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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十番锣鼓历史成因及渊源考

2017-2-21 9:06:38    作者:李正林    阅读:1228    评论:0

藏于淮安区图书馆的光绪版《遏云阁曲谱》 

 

    前言:淮安十番锣鼓是在淮安盛行200余年的民间音乐,作为淮安区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弄清其历史成因和渊源关系,对于进一步挖掘、传承这一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力求从历史环境、传承谱系和曲谱源头等方面进行挖掘和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一、淮安十番锣鼓盛行的历史环境
    淮安,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青莲岗文化,象征着淮安文化的源头。她位于大运河与古淮河交汇点,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历史上长期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经济繁荣,漕通七省,是大运河“入京孔道”,也是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城市。 到了明清,淮安成为苏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淮安城市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部院设在淮安,下辖九县两州的淮安府署、户部所属的淮安榷关也都驻节淮安。文官武校,机构庞大,构成了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文武厅营,星罗棋布”。明代诗人姚广孝称誉淮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
    漕运转谷,淮盐要埠,“热闹繁华,俨然省会”。皇室贵人、朝宗要官、文贤骚客、商贾豪众,于淮安或经过,或寓居,或做官,更有“盐、漕、河、榷”设在淮安,成为集军事前哨、文化教育、漕运枢纽、山阳医学、美食重镇等五大特色的“殷阜区”。明清淮安政治、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漕运文化、科举文化、官衙文化、宗教文化、戏曲文化、养生文化、美食文化交辉相涨,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淀,使淮安大地上渗透着多元文化的基因,个性鲜明,魅力独具。兴汉三杰的韩信、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抗倭状元沈坤、经学大师阎若璩、中医巨擘吴鞠通、道光御先生汪廷珍、杰出怪才杂家刘鹗、扬州八怪画家边寿民、著名《笔生花》弹词作家邱心如、音乐家杨正经、戏剧家文学家黄均宰等等,在中国历史上星光闪耀,卓而不凡。还有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都在淮安或成书或创作。一代伟人周恩来亦生于斯,他的才华禀赋、文韬武略,令世人景仰。明清时期,弹丸之地的淮安古镇河下,有148座私家园林,走出去67名进士、123名举人、13名翰林,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
    淮安是江淮流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运河枢纽。明清时期数百年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朝廷把漕运作为治国理政的要务,使得淮安的地位显得至为重要。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漕运、盐运得到空前发展,淮安城市的发展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府、河道总督府驻节淮安,淮安府城为全国前10名的大都市,“是一甚大城市”、“船舶甚众”(《马可?波罗行记》),中央政府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粮转运中心、漕船制造中心、国榷税收中心和淮北盐集散中心等就是当时淮安的名片。168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时发出感慨,写下了《晚经淮阴》一首诗,“淮水笼烟夜色横,栖鸦不定树头鸣。红灯十里帆樯满,风送前舟奏乐声。”在此的京官总督、户部上书、御史、侍郎和总兵等品级之高,明至清共有262任漕督。《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文武厅营星罗棋布……百族聚焉,……戏游歌舞。”“诸公沉醉后,丝管彻高空”。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存在,呈现出文化多元,它的影响极其深广,也为“创于京师而盛于江浙”的“十番锣鼓”带入淮安提供了社会土壤和可能。当时凡府署官员家中贺寿、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都要演奏“十番锣鼓”。从官府衙门到瓦舍勾栏,从文人学士到普通百姓,无不受其濡染。应该说这样的社会环境因素为“淮安十番锣鼓”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淮安“十番锣鼓”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展现着它人文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创造出这方水土的文化神奇。
    二、淮安十番锣鼓的传承
    据十番锣鼓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介绍,清道光年间,民间乐师孙毓卿将从京师流传而来的昆曲宫廷音乐进行改造,加进锣鼓打击乐器、各种管弦乐器,插入诗词咏唱,改创成淮安《十番锣鼓》。当年民间艺人结成的《十番锣鼓》“堂子”有许多个,以“粮安堂”、“敬安堂”、“善安堂”最为有名,淮安老百姓家有喜事时常会将其请来演奏。每年五月初一的东岳庙会则是《十番锣鼓》一年一度的盛会。这一天,各个“堂子”召集演奏艺人,由8人抬着一座雕刻精致的陈设乐器的木架,满悬璎珞灯彩,善吹笙箫管笛者前导,长于琴筝瑟琶及锣鼓者于架内合奏,走街串巷,边走边演奏,最后汇集到东岳庙打擂台,声势浩大,热闹非凡。这样的鼓乐场景,到1939年日军占领淮安而戛然而止。
    “淮安十番锣鼓”在淮安盛行了200余年,在新中国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获得了再生。“淮安十番锣鼓”这一文化瑰宝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不将其“历史成因”搞清楚,就不能理出清晰的传承谱系。
    从目前研究者调查和收集的有关“淮安十番锣鼓”历史材料梳理情况看,“淮安十番锣鼓”有“源自宫廷”的说法:是清道光年间淮安著名曲家孙毓卿,对宫廷昆曲音乐作二度创作而始创的一种民间音乐(俗称“武昆”),支撑其说法的有“淮安十番锣鼓”第三代传承人陈宝富传于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收藏的两本曲谱。一是《昆曲锣鼓摘要》工尺谱手抄本一卷,传于清道光16年(1836年);二是载有《金盆捞月》、《到春来》等“十番锣鼓”名曲的工尺谱手抄本复印件,据有关专家考证约为明末清初手抄本。如果仅凭“传说”和两本曲谱手抄本来证明“源自宫廷”,给人的印象既有些牵强,又缺乏说服力。要找出有力的证据,最好的路径无疑是找到相关的“人”和“物”,也就是人的传承和曲谱的来源。      历史沧桑,岁月更迭。这意味着要到史海捞针。
    1、关于“人”的传承。
    从“淮安十番锣鼓”传承脉络研究来看,前3代传承人都是淮安本土十番锣鼓演奏堂班成员,师徒关系明确,这是可信的。目前仅有的相关论文为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撰写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安“十番锣鼓”价值研究》,发表在安徽文学;淮阴工学院教授郑孝芬《淮安漕运文化与地方戏曲发展》;戎建怀《淮安“十番锣鼓”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思考》,发表在《明日风尚》2016年第8期;张伯瑜《江苏十番锣鼓的节奏分析》,发表在《音乐研究》2001年第3期。这些文章对于“淮安十番锣鼓”传承人前三代传人生活、艺术经历和社会影响等都比较一致,但都停留在第一代传承人清道光年间淮安著名曲家孙毓卿这个点。因历史更迭,“淮安十番锣鼓”沉寂了近60年,再向上溯源就未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资料。这样,“源自宫廷”的说法就存有疑点或缺乏史料支撑。
    从“人”的角度寻根溯源,淮安有得天独厚的名人资源。理清传承溯源,还是从淮安人文因素入手。人文因素也是淮安“十番锣鼓”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历史现象,对其传承、发展起着催化和滋养作用。历史上,明清淮安这个地方就走出去进士410名,在朝廷修志撰书的大有人在。经过与戏曲或音乐挂钩筛选,找出了明清时期淮安的许多音乐名人。联系《山阳县志》、《续纂山阳县志》、《重修山阳县志·客寓》、《小方壶斋丛书》、《淮安丛书》等史籍中查找人物脉络,力求找到淮安“十番锣鼓”形成的人文基因。
    中国八大琴派之一的“山阳琴派”发韧于淮安,唐宋时期流传甚广,明清鼎盛。据《山阳县志》载:明·吴归云“尝自造五音谱,凡《国风》、《雅颂》及《白云谣》、《大风歌》,及汉唐以下乐府皆谱入琴中,审音察理,晰及毫厘,人以为神技。”山阳琴派的代表人物有乔子衡、乔子安兄弟、杨子镛、夏一峰、凌其阵等人。乔子衡,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淮安人,其与弟乔子安少时学艺于母。青年时又向秦维瀚等古琴大师学艺,吸取众家之长,蓄意创新,《大学之道》、《良宵引》、《静观吟》、《醉鱼唱晚》、《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都是其弹奏之名曲;杨子镛,清末淮安人,其不仅自身琴艺精湛,更以带出高徒而著称于清末的中国古琴界;夏一峰(1883年—1963年),字福云,淮安人,清·光绪(1895年)12岁的夏一峰入淮安一所道观,跟随道师学习器乐和昆曲,因其不凡的音乐才能,15岁时被杨子镛收为徒,以演奏《良宵引》、《静观吟》等著称于世。
    清·顺治音乐家杨正经,字怀玉,少有天赋,通晓声律,曾应崇祯皇帝殿召弹琴,颇受赞赏,授内阁中书之职,得以观览执掌内府五音诸谱,专司祭祀礼乐,并被赐予汉、唐古琴各一把,出入内廷供奉。明亡后,杨正经携古琴流亡江湖。顺治年间辗转到淮安定居。淮人阮葵生《茶余客话·淮故二卷·杨正经》条,引张虞山《七夕琴歌》有记:“杨太常名正经,酉阳宣慰司人。初官总戎时大祀,郊庙乐章失次,宗伯林欲楫荐正经,审音律,改中书。乐成,晋太常,赐汉琴各一。乱后流寓淮海(安),自制二操,一曰西方思,一曰风木悲,为作长歌。案:正经字怀玉,家世为将,少有别解,通乐律。怀帝召至便殿,令弹琴,称旨后抱琴逃止淮上主陈涵碧(即陈典美)家。时李子燮为淮安推官,正经往见,为李上客。李为买宅,又为其子纳妇于淮。年七十余死。葬城东黄土桥,与涵碧祖墓邻近。陈氏每墓祭,必置酒浇太常墓侧。” 淮安志书《重修山阳县志·客寓》亦有相同记载,有诗赞曰:“辟地开天耀酉阳,绝伦精美绕皇梁。崇祯喜拜良师礼,怀玉荣登授业堂。唐汉古琴王室赐,越吴哀曲庶民扬。流亡漂泊淮安死,荣辱无垠杨太常。”一个“观内府五音诸谱”皇宫中书拖家带眷在淮安生活多年,卒后葬在淮安。这个故事主人公的身世,不仅在淮安音乐史上成就了一段悲情佳话,还加强了淮安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的联系。仅这一点,人们不难推断杨正经将作为宫廷音乐重点的昆曲带到淮安,当属必然。这是因为“淮安十番锣鼓”的曲谱曲牌本身就是来自昆曲,这种渊源关系的存在,“源自宫廷”的说法亦在情理之中。       
    清·刘鹗不仅致力于研究数学、医学、水利、金石甲骨、算学等学问,以《老残游记》名闻海内外,在音乐方面也很出色。这位优秀的音乐家,不但懂琴、知乐,而且甚喜收藏古琴,其中精品就有11张之多。其中唐琴“九霄环佩”,据传是京剧名家、红豆馆馆主溥侗在庚子年前后,以三千元的代价售于刘鹗,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近世收藏的四大名琴之一。刘鹗还曾为他的琴师张瑞珊刊刻《十一弦馆琴谱》。在存世的刘鹗日记《乙巳日记》 (1905年)中可以找到有关刘鹗学琴的记载:

        正月十一日,晴。劳泮颉来,理《平沙流泉》一遍。
        正月廿三日,阴,有小雨。谱《古琴吟》半操。
        二月十一日,阴。戌刻,劳泮颉来,温琴两操。
        十三日,雨。劳君来,学《山中忆故人》六句。
        十六日,阴。 劳泮颉来,学《山中忆故人》一段,连前计三日学两段也。
        三月十三日,晴。夜学《山中忆故人》一段。
        六月十五日,晴。劳泮颉来,温琴两段。
        十七日,晴,燥热异常。 《平沙落雁》温竟。
        廿五日,阴。温《平沙落雁》一曲。
        在北京师从张瑞珊(又名瑞山、啸山、修山)学琴
        八月十一日,阴。早起,张啸山来谈琴理。
        十六日,晴。午前,学《良宵引》一段。
        廿八日,晴。 张瑞山来,学得《良宵引》一段。
        九月初一日,晴。学《耕莘钓渭》一操成。
        十月十二日,晴。早起,张啸山来,温《耕莘钓渭》。
        十五日,阴,时有小雨。此数日,午前皆温习《良宵引》。
        廿二日,晴。巳刻,张瑞山来,温已学之琴。
        廿四日,晴。午前学琴,午后听戏,叫天唱《四郎探母》。
        廿七日,晴。午前学《高山》。
        廿八日,晴。午前学《高山》。


      从刘鹗学琴日记不难看出,他那时已常温习《良宵引》之类与十番一脉相承的名曲。此外,古琴名家赵子衡(子珩),与刘鹗“为二十余年之莫逆交”。刘鹗的母亲朱太夫人精音律,继室郑氏夫人也能度曲。刘鹗曾记“ 每当辰良景美,铁云操琴,张君(注:张君即张瑞珊,曾经是慈禧太后的古琴老师, 并与刘鹗是好朋友)弹琵琶,赵君吹箫,叶《广陵散》等曲,三人精神与音韵相融化。如在曲江天下第一江山山顶,明月高悬,寒涛怒涌,尘嚣四绝,天籁横流。”刘鹗《抱残守缺斋日记》中大量记载音律、音乐,提及之处有近三十处之多。刘鹗大量抄写各类琴谱,挑、抹、吟、揉、按指、轮指、过弦,手法琴谱同时记录,其后刘厚泽所复《刘鹗琴谱》完好存世。
    清·道光淮安剧作家黄钧宰著有传奇《十二红》、《鸳鸯印》、《呼梦么》、《双烈祠》、《金壶浪墨》等七种、剧本《比玉楼传奇》四种,他在《金壶七墨》中记述:“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
    清·咸丰邱心如长篇弹词《笔生花》问世,此乃清代三部弹词巨著之一。
    昆曲进京成为宫廷音乐,昆曲发源地昆山与淮安人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徐嘉(1834-1913),字宾华,淮安人。咸丰四年,(1854)以府试第一入学,至同治九年(1870)江宁乡试中举,1903年被选任昆曲发源地昆山教谕。他在家乡淮安是爱好戏曲的王锡祺、王锡纯兄弟老师,在昆山培养出多名进士、翰林,有许多学生和文友为昆曲行家。爱生喜乐的徐嘉近水楼台,得到昆曲谱尚不是难事。
    清·宣统二年(1910年)沈步宿组建平剧研究社,占存甫创立楚城国剧研究社。
    新中国解放前淮安紫宵宫住持道士吴九华精琴艺,为东岳庙十番演奏团体主要组织人。
    现代的淮安人叶德均,一生从事戏曲研究,主要著作有《淮安歌谣集》、《曲品考》、《宋元明讲唱文学》等等。
    2、关于曲牌曲谱传承。
    如果说推断还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再从“淮安十番锣鼓”曲牌曲谱传承中寻找答案。著名文史专家刘怀玉撰写的《《牡丹亭》与淮安》一文认为,汤显祖戏剧《牡丹亭》里面许多故事背景就取材于淮安。《牡丹亭》的《学堂》、《游园》、《惊梦》、《劝农》、《寻梦》、《冥判》、《拾画》、《叫画》、《问路》等出舞台演出的本子,在当时淮安民间已流传甚广。“淮安十番锣鼓”曲牌《吊打》,出自汤显祖《牡丹亭》“硬拷”一出“折桂令”一支;《仙圆》出自汤显祖《牡丹亭》“硬拷”一出“折桂令”一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对“淮安十番锣鼓”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所不同的是表演的形式和突出的重点不同,所延用的曲谱和填词略有不同,这也正说明“淮安十番锣鼓”是经过了二度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
    综观淮安的历史文脉、官宦人脉和学术环境,淮安出现音乐贤才和壮观奇特的天籁不足为怪。明清以来的淮安人,他们爱戏曲,好音乐,在中国音乐方面作出了历史性杰出贡献,留下了许许多多高雅而通俗的传世音乐作品。既是淮安的骄傲,也当是明清时期“淮安十番锣鼓”形成的主因。
    3、关于“物”的传承。
    对“淮安十番锣鼓”寻根溯源,需要在“物”的挖掘方面有所斩获,希冀从历史文献、文史堆里寻觅到相关头绪。
    淮安历史地位之高、人文数量之众、淮安与戏曲渊源之深,为“淮安十番锣鼓”渊源考证提供了可能。在淮安政协的文史资料中,刘怀玉在撰写的《清代淮安的出版业》、《《牡丹亭》与淮安》两篇文章中提到《遏云阁曲谱》。这是一本成书于同治九年(1870年)的中国第一部昆曲戏曲谱,既有对前人曲谱、选本的继承,更具有自身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特征。它的出现标志着昆曲工尺谱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故而在昆曲工尺谱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殊不知,这本书是由淮安人在淮安编辑、在淮安印刷、出版。这本书系清·淮安王锡纯辑。《遏云阁曲谱》书中有序云:“余性好传奇,喜其悲欢离合,曲绘人情,胜于阅历,而惜其无善本焉。虽有《纳书楹》旧曲,要皆《九宫正谱》。后《缀白裘》出,白文俱全,善歌者群奉为指南。奈相沿至今,梨园演习之戏文又多不合。家有二三伶人,命其于《纳书楹》、《缀白裘》中细加校正,变清宫为戏宫,删繁白为简白,旁注工尺,外加板眼,务合投时,以公同调。事涉游戏,未敢质诸大雅,然花晨月夕,檀板清讴,未始非怡情之一助也。是为序。同治九年冬月遏云阁主人书。”
    王锡祺和王锡纯系弟兄俩。王锡祺(1855—1913)字寿萱,别号瘦髯。同治11年(1872)18岁考中秀才,捐刑部候补郎中。他天性开敏,工古文诗词,尤喜度曲”。他家的著名“小方壶斋”,既是清代社会名流(如刘鹗、罗振玉、冒广生、段朝端、阮葵生等)经常聚会的场所,又是清代出版官私书籍刻书印刷的机构,《遏云阁曲谱》就是在“小方壶斋”印刷。王锡纯是一个遍览传奇、精通律吕的曲家,经济条件优越,“家有二三伶人”,由他编辑该书,实际上就是文人与艺人的结合。该谱收有昆曲《琵琶记》、《长生殿》、《临川四梦》及《幽闺记》、《水浒记》、《西厢记》、时剧《思凡》、《下山》等,共87出折子戏的工尺谱,所选均为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昆剧曲谱,工尺谱字斜注在唱词一侧,俗称“蓑衣谱”。
    现藏于淮安区图书馆的《遏云阁曲谱》系光绪版,是目前所见的最早《遏云阁曲谱》版本,一套应为一函八册,每册封面有“新刻遏云阁曲谱”的题签,因印数较少,存世不多,淮安区图书馆仅存5卷。扉页记“光绪癸巳仲冬,遏云阁初集曲谱,卢钧甫题签”。值得注意的是,标注“新刻”是否此前有刻,标注“初集”是否有续编出版意向。这些问题目前尚不能定论。
    研究表明,王锡纯编辑昆曲《遏云阁曲谱》在淮安铅排出版,被音乐界称为“戏班演唱和时俗流行谱系的第一部曲谱”,王锡纯研究、收集、整理昆曲宫谱先后花了23年时间,(《遏云阁曲谱》序系“同治九年冬月”1870年所写,成书标明“光绪癸巳仲冬”1893年),又请苏州昆曲名家李秀云“拍正”,其敬业精神、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遏云阁曲谱》摒弃了“宫调”之名,特别受到普遍文化修养参差不齐的演唱者和演奏者的欢迎,《纳书楹》、《缀白裘》深奥的音律理论被大众化,费解的曲调问题迎刃而解。以此特点为标志,对照“淮安十番锣鼓”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收藏的《昆曲锣鼓摘要》工尺谱手抄本,其记谱方式、唱词与《遏云阁曲谱》基本一致或相同,就可作出明确的结论:“淮安十番锣鼓”曲谱形成时间应为清同治前后,与周宝洪所考“传于清道光16年(1836年)”相差不大。这样,同样可认为《遏云阁曲谱》与“淮安十番锣鼓”曲谱一脉相承。 
    当然,《遏云阁曲谱》序中提到的《纳书楹》、《缀白裘》曲谱,都成书比《遏云阁曲谱》早。叶堂编订的《纳书楹曲谱》,乾隆六十年(1795)刊本。曲谱以唱词为主,没有说白,系清唱昆曲谱,工尺谱竖写于唱词之旁,俗称“一柱香”谱式。在淮安区图书馆发现了《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两套,比较完整。拿周宝洪所藏《昆曲锣鼓摘要》工尺谱手抄本、载有《金盆捞月》、《到春来》等“十番锣鼓”名曲的工尺谱手抄本与《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相较,发现曲谱曲牌基本相同处较多,板眼标注没有《遏云阁曲谱》和手抄本灵活,唱词差别较大。由此可推定,手抄本抄写时间应在《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面世之后,“淮安十番锣鼓”曲谱也选择性地“抄”了《纳书楹》和《缀白裘》两谱。至于板眼标注、唱词差别,就成为“淮安十番锣鼓”创新革故的佐证。 
    另外,近年发现苏州藏家谭金土在淮安古旧市场淘到的一昆曲工尺谱及古昆曲锣鼓谱手抄本。他叙述收藏经过:“几年前在淮安开会,在淮安的古玩市场上淘到了一手抄本,因为没有封面,不知它是何物,但知道它是一种曲谱。大致知道它是一本昆曲工尺谱及古昆曲锣鼓谱”,“这种锣鼓打击乐谱是昆曲传入苏北的演变形态,号称“锣鼓昆曲”“武昆”,对于昆曲向北发展演变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字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曲谱抄写极工,是用所谓的馆阁体写成,不是一般民间歌手的抄本,更象是文人士大夫的手稿。” )将谭金土收藏的手抄本与周宝洪藏谱手抄本比较,书体相同,应出自同一时期,手抄时间亦不会相去甚远。
    综上,被历史尘封的“淮安十番锣鼓”传承谱系和曲谱源头等方面作了初步挖掘和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初步厘清了其历史成因和渊源关系,还在于通过找“人”找”物”,发现了与“淮安十番锣鼓”曲谱相关的采掘不尽的富矿,这对于做好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淮安十番锣鼓”的保护,进一步挖掘这一民间音乐文化遗产传承生态、活态传承,丰富其内涵,让传统民间音乐代代相传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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