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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庄战斗世人知之甚少的历史原因

2018-7-26 16:30:35    作者:范学恕    阅读:525    评论:0

    在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的今天,有不少人问,为什么呈现出大胡庄连世人知之甚少、刘老庄连家喻户晓的局面?在大胡庄战斗发生时,为什么时任三师师长的黄克诚将军没有让及时宣传,而时隔两年的刘老庄战斗发生后的第三天,三师七旅十九团立即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并立起高达五丈的纪念碑,黄克诚师长还为刘老庄连题词:“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军人楷模,民族光荣。”其原因又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当时历史背景谈起。
    今淮安大地,在八年全面抗战斗争中,是华中地区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这四块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是联络华北、华中这两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是新四军与八路军加强沟通、合作的桥梁地带;是开辟、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大后方,战略区位十分重要。
    1940年8月,八路军第五纵队在司令员黄克诚的率领下,为了落实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议,由皖东北东进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三师(1941年初由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在淮安这块敌后抗日热土上,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面对日、伪、顽夹击的抗日严峻形势,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先后以血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大胡庄战斗、刘老庄战斗,这两个战斗都是整建制牺牲的八十二烈士。
    然而,在抗战胜利73周年的今天,仍有不少人不禁要问,同样是82烈士的英雄悲壮连队,为什么呈现出大胡庄连知之甚少、刘老庄连家喻户晓的局面?在大胡庄战斗发生时,为什么时任三师师长的黄克诚将军没有让及时宣传,而时隔两年的刘老庄战斗发生后的第三天,三师七旅十九团立即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并立起高达五丈的纪念碑,黄克诚师长还亲自为刘老庄连题词:“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军人楷模、民族光荣。”其原因又是什么?回答这些历史问题,必须从当时历史背景谈起。
    一、大胡庄战斗发生在皖南事变后的不久,重组后的新四军面临着抗战以来最复杂、最严峻、最艰苦的斗争形势。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1941年1月25日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直至4月26日大胡庄战斗发生时,新四军各个师的整编任务还未完全结束,个别师仍存在一定困难。由于受皖南事变阴影的影响,当时队伍中出现了两种不良的思想倾向,一是悲观情绪滋长,部分指战员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不足。刘少奇与陈毅曾电报中共中央:“军部问题发生后,我们已开过干部会,注意悲观情绪之克服”。二是部分同志产生了认为皖南事变后,可以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左”的思想倾向。5月15日,华中局专门召开部分区党委和师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对这一左倾思想及时加以纠正。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军部在盐城重建,盐城成为苏北的“小延安”,成为日寇的眼中钉。在大胡庄战斗发生前的3月中旬,日军就开始调兵遣将,筹集兵力、将战斗力较强的十二独立混成旅团由江南调至苏中,加上苏北、苏中的伪军近2万人,先后集结在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港等地,准备从南面、西南面、北面、东北面四个方向对盐阜根据地的中心盐城分进合击,实施空前的“大扫荡”。当时的苏北、苏中地区,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继续奉行反共政策。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所谓“曲线救国”,导致一大批国民党军队纷纷投降日军,成了伪军,如苏中李长江部1万余人于2月18日在泰州公开投敌,江苏省保安旅杨仲华部于3月在东台叛敌,4月,苏北淮阴潘干臣部、淮安吴漱泉部相继投敌……整个华中地区的伪军从1940年底4万余人到1941年底猛增至16万余人。华中地区伪军之多,是全国其它战区所不及的。仅苏中地区的伪军1941年上半年就增加到3.7万余人。日军拟用扩大与强化伪军的方法,企图完全控制苏北,再加上苏北、苏中地主反动武装、土匪、流氓势力当时相当大,活动很猖獗,使新四军处于日、伪、顽、匪夹击的复杂严峻形势之中。
    二、苏北抗日根据地刚刚开辟,未能形成军民一体化的稳固局面。
    大胡庄战斗发生时,苏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而根据地没有得到很好的巩固与发展。由于日伪据点的增加,出现了日益被分割和压缩的局面。据黄克诚1941年3月1日至刘少奇电报表述:“……没很好进行根据地建设工作,造成五纵队全部没有一个充实连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区,甚至一个乡(没有土匪、没有反共活动,群众真正拥护我党我军)。如果我们继续东打西拖,我们将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失败。”今天,我们看待大胡庄连刚进村庄,村上的汉奸立即向日伪报告这件事,就不感觉为怪了。
    由于新四军三师刚到苏北不久,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对新四军也有个认识过程。如何让人民群众熟悉了解、信任新四军,使新四军能坚持敌后抗日,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时任三师师长黄克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面临日伪即将对盐阜地区实行“大扫荡”严峻形势,广大人民群众也为新四军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能不能坚持苏北抗日斗争而担忧。
    三、新四军三师及师长黄克诚本人都处于一个特殊时期。
    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也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史实。
    八路军第五纵队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保留着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鄂豫皖苏区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及刘志丹陕北红军的火种。大胡庄战斗发生前夕,八路军第五纵队被改编成新四军第三师,战士们臂上的袖章由“八路”变成蓝色“N4A”字样,一下子由八路军老大哥变成了新四军小弟弟,不少干部与战士思想不通而转不过弯来。师长黄克诚在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此时中原局还未改写为华中局)汇报的同时,围绕“加强新四军,合编要合心,才能打胜仗”这个主题,积极做思想工作。刘少奇致电三师:“……八路军、新四军同在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下,本为不分彼此,在情况需要时,新四军固可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亦可改为新四军。”在黄克诚等耐心的说服下,三师指战员们消除了疑虑,统一了思想,接受了整编。
    黄克诚本人到苏北发生的第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与刘少奇、陈毅产生了曹甸战役的纷争。曹甸战役是八路军第五纵队刚到苏北,与陈毅、粟裕部苏北新四军会师后共同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有达到战役意图,成了消耗战,八路军、新四军伤亡2千多人。
    由于黄克诚本人从华北来到华中不久,与刘少奇(时任中原局书记)、陈毅(时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在工作上也缺乏磨合。曹甸战役结束后,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对该战役进行总结,刘少奇、陈毅认为,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战前不同意打,战中又对基本打法提出异议,自始至终不想打,作战消极,思想右倾等等。还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做思想工作有特长,而带兵打仗不行。于是,以中原局名义上报党中央批准,撤销黄克诚第五纵队司令,保留政治委员一职。并且,刘少奇在八路军第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报告,对第五纵队曹甸战役失利提出批评。尽管刘少奇、陈毅事后就曹甸战役一事向黄克诚作了自我批评,但时间都在大胡庄战斗之后的较长时间。大胡庄战斗发生时,曹甸战役纷争在黄克诚心理上仍留有余悸,也是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大胡庄战斗发生在华中地区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斗争形势十分残酷严峻,加上新四军自身处于一个特殊阶段。而两年后(1943年3月18日)发生的刘老庄战斗,日本侵略者失败已成定局,中国抗战胜利在望、新四军队伍越战越强,苏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由于两者所处的背景不同,时任三师师长黄克诚从有利于鼓舞军民的抗日士气、增强敌后抗日信心的大局出发,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应该说是正确的。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黄克诚老将军(以下简称黄老)平反复出后,一直没有忘记大胡庄战斗中牺牲的八十二烈士。针对当时大胡庄战斗似乎被人们所遗忘、烈士牺牲地连个墓碑都没有的现状,黄老心中顿生不安,感到自己当年因没让宣传,似乎有点愧对牺牲的烈士们,决心尽力开始为大胡庄战斗正名。他先后找到时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干事朱鸿,要求他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当年大胡庄战斗发生的背景和战斗牺牲的情况;与江苏省委负责同志交谈时,专门提到大胡庄连,敦促地方党委、政府为牺牲的烈士建设墓地;专程去找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王澜西(时任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总编),委托他将大胡庄战斗的情况调查清楚,并强调大胡庄战斗应与刘老庄战斗齐名。王澜西1982年专门来到淮阴,向淮阴地委传达黄老的意见。黄老由于自身身体不好,又与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时任三师八旅政委)联系,委托他统一负责相关文字材料的把关、审核及宣传口径;之后,当年大胡庄连所在团团长胡继成到医院看望他时,他还对胡继成讲:“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抗战时期全连牺牲的有两个连队,一个是7旅19团4连,一个是你带的第8旅24团2连,这样壮烈牺牲的事迹在全军少有的。”
    由于黄老的大力推动,1986年,淮安县人民政府在大胡庄建造了烈士陵园,吴信泉将军题写了“大胡庄战斗八十二烈士永垂不朽”的碑文,长眠在地下的八十二烈士的英灵得到了告慰。大胡庄八十二烈士陵园,经过后来地方政府多次改扩建,今天它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眠在北京八宝山的黄老若能得知,定会含笑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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