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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韩福裕是对我们有感情的”——周恩来与他的卫士韩福裕

2017-11-27 11:34:28    作者:秦九凤    阅读:99    评论:0

  一代伟人周恩来从二十多岁就进入我们党的核心领导层,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内,他的警卫人员多到上百人。笔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调入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后,曾走访过周恩来从长征开始到他逝世期间的十多位贴身卫士。其中山东籍的两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就是莱州的韩福裕和微山的高振普。
  韩福裕(1929—2013),曾担任过周恩来(1949—1954)的贴身卫士。那些他在周恩来身边的故事他百讲不烦,笔者则百听不厌。
  一、家穷闯关东,在东北投身解放事业。
  1929年韩福裕出生于山东莱州。莱州,东临渤海的莱州湾。本来就穷得叮当响的家庭经不住当时的兵荒马乱,一家人多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那时重男轻女,他因为是家里的男孩子,父亲才勉强让他读了两三年私塾。
  他12岁那年,正是全国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殊死搏斗的1941年。为家庭生活的逼迫,他只好随父辈们去“闯关东”。“关东”就是指我国的东北地区。
  我国当时东北地区的经济比内地要好。一是东北地区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清王朝入关后仍给东北以许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如把沈阳改为“盛京”,相当于今天的“特区”。二是东北地区长期受到沙皇俄国、日本等列强的争夺,他们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特权:开矿、筑铁路、办实业等等。这样他们也需要中国廉价的劳工。三是东北地多人少,一些地方还属于物产丰富、果实累累无人采摘的原始状况。据说,当时“闯关东”的劳力上山挖野生的人参就能养活自己。然而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我国东北地区已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军国主义分子对我国进行疯狂的掠夺,并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也就无“人参果子”好挖。加之当时韩福裕年龄还小,只好到牡丹江市一个小镇的小店铺里当学徒。那时的店铺学徒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还常常挨打受骂,学徒只能忍气吞声。就这样一晃几年,一直熬到日本军国主义投降。
  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是被苏联红军打败的,当时蒋介石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还在我国西南一带。所以中央军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借用美国飞机,把许多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直接派往东北;驻守苏北的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师长主动向中央“请缨”并得到批准,把他领导下的三万多人通过强行军、急行军开赴东北,以最快的速度参与解放东北的中小城市、占领了大片根据地。就在这一背景和环境之下,韩福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当年他才16岁。
  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韩福裕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他无论是练武还是文化学习,成绩都是优秀,入伍不久,他就先后当上了班长、副排长等职务。由于工作认真又能团结同志,在副排长任上被选调到他所在团的团长身边当警卫员。
  1948年1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中央直属机关到他们部队选拔人才,韩福裕经过比武、文化考试和组织审查后被选调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开始了与伟人周恩来相处的岁月。
  二、在周恩来身边,决无尊卑和贵贱。
  韩福裕回忆说,作为警卫员,是有责任和义务保护首长安全并照顾好他的生活的。大家都知道,在革命斗争年代,周总理右胳膊负过伤,不仅右臂屈伸不方便,而且上举也很困难。周恩来自幼就养成了整洁的习惯,而且他的外出活动非常多。因此他每天都要穿得整整齐齐的。有一回,总理在系鞋带时比较困难,韩福裕在旁边见了,就弯下腰去想帮一下忙。周总理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伸手抓过一个小竹椅,把脚跷在竹椅上,坚持自己系上了。韩福裕为了说得具体、形象,他还学着周恩来当时系鞋带的艰难动作。“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到总理是非常尊重他人的,他自己能做的事,决不会让别人帮忙,哪怕我是他的警卫员。”
  还有一次,在中南海西花厅。韩福裕随侍着周恩来从前边去西花厅的后客厅,当时是个大冷的冬天,后厅门挺大,为了避风挡寒,门上挂着一条又大又厚的棉布帘子。总理走路步伐快,他跟在后边,快到门口了,就赶忙跨前一步,伸手打开了那条厚重的门帘子。他原以为总理会很快进去。谁知周恩来停下脚步,生气地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来。”说到这里,韩老还动情地说:“我当时还朝四面看了看,周围并没有一个人,就我和他两个,我们卫士,就应该处处照顾他,稍微长点眼劲的人也都会这么做。但是总理就是和别人不同,他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对自己严格要求,在生活上该自己做的事决不要他人帮他做,与身边工作人员一律平等。”
  霍英华是在西花厅工作的服务员。她负责给周恩来、邓颖超他们打饭、洗衣和扫地抹桌子等零碎活。一次,总理和大姐吃完饭后,霍英华就来收拾碗盘筷子,然后放进托盘端回厨房。周恩来一见,马上站起身来走前两步,“刷”地一下帮霍英华开了门,并等霍英华走出去才将门带上。回忆到这里,韩福裕总会无限感慨地说:“我作为他的警卫员给他掀一下门帘被他阻止,而他作为一国总理却要为他身边的服务员开门。所以,当年凡是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都是心情舒畅,其乐融融,谁都没有尊卑贵贱的感觉。”
  韩福裕还给笔者讲过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那是1952年的一天,他随总理到苏联大使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一般一国总理会见大使都是通过外交部通知召见。但是,当时朝鲜战场战事正酣,我们有求于苏联,所以总理总是亲自前往大使馆。总理与尤金谈完话之后,还要急于去参加下一个活动。而那时中苏关系非常好,尤金大使对总理亲自到大使馆来商谈两国间的事也非常感动,就依依不舍地一直把总理送到使馆大门外。韩福裕作为卫士,平常都是等总理上车后才最后关上车门让司机开走。这次总理已经站到车边了,尤金大使还要最后跑过来握手、道别,因为当时时间很紧,同去的周恩来外事秘书马列就催韩福裕先上车,韩福裕便提前上了车子。待总理上车后,尤金大使在外边帮着关上了车门。司机马上鸣号将车开走。
  当时总理的司机叫钟步云,是位老红军。为了不误总理下一个活动时间,他的车子开得较快,在从新华门西侧转头北行时,因为车速快,左侧车门突然被甩开,坐在周恩来左边的韩福裕(在平常正常情况下,最后上车的警卫员是坐在首长的右侧)身体一下失去了平衡和稳定,被巨大的车速惯性往车外甩。周恩来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韩福裕的衣领,才使他没被抛出车外,真是好险!
  原来,尤金大使关车门时未使上劲。那时苏联产的大吉斯车也没有现代车先进,车门没关牢司机也不知道,所以,险些酿成一次车祸。韩福裕和笔者说到这里时,总会感慨万千地说:“组织上调我来是保卫总理安全的,到头来反是总理保护了我的安全!”
  韩福裕还说,周总理还是一位十分讲究实事求是的人。他在处理党和国家大事上是如此,在小事的处理上也不例外。如他右臂负过伤,上抬有困难,那时他出行常穿中山装。而总理只要穿中山装,就必定系好领口的风纪扣。他搭风纪扣时很困难:右臂抬不了那么高,头低下来风纪扣又没法扣,有时花了好几分钟也搭不上风纪扣。韩福裕就说:“我帮你一下吧。”周恩来答应了。韩福裕也就很快帮他搭好了。“打那以后,只要我在场,总理穿好衣服后,总是往我面前一站,把脖子往上一仰,让我帮他搭上风纪扣。要不就得耽误他的宝贵时间。”
  三、姐夫被定“反革命”,周恩来还让他当警卫员。
  韩福裕对我说,当中央首长的警卫员是经过枪法考核——百米之内能打甩枪,且能百发百中。甩枪就是不需要瞄准,拔出枪就打。还有擒拿格斗比试,即徒手格斗时能做到三五个人近身不得。再就是要有用身体为首长挡子弹、危急时用双手和身体去对付敌人刀尖的献身精神。当年李先念在西征途中,就曾遇上攻上来的敌人从背后猛地一刺刀,然而他的警卫员眼疾手快,面对已刺到李先念衣服的刺刀尖,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硬是让敌人的刺刀插到了地上,结果,那位警卫员被锋利的刺刀剁下了七根手指,但救下了李先念。当警卫员最难过的一关是政治审查。政治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因为警卫员是身上配枪的,且装有子弹,为保卫首长安全,随时都可以击发。因此,警卫员在政治上不可靠是坚决不允许的。
  韩福裕说,在总理身边的警卫员也曾有过思想较差、在东单一家商场拿人家东西被调走的。还有的人认为当首长警卫员不如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提拔得快的。有这些私心杂念也不行,也得调出去。
  众所周知,自从我们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股“左”的阴云一直笼罩在全国人民头上。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期间的冤假错案也是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也不例外。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周恩来的秘书许明、马列、浦寿昌等人都有亲属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按照当时的组织人事方面的规定,这些人都得调离周恩来身边。但周恩来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和正确的判断,仍然将他们留在西花厅,照样委以重任。
  周恩来当年的行政秘书何谦对笔者回忆说,1951年秋的一天,韩福裕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一看是他的家信,就对他说,你这是家信,给我干什么?他有点心情沉重的样子说:“这事我得向组织报告。”我看他一脸凝重的样子,就接过信打开来看了。原来是他家里写信告诉他,他的一个叫张静远的姐夫被肃反肃出来了,是个“历史反革命”。
  何谦说,我当时也很紧张,因为按照有关规定,有这样社会关系的人是要被调出领导人身边的。所以,我很快就向总理报告了。
  过了几天,总理对何谦说,何谦呀,韩福裕就不要调走了。他是个苦孩子,从小离家参加革命,是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总理还对何谦说,“是他姐夫对他的影响大,还是我们党对他的影响大?我看还是我们党对他影响大。因为韩福裕是对我们有感情的人。”
  据韩福裕回忆,在他把信交给何谦之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在总理办公室值班。总理办公累了到院子里走走、散散步。我随侍在他身边。总理还像以往一样,没事似地问我:“韩福裕,你姐夫是什么问题?”韩福裕赶忙回答说:“原来他是个共产党员,我姐姐才和他结婚的,他在铁路部门工作。这次肃反查出他是个历史反革命。”当时,韩福裕估计他会很快调出西花厅,谁知总理静静地对他说:“韩福裕,你还是安心你的工作吧。”
  因为早在韩福裕调来西花厅工作之前,周恩来就已经看了韩福裕的档案:他12岁离家“闯关东”,投身革命队伍,那时他姐姐还没长大成人,后来他的姐夫能对他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周恩来自己也是12岁离家去的东北的,留在自己童年记忆里的人和事能对自己有多少影响,他比谁体会都深。打那以后,关于韩福裕工作调动的事便再无人提出。通过这件事的处理人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是用辨正唯物主义的思想看待发生在他身边的人和事,体现着伟人对革命事业的自信和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深刻了解。
  “文革”结束后,张静远经组织上复查,属于错定的反革命,恢复了党籍和公职,享受离休待遇而安度晚年。
  韩福裕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他的心情都非常激动,眼睛里还噙着泪花。那泪花既表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也是对周恩来洞察一切的敬佩。
  四、“韩福裕是对我们有感情的。”
  笔者是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的。周恩来把韩福裕留在身边,说明他对韩福裕的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他说不出“韩福裕是对我们有感情的”这句话。可是,韩福裕同志却坚持说:我在总理身边,只是做一个普通卫士该做的事,决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韩福裕的回答让笔者无法印证周恩来说的那句话。正面问又无法问出来。于是,笔者采取迂回策略,向韩老询问他在周恩来身边是如何工作、做事的。这个问题问得韩老很高兴,便向笔者娓娓道来。
  “周总理睡觉时,你怎么将他叫醒呢?”笔者问。
  “总理睡觉时,你怎么能叫醒他呢?他太忙了,我们都巴不得他多睡一会儿呢。”他回答道。
  “周总理外事活动多,他又十分遵守时间,难道没有他睡觉前交待你们值班卫士必须在几点几分前叫醒他的事吗?”
  “这倒有过。”
  “那您怎么叫醒他呢?”
  “那大喊大叫肯定不合适,你直接拍他的身体也不合适。”韩老一边说一边伸出他的右手,在所坐的沙发上比划,“是把手放到他睡的身体附近的床面上,然后轻轻地前后搓动床面,使得床面有轻微的响动。总理当年曾经过残酷的地下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已养成了特别精灵的习惯,所以他很快就醒了。”说到这里,韩老眼里闪着光芒,“别人是怎么叫醒总理的,我不知道,我们卫士互相间也没交流过。但我自己发明的这种做法总理是比较满意的。”
  话匣子一打开,韩老就十分健谈了。他还告诉笔者,在总理卧室里有一盏电灯。那灯和我们卫士值班室的灯是串联在一根电线上的。一般总理到卧室后,他还会看一会儿文件什么的。到实在困了才脱衣服睡觉。
  在总理临睡前他才把自己卧室的灯关掉,这时,卫士在自己值班室就知道总理睡了。待一会儿总理睡熟,我会悄悄来到他的卧室,把他的鞋放好,放到他一坐起身脚就放到的位置。还有,我会把总理脱下的衣服一一叠好,按平常观察总理穿衣的习惯顺序一件件放好。待总理起身时,他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很快地穿戴整齐,这样可以节省他许多宝贵的时间。当然你在做这些事时都必须轻手轻脚,轻得哪怕有一只麻雀落在那里都不会把它惊飞。
  笔者终于明白了,周恩来说“韩福裕是对我们有感情的”这句话的内涵了。韩福裕为周恩来的服务细心又周到,可以说已经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在他心目中,周恩来不仅是他的首长,更是他的亲人。
  五、两次动手术,周恩来想方设法救治。
  周恩来的工作量很大,工作节奏也比一般领导人要快。韩福裕刚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内,周恩来从忙着指挥大陆最后的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政府的组建;从恢复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到参与领导、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内政、外交、军事、后勤他都要管,总是不间断地日以继夜、又夜以继日的“连轴转”的工作。加之周恩来律己甚严,他的身边只有两名警卫。这两个人只好每天二十四小时陪伴他。即每个人十二小时轮流随卫周恩来。卫士每一夜熬过来,都是困得不得了,一下班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根本不想去吃饭。每天几乎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没有任何生活规律。韩福裕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还不到两年,身体就出“故障”了。
  那是1951年的元月,韩福裕随卫周恩来外出,突然感到腹痛不止,马上送医院,经医生诊断,是腹内肠子出了问题。医生打开腹腔一看,发现是乙状结肠扭结而引起的肠梗阻。周恩来、邓颖超知道他的病情后,非常关心,都嘱咐韩福裕要好好养病,千万不要着急。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韩福裕大约住院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出院回到了西花厅。那时,我们新中国才刚刚诞生,还在实行着供给制,中央机关每天的伙食是按大灶、中灶和小灶安排的。像韩福裕这样的一般工作人员,只能在大灶食堂吃饭。大灶的主食基本都是粗粮,每个星期只有两次吃到白面馒头,那就算细粮。这样的伙食对于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所谓的,可是对韩福裕这个刚动过肠道手术的人来说,就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邓颖超同志就亲自领着韩福裕到中央机关食堂,直接交待炊事员每天给韩福裕做点易消化、营养比较好的病号饭,还嘱咐给他订了一磅牛奶。其实,当时的牛奶是专门供应中央首长和婴幼儿的。
  邓颖超这么细致的关心韩福裕伙食之外,为了防止他出院后又犯病,还让自己的服务员霍英华每天帮韩福裕热牛奶,打病号饭。韩福裕内心十分感激,也很不好意思。回想他自己当年闯关东、当学徒的那段苦生活,更感到总理和大姐是比他的亲人还要亲的人。结果,韩福裕在吃了大约一个月的病号饭后,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就不好意思再去吃病号饭,回到西花厅上班并仍然去大灶食堂吃饭。
  1951年3月下旬,邓颖超去杭州疗养。3月初,韩福裕在一天晚饭后,因为吃的高粱米饭硬了一点,他又一次发生了肠梗阻。周恩来立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韩福裕送进医院进行救治。医生们以为又是肠扭结,立即为他做了第二次剖腹手术。但打开腹腔后发现不是肠扭结,而是因为第一次手术造成的后遗症——肠粘连。一共有十三处肠子粘到了一起,因此,一吃了不易消化的食物就容易堵塞肠子。这是那时医疗水平还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这样一来,韩福裕这位“穷人”得了“富贵病”,只能吃细粮,最好是流质、半流质、有营养的食物,又不能太劳累,一工作过度就犯病。于是,韩福裕就又住了十天医院才回到西花厅。
  这时的韩福裕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本来就少,人人都是整天忙个不停才能适应周恩来那大强度的工作量。而自己作为总理身边的一名普通卫士,现在不仅不能很好地为总理服务,反而还要别人为自己忙这忙那。这让他的心情特别不好受。
  韩福裕是位典型的山东人,性格豪爽,他连续苦恼了几天之后终于向总理的行政秘书何谦提出把自己调出西花厅的请求。当何谦向周恩来汇报这件事时,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韩福裕是在我这儿累病了的,怎么能把他推给别人呢?”后来,何谦还十分委屈地说:“韩福裕,你让我向总理汇报你想调动的事,结果使我挨了总理的一顿批评。”其实,这哪是批评何谦,这是周恩来那博大胸怀对一名普通卫士的关怀啊!
  这样,周恩来不仅继续把韩福裕留在西花厅,还十分关心他的治疗。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询问韩福裕的病有没有其他较好的治疗方法。傅连璋回告说:“只有北京医院的苏联专家可以对这种病进行理疗,效果会好一点。”当时的北京医院一般都是收治的高级干部,但是,由于是周恩来出面联系的病人,院方当然不好拒绝。韩福裕在填写住院病历时,在“职级”一栏内如实填写上“正连级”,旁边的人都以惊羡的目光打量他。那眼神里分明是在问:“一个正连级的干部怎么能住北京医院呢?”这时,只有韩福裕自己心里明白:如果不是周总理的特批,那时他是住不进北京医院的,更谈不上由苏联医学专家给他治疗了。
  在北京医院,由苏联专家给韩福裕做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病情好转了许多。但苏联专家告诉他,他这种病光理疗还不能彻底根治,最好能到东北吉林一家由苏联援建的医院去进行一段时间的矿泉浴,疗效将会更好。
  只有身体好了,才能适应在周恩来身边的大强度工作。于是,韩福裕就把苏联专家说的话如实告诉了何谦。经何谦向周恩来回报后,周恩来马上指示何谦联系吉林这家医院。经何谦与国家卫生部联系后,答复是吉林这家医院只收治县、处级及以上的领导同志。周恩来为了让韩福裕得到更好的治疗,让何谦在韩福裕的介绍信上写上“周恩来副卫士长”。为此,笔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京走访多人,各种说法不一。最后笔者找到当事人何谦,他果断地告诉笔者说:“韩福裕是没当过总理的副卫士长一职,那是总理为了让他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待遇,故意提高他的‘身价’的。”他还说:“我是当事人,能说得清这件事。当然,不经总理指示,谁敢这么做?”
  六、情似慈母,邓颖超倍加呵护
  韩福裕的两次开腹手术不仅周恩来重视,邓颖超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呵护。她给韩福裕安排病号饭,给他订牛奶,又让自己身边的服务员霍英华照顾他。由于总理、大姐的关怀,还促成了霍英华与韩福裕之间个人感情的升华,最后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上结为伉俪,等于是周恩来、邓颖超为他们之间牵了红线。
  韩福裕第二次犯病动手术时,邓颖超已经到杭州疗养。她在得悉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报告周恩来患感冒的信时,也得到了韩福裕二次手术的消息。她在疗养中提笔给何谦写了一封信:

何谦同志:
  一周前曾托艾秘书带给你一信,收到了吗?昨天收到你三月二十六日来信,才知道我的那口子曾患了一场重感冒的病,现在固然已经好了,但病后身体会受影响的,要比未病时薄弱一些,因此,病好后的调摄还是很重要的。希望你和元功、书英诸同志要注意天气的冷暖变化,及时给他加减衣服,以及包含起居都要留意。这样不仅能快恢复健康,而且可预防病患的侵袭。我这一点意见,望告他本人亦要自知注意才好!
  韩福裕同志用第一次手术回后,我总默默担心着他有用第二次手术的遭遇,所以我随时提醒他和你们注意病后的调养休息,以图避免。现果未出我料又经二次手术。他虽已出院,但调养(休息营养)较前更为重要,望你们注意并转他本人亦要善自休养,争取恢复健好。两次手术对他的身体健康是会受很大影响的,望告他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而是要跟病作斗争。将来的工作或会受局限,外部活动可能减少,但内部工作有很多可做的。我不单独给他们写信了,就以此信转他们看了吧。相见不远,余留面谈。祝你们大家好!


大姐
四月一日


  邓颖超同志的这封信反映了她和周恩来一样时时刻刻关心着西花厅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健康。笔者曾走访过何谦和韩福裕,直到1993年,何谦才把这封信给韩福裕看了。虽然这时周恩来、邓颖超都已经作古,然而韩福裕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热泪盈眶,他深深感谢邓颖超对他那慈母一样的关爱。信中邓颖超说的“艾秘书”是饶潄石的秘书。饶潄石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元功”是指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书英”是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
  七、告别西花厅,关怀无处不在。
  韩福裕第二次手术出院后,虽经周恩来、邓颖超关心爱护,受到了苏联专家的治疗和享受了高级干部的疗养待遇,但回到西花厅后他的情绪依然低落:即他不能随护周恩来出外勤,在西花厅又不能做其他工作,只能帮炊事员摘摘菜、扫扫地这些事。
  这就使他内心十分纠结:离开西花厅是让他十分痛苦的事,不离开西花厅就意味着在总理身边要养着他这个闲人。总理和大姐都十分爱护他,他们不可能主动提出让他走。纠结的最后,还是韩福裕自己向何谦提出,最后于1954年调到中南海修建处,还在中南海工作。
  1957年,北京市实行精简,韩福裕认为自己年纪轻,还只有20几岁,又是党员,便积极响应号召,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到外地去工作。韩福裕的这一报告经组织审查得到了批准,并告诉他,甘肃和吉林这两个地方可以任选一处。韩福裕想到自己当年闯关东时就是到东北,并且又在东北加入了革命队伍,而且自己治病也是在吉林,于是就选择了吉林。就在一切手续办妥,一切准备工作也停当之后,韩福裕、霍英华夫妻俩经过商量,自己毕竟在总理、大姐他们身边工作了几年,又受到他们那么多的关心,离京前总得向总理他们辞个行才对。于是,韩福裕就在单位向西花厅挂了个电话,提出如果总理不忙的话想去辞行的请求,得到同意后,韩福裕、霍英华就按约定时间去了西花厅。
  周恩来、邓颖超见到韩福裕一家很亲切,详详细细询问了韩福裕的病后身体恢复,孩子们的年龄、读书等情况,更多的表示都是家人般的亲情与关怀。向周恩来辞行后,韩福裕回家就准备着赴吉林了。谁知没过几天,韩福裕所在单位通知他,说吉林不用去了,就留在北京吧。韩福裕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总理仍在惦挂着他的身体和病情,吉林天气那么寒冷,吃的也都是粗粮,那里的医疗条件又相对较差,万一到了那里再犯起老毛病,哪能得到较好的医疗救治呢……这么一想,韩福裕还真有点后怕:自己年轻气盛,光顾响应上级号召,逞一时之勇,如果不是总理打了招呼,到了吉林之后还不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1959年,周恩来的卫士赵行杰调出西花厅时,周恩来又想到了韩福裕,并让他的行政秘书何谦问韩福裕:“韩福裕,你现在身体怎么样?”韩福裕告诉说:“很好,没再犯过病。”“总理还想让你回西花厅,你愿意不?”“愿意,我愿意!”韩福裕当即就把这事当喜讯一样告诉了家人,全家人都很高兴。
  后来周恩来听说韩福裕已经提升为中南海修建处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时,就对何谦说:“韩福裕既然有这么大的才能,就让他继续在那儿干吧,不用他再到我这儿了。”
  韩福裕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也是因为想念就提出去西花厅看看总理和大姐。他一联系西花厅,周恩来那边就同意了。
  那天韩福裕穿的便装,到了后客厅,周恩来就放下手中的工作,韩福裕赶忙按以往不穿军服的习惯给总理行了个鞠躬礼,并在周恩来伸手过来时赶忙和日夜想念的周总理握手。这两只手刚一抓,周恩来就问:“韩福裕,你的肠粘连病犯过没有?”韩福裕连忙回答:“没犯过,没犯过。谢谢总理关心。”
  每次回忆到这里,韩老总会对笔者说:“我听了总理的问话,就会感到有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过。一个人一次病好了十几年之后,自己早已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哪怕我的亲生父母也不一定记得这些往事了。而一位日理万机的伟人,一见面就问起了,这怎么不让人感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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