行日志》送呈总理,上边标明何时起飞、何时到达,当天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沿途经过哪些地方和飞行高度等等。凡是看到要途经淮安上空的,总理就感慨地说:“这次经过我的老家上空,如果天气好能让我看看故乡就好了。”短短的话语流露着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和热爱。
    1959年的1月2日和12日,周恩来两次从广州乘专机返回北京。其中的一次是从广州开完会返京,那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当座机快飞临淮安上空时(周恩来专机航线对外保密,并随时变换。那次他的专机飞行航线是“广州—上海—北京线”),周总理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不顾飞行的颠簸摇晃,踉跄着走向驾驶舱。成元功怕总理跌倒,忙站起来紧跟着他往前走。周总理进入驾驶舱后,就对正在全神贯注驾驶飞机的机长袁桃园说:“小袁,快到淮安上空了吧?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让我看看老家?”袁桃园一听,明白了总理的意思,立即回答说:“可以,总理,您坐下吧。”说着,副驾驶站起身来让总理坐到他的位置上,袁桃园机长很快地降低了飞机的速度和高度。周总理就低下头,神情专注地看着机翼下的故乡淮安。也许他怕打扰机长的驾驶,也许他已沉浸在对故乡一桥一巷的回忆。周恩来只是看,没有说一句话。飞越淮安上空了,袁桃园转过脸问:“总理,要不要再盘旋一周,让您再仔细看看?”周恩来摇了摇头说:“不用了,那又要多费汽油了,我们还是赶回北京吧。”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深情地从副驾驶的座位上站起身来并微笑着对机长、副驾驶说了声“谢谢”,在成元功的搀扶下,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周总理坐下后,好久也没有说一句话,似乎完全陷入对童年时代故乡生活的深情回忆……
    1994年9月4日,中共县级淮安市委、市政府为筹备周恩来百年诞辰的纪念事宜,在北京首都宾馆(今首都大酒店)二楼召开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时,曾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王伏林也讲了这件事。他说:“总理12岁离开淮安,虽然没有再回去过,但他对淮安的感情很深。那次他在飞机上看淮安我也在飞机上。事后,周总理对我说,他看到了文峰塔、里运河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鼓楼附近的街道好像变了……”王伏林还问也在场在成元功:“具体情况你也清楚,是哪一年的事?”成元功先伸出五个指头,然后又做了一个“九”的手势,意思是1959年的事。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一直在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很想回去看一看故土旧居,领略一下可以引起童年记忆的淮安风光,但六亿神州、五洲风云在他宽广的胸怀中占有着更重要的位置,使得他不得不把难于割舍的乡思深藏在自己的心底,而未曾一偿夙愿。
    为没能题写“革命烈士纪念塔”遗憾
    我们曾多次采访过刘秉衡同志,他都说他当年见到总理后,曾向总理提出,家乡为了纪念牺牲了的那些革命烈士,拟在淮安东门内侧修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想请总理给题个塔名。周恩来谦虚地回答说:“我字不好,其他话我就不写了。你们要我写哪几个字,我就写哪几个字。”刘秉衡告诉他,这个塔名叫“革命烈士纪念塔”。听了刘秉衡的话之后,周恩来用手中的圆珠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革命烈士纪念塔”几个字。他竖写一道,又横写了一道,然后又轻声念了一遍,这时,在场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昂(女)同志说:“总理,要不要加上‘淮安’两个字?”周恩来回答说:“不用了,外地在淮安牺牲的革命同志也很多。”
    周恩来说完上边的话后转过身来对刘秉衡同志说:“老刘,我看这样吧。我们来做一笔‘生意’,我给你们写几个字,你们帮我把老家的祖坟地和旧居处理好。”即他一直要求的平掉他家祖坟和他的旧居不要让人参观等事。因为是这样,且当时夜又很深了,刘秉衡同志便不好坚持要周恩来当场写字。
    刘秉衡同志回淮安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拆掉了故居东大门外的堰壁,把周恩来旧居改成县委常委学习室;又动员驻城机关干部在周家祖茔地上栽了长青松柏。就在他们做好这一切后打算再向周恩来汇报并联系题写革命烈士纪念塔塔名的事时,又因当时我们国家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加之一些人为因素,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中央在周恩来的主持制定下,全国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的八字方针,淮安正在建设中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也按中央精神停工待建。直到1965年才最后建成,不久,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请周恩来题写塔名的事也就一而再、再面三地被搁置下来,后来改用了毛泽东的手迹集字。为此,晚年的周恩来曾提起此事,还不无遗憾地说:“我还欠老家淮安一笔债呢!”他说的“这笔债”就是指没能为淮安革命烈士纪念塔题写塔名的事。
    平坟还耕易旧俗
    厚葬祖先,光宗耀祖。这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推崇至今的做法,周家也不例外。早在周家祖上定居淮安之初,就在淮安东门外买了一处墓地,历经一个多世纪后,这块墓地上安葬了周恩来的祖父母、生母等周家十多位先人。周恩来离家后的几十年内,这块墓地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八叔周贻奎的去世、对母亲的棺材露在外边都进行了刻骨铭心的自责。自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那天起,经过他不断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最终他已成长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早在建国初的1956年,周恩来就与毛泽东等一起在党中央关于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字。此后,他又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出发,和邓颖超首倡殡葬的彻底改革。他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他们认为,我国的殡葬改革要一步一步的来。从人死了棺葬留坟到火化不留坟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从棺葬留坟到火化留灰又向前迈了一步;只有火化后不保存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周恩来说:“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撒掉骨灰,落在地上的可以做植物的肥料,落在水里的可以养鱼虾——还在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所以周恩来是第一个倡导并撒掉自己骨灰的人。
    早在刚建国时,周恩来就在与亲属和周家人谈家事或者在写给县委的信中都曾提及处理他老家祖坟地的事。土改复查时,周恩来就向淮安县委提出,“我家的一点坟地,如果当地有人认出的话,可将坟地分给当地农民耕种。”后来,他又写信给淮安县委,“还有我家的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可以说,对他老家祖坟地的平坟还耕他是早就下定决心了。当时因为他的嫡亲婶娘还在,使他无法做到。1956年他的八婶杨氏因患乳腺癌去世后,周恩来才真正把平祖坟的事提上他家事的议事日程。1958年他先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平掉了父亲周劭纲先生和岳母杨振德女士的坟,又于1965年春节前将平掉淮安祖茔的事作为“特殊任务”交给侄儿周尔萃回老家来完成。
    笔者1982年曾在当时的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召开过由当地干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他们纷纷回忆说,那天已经是农历除夕。县委春节值班常委、副县长郭山和与周恩来的几位亲属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快人快语的总理侄媳孙桂云说,伯伯说了,我们周家祖茔地在这里一百二十多年了,多亏了大家的看护,他要我们代表他谢谢大家。现在他从我们国家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出发,请大家来把我们周家的祖茔地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到一米以下,以不妨碍生产队机耕,希望你们生产队明年把增产的喜讯写信告诉他。
    孙桂云的话音一落,现场就立刻炸开了锅:年岁比较大的社员李正东老汉瞪大眼睛说:“自古以来,官(棺)只能升,哪有降的?”年近花甲的魏金成老大爷也喊了起来:“增产,增收,我们就在乎这半亩地?!”生产队会计王彦南也说:“平总理家祖坟,这是谁的主意?你们把全国六亿人都找来,看有哪一个能同意?”
    经郭副县长和周恩来亲属们反复做工作,人们终于被说服了。他们怀着敬意走进周家祖茔地,先将1958年由县直机关干部们栽下的松树一一刨走,再一一挖开七座土坟,把墓中的13口棺木就地下沉,然后平整地面,整整忙活了一天,一直到天黑才结束。
    周恩来在这里不仅为家乡群众还耕了自家的那点祖茔地,更重要的是他带头破了千年旧葬俗,为家乡人开了一代新风。值得一提的是,王彦南会计还告诉我说:“事后我还收到了由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汇给我们的70元钱。汇款附言上写着:‘此款系平坟工资和青苗赔偿费’。”
    “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总理啊!”这是那次座谈结束时人们一致的赞誉。
    一“阅”情深
    笔者曾亲身经历了淮安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和开放,参加了周恩来纪念馆的奠基、筹建和开放,也参加了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揭幕,还主持了周恩来百岁诞辰时淮安仿西花厅的陈列和布展,参与了周恩来百十岁诞辰的纪念筹备和整个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曾为周恩来纪念馆、故居和童年读书处征集过大量有关周恩来的文物、图片和计算不清的资料。现在都已成为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地所属单位的宝贵藏品,有的还成了国家一级文物。但我征集到的有关周恩来关心家乡的手迹却只有一个字:“阅”。这个“阅”字是怎么来的?它是否真是周恩来手迹呢?
    话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
    1994年8月底,原县级淮安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的事,由时任淮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陆广浦率领我们淮安一干人马赴京征求周恩来亲属以及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意见。笔者当时担任周恩来纪念馆资料科长,就被派作先遣人员先去首都。在我拜访到曾先后任过周恩来、邓颖超秘书的赵炜同志时,就向她征集文物说:“赵大姐,邓颖超同志逝世后,组织上曾让您花一年时间进出西花厅,专门整理西花厅的文物资料,如果有关于我们淮安的,请您给我们,以便我们日后陈列布展。”
    “老秦,你别说,还真有几件呢,待这次开座谈会时,我给你们捎去。”赵炜同志快人快语,当场就答复了。
    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是1994年9月4日在北京前门东侧的首都宾馆二楼召开的。碰巧那天赵炜有点不舒服,没有参加那次座谈会。我正在失望,只见赵炜的丈夫、曾担任过周恩来机要秘书的赵茂峰同志一边上楼梯一边笑着对我说:“老秦呀,赵炜今天没来,她让我将这两袋东西带给你。”我顿时喜出望外,从他手中接过那两只国务院常用的大信封,感觉两个信封都沉甸甸的。不过笔者因为要忙于会务上的事,当场并未打开来看。
    那天参加座谈会的有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他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等,一共有30多位:罗青长、刘昂、王伏林、李庚奇、孙岳、马列、刘三源、成元功、张作文、陈舜瑶、陈浩、高振普、张佐良、郑淑芸、韩福裕、霍英华……,以及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的刘武生等等。等来宾一一到场落座后,我就抽空看一下两个大信封里的东西:有关于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赴京见到周恩来时,秘书在一旁作的记录,有周恩来高祖笑岩公著的《海巢书屋诗稿》,还有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先生亲笔写下的有关周恩来“五服”以内的亲属名录……其中我还见到了一个留在中共淮安县委信笺纸上的周恩来用毛笔写下的“阅”字。原来王汝祥1958年那次进京时,带去了一份中共淮安县委向周恩来总理的汇报。这份汇报共分四个部分:淮安县几个领导人情况;淮安的农业生产情况;淮安的工业发展情况和淮安县的县城情况。
    由于淮安是周恩来的家乡,淮城是周恩来出生的地方,周恩来12岁离家后又从未回过家,淮安县委是第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就想尽可能汇报得细一点、全面一点,好让总理多了解一些家乡。结果这份汇报洋洋洒洒写了1万8千多字。没日没夜忙碌的周恩来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呢?于是,他的机要秘书孙岳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将淮安县委的汇报拣主要部分摘录在一张16K的国务院信笺纸上呈报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不仅仔仔细细看了这份摘录稿,而且还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在字下边加点加杠。
    到了那年的11月,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已经全部收获,淮安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县委就又向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喜信,直接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又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份报喜信,并用毛笔在卷面上加深加重了10余个标点,还在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二十亿五千万斤”这十几个字下边划了杠杠,以表示他的重视,然后在右上角写下一个“阅”字。因为这份汇报是呈报给他个人看的,是让他了解家乡淮安情况的,不需要交其他人办理或传阅,所以他签批文件时落在文件下方的那个“周”字也没写;再者,当时浮夸风盛行,大话说的铺天盖地。淮安县委的这份报喜信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这一产粮数字有一半以上的水份。据已故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当年在病床上告知笔者,1958年年底核实的全县粮食总产只有7亿多斤。睿智的周恩来不可能没有察觉,但他当时身处逆境,为“反冒进”的事当年年初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他大概也不好随意签上其他的话。这虽是笔者推测,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我在看到周恩来的这一签阅件后异常激动和高兴,不顾座谈会还在发言,就悄悄将这份签阅件让孙岳、赵茂峰、王伏林、马列和李庚奇等人看了,他们都是周恩来当时的主要秘书。他们一见就说:“这是总理亲笔写的。”
    在我从事周恩来研究几十年、征集成百上千件的文物中,只有这一个“阅”字是周恩来关怀故乡的亲笔手迹。这虽然只有一个字,却饱含着周恩来热爱家乡的一片深情!
    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关心家乡的件件往事体现出来的是他的缕缕乡情。上述种种史实表明,周恩来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伟人,说他关心家乡而未为家乡做过实事之说应该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那不是事实。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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