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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新安旅行团

2019/9/9 9:16:39    作者:秦九凤    阅读:68    评论:0

 

  20世纪30年代,江苏淮安新安小学诞生了一个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新安旅行团”。这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宣传队伍,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宣传抗日,宣传救国,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
  周恩来指示新安旅行团留在国统区抗日
  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新安小学是教育家陶行知于1929年创办的一所实践“生活教育”思想的实验性学校。1935年10月10日,14名新安小学的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从古城淮安出发,开展修学旅行,奔赴抗日救亡的主战场,慰问抗日将士,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1月,新安旅行团在绥远慰问百灵庙大捷中的抗日将士后,沿黄河西行至甘肃平凉,经新安旅行团总干事徐志贯与中共陇东特委秘书长黄欧东联系,在新安旅行团中建立了第1个党支部。5月下旬,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总干事徐志贯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中共代表林伯渠。西安距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很近,新安旅行团团员们都渴望去延安。林伯渠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随后,林伯渠还告诉他们:“关于你们的去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就考虑过了,他从我们民族的抗日全局出发作出了要你们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周恩来同志还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安旅行团’的秘密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安旅行团工作,全团就不要去延安了。去了延安再到国统区就不好工作了。”可见周恩来虽未和新安旅行团见过面,但对他们的工作已了如指掌。新安旅行团的青少年们愉快地执行了周恩来的这一指示,只派了程昌林(后改名凌则之)、朱金山和张宜天(后改名张俊卿)3人悄悄去延安学习。其中,朱金山在陕北公学,程昌林在抗大,张宜天在鲁艺。其他人则于1938年6月从西安来到国民党临时首都武汉,时值国共第2次合作时期。7月1日,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等热情接待了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和新安旅行团总干事、党支部书记徐志贯。
  “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儿童团体,我很高兴!”周恩来亲切地抓着他俩的手说。汪达之和徐志贯简单汇报了新安旅行团3年来的工作情况后,周恩来接着说:“  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两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经1周年,要争取最后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立即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 
    1938年7月2日,新安旅行团在汉口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了新安旅行团3年来的艰苦奋斗历程,还表演了抗日文艺节目,《新华日报》等报刊都在重要版面进行了专题报道。接着,新安旅行团又主动与广播电台联系,录制了他们演唱的抗日文艺节目,并在电台播放。他们参加了武汉三镇抗敌歌咏大会、救亡文艺晚会,演出西北边区的秧歌舞,到街头演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他们还在汉口闹市区搭了献金台,一边为群众表演歌舞等文艺节目,一边号召大家献金抗日。8月9日晚上,新安旅行团参加了著名的保卫大武汉火把游行。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边,高举着光闪闪的火把,振臂高呼抗战口号。火炬不仅照亮了江城,也照亮了整个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心;口号声响彻江城上空,也震醒了亿万同胞起来抗敌。新安旅行团在武汉仅工作了3个月,就取得了很大的反响。
  周恩来出面解决新安旅行团经费问题
  孩子们在武汉如火如荼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新安旅行团正面临着极大的经费困难。自3年前从淮安出发,一路靠募捐、卖报、放电影等获得的收入以维持生活和开展活动。但这些收入都很少很少,如票价只有1分钱(1个铜板)。但还是有许多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拿不出这1分钱来。新安旅行团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工农大众抗日杀敌,当然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于是就提出了一个“优惠”办法:没有钱买票又想看演出的人,只要在进口处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可以免费进场看。
  武汉作为当时全国政治和抗日的中心,从各地逃难来的儿童很多,新安旅行团便有选择地招收了一部分新团员,还成立了苏北分团,这就造成了经济上的更大困难。这事被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知道了。他很想帮助新安旅行团克服困难,就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们可以给政治部部长陈诚写个申请报告,要求政治部像对待3厅所属的“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和“抗敌放映队”那样,按月拨发薪金和工作经费。
  遵照郭沫若的嘱咐,新安旅行团打了申请报告,并由郭沫若亲自转交陈诚。陈诚看了后在报告上批了下边的话:“该团可予收编,尔后按名额发给薪金和经费。”见陈诚批示后,新安旅行团的同志们犯难了:如果接受陈诚的收编,新安旅行团就将受制于人,丧失独立工作的权力;如果不同意陈诚的收编,不要说活动经费没有,连吃饭生存都存在问题。就在这进退两难、生死存亡的关头,周恩来又一次约见了新安旅行团领导人汪达之、徐志贯。
  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用的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一定要保持。不过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社会上同情、支持你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于是,团员们一边勒紧裤带,加紧工作,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38年10月10日是新安旅行团建团3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新安旅行团在汉口一元路战时儿童保育院举行茶会,请来了田汉、任光和陶行知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陶行知当场朗诵他写的一首赞扬新安旅行团孩子们的诗:“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尤为令人激动的是,邓颖超在百忙之中也赶到了。她一到就对大家说:“周恩来同志本来也是要来参加你们的茶会的,但他临时有事来不成了,委托我来参加你们的纪念活动。我热烈祝贺你们3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祝贺你们‘新安旅行团’苏北分团的成立。我们所有要求抗战到底的人,都应该祝贺你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共同把抗战的事业进行到底!”邓颖超还即兴为新安旅行团题了一首诗,其中2句写道:“你们走了2万多里路,我也走过2万5千里。”她把新安旅行团的足迹和红军2万5千里长征相提并论,这是对新安旅行团的极高评价。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鼓励与指导下,新安旅行团在武汉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新安旅行团2团,一直坚持到武汉失守前2天才随八路军办事处南撤长沙。就在撤离之前,他们还用驴皮胶水拌红土在沿长江边的麻石墙上、江汉关的大楼上和其他一些高大建筑物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幅标语。
  新安旅行团撤到长沙后,刚好陈诚和他的政治部也转移到长沙。新安旅行团的负责人再一次向他汇报了保卫大武汉最后阶段的工作,并继续提出解决经费的问题。陈诚仍老调重弹,不予采纳。这时,周恩来便亲自出面同陈诚交涉:“新安旅行团这一群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前就自动组织起来,到全国各地宣传中山先生遗教,宣传抗日救国,受到海内外同胞的赞扬。保卫大武汉,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出来,精神实在可嘉。现在,抗战正处在紧要时期,宣传抗战还怕人多么?他们是个有很大影响的民间团体,你要收编,他们不同意,你就要解散他们。假如真的解散了,这对国民政府又有什么光彩呢?……你可以和他们商定,新安旅行团可否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他们工作经费和生活费,每隔几个月要他们向政治部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样,新安旅行团这一场在国统区争取生存和发展且保持独立工作的斗争,终在周恩来的机智帮助下成功,并按月给45个人发生活费和活动经费。
  周恩来安排新安旅行团“回家”
  有了政府固定的按月经费后,新安旅行团一下“富”了起来。但他们仍保持着当年艰苦朴素的生活,依旧是1分钱掰成两半儿用。“长沙大火”之后,新安旅行团遵照周恩来的安排,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2辆大卡车,从长沙安全撤至广西桂林。
  1938年12月7日,陈诚在桂林中学操场上接见政治部3厅到桂人员和所属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也一起参加了,兼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参加了接见。从1939年1月起,新安旅行团可以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按月领取1045元生活费和活动费。全团一致决定用周恩来为他们争取的钱扩大队伍,多做工作。于是,新安旅行团经过公开招考,在桂林招收了一批男女新团员。由于人员增加,新安旅行团团部不得不按年龄和性别下设了儿童部、少年部、少女部、青年部,还增设几个分团,也叫工作队,如乡村工作队、浙东战地工作组等等。队伍壮大了,工作又开展得红红火火,新安旅行团由开始时的十几个人扩大到600多人。
  1939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赴皖南、浙东途中路过桂林。他特意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通知新安旅行团的顾问汪达之和总干事徐志贯等人到办事处李克农主任的办公室,请他们汇报新安旅行团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一会儿点头,一会儿爽朗地大笑。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周恩来满意地说:“你们搞得不错哇,一个钱掰成两个用。人多了,工作做得多了,影响大了,社会上同情你们的人就更多了。大家都讲你们的好话,都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你们的脚跟就站得更稳了。”
  在了解新安旅行团的生活情况后,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过集体生活,对克服困难和培养艰苦的工作作风有好处。但不要忘了,这里不是陕北,不是抗日根据地,而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注意所处的环境,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对那些帮助过你们的人,平时要多去看望他们,多向他们请教。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特别,一看就像个左倾分子。”
  在一旁的李克农也插话说:“更不要让人一看就像个‘小八路’。”
  周恩来又对李克农说:“广西比别的地方开明,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但是事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万一变了,他们在这里就呆不下去了,可以考虑到新四军去。是不是早些做点安排?”
  新安旅行团很快就落实了周恩来的指示,派张杰前往皖南同新四军军部联系。1939年的3月12日,周恩来还在浙江临时省会金华(杭州已为日军占领)会见了张杰,向他作了更为具体的指示。
  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方面对新安旅行团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在头一天晚上秘密会见过新安旅行团领导人之后,又于第二天下午带上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贺衷寒,一起到桂林东江镇小学新安旅行团驻地看望孩子们。
  周恩来一跨进校门,大家就把他围住了。周恩来高兴地和小朋友们一一握手,亲切和蔼地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生活等等。他还把和他一起来的贺衷寒向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介绍说:“这是贺衷寒将军,我们是一起从桂林行营来看大家。”汪达之随即上前与之握手,连说“欢迎,欢迎”。当问到最早一批从淮安出发的老团员时,周恩来高兴地说:“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了。”一说起淮安的桥溪巷陌,周恩来比他们谁都熟悉,乡情乡思也油然而生。
  周恩来要求新安旅行团继续努力学习,把团员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毕业的程度。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了。桂林形势突然变得紧张和复杂。先是国民党当局要求新安旅行团年满18岁的团员都得参加国民党,继之停发了一切生活费和工作费。新安旅行团被迫作出应对:隐瞒年龄,只让几个年岁大的应付式的去登记加入国民党,再忍痛动员一部分团员或回家,或转移,或进入其他革命进步团体,还将一部分年纪小的团员带到桂林致和村,在那里复校办了新安小学,让一部分孩子上学读书。但是,整个新安旅行团怎么办呢?就在新安旅行团上下一片迷茫之际,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又通过李克农指示新安旅行团迅速分批撤离桂林,经广州、香港、上海等地转移至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这样,从1941年2月下旬起,新安旅行团的青少年们三五个1群,或两个1双,分别化妆成兄妹、夫妻、商人、主仆等等悄悄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桂林,先后潜往苏北,来到了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
  新安旅行团到苏北后,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备加关怀,亲切地对他们说:“新四军是你们的家,放心吧,恩来同志早就来电了。”接着号召他们组织10万儿童团支援抗战。新安旅行团很快组织起18万儿童团支援新四军打胜仗:他们用文艺作为武器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用标语、口号鼓动军民们去杀敌去支前;还帮助少年儿童学文化等等。在反扫荡斗争中,新安旅行团总干事张平、苏北分团团长张杰等壮烈牺牲。他俩当时风华正茂,一个年仅19岁,一个23岁。后来他们的英名被刻在苏北阜宁县芦蒲烈士纪念塔上,永远为后人纪念。
  1945年9月,新安旅行团随新四军3师10旅参加了攻打淮阴、淮安的战斗。他们背上大喇叭筒和各种宣传品,和战士们一起爬云梯进城。战士们进城后追杀敌人,新安旅行团团员们不顾耳边不断的枪声,在高大的建筑物上刷写了“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打倒日伪汉奸”等标语。苏北军民们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盐阜区,3个旅:7旅、8旅、新安旅。”
  9月24日清晨,新安旅行团回到了淮安河下莲花街。团员们含着一眶热泪来到了被日本人占领时期烧毁了的新安小学旧址,莲花街的父老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流着泪水搂着他们,亲切地呼唤着他们的小名。新安旅行团回到淮安后,认真做了10年工作总结。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进攻淮安,新安旅行团又一次被迫北上。他们在老乡的掩护下,一路写下了“全线支援前线打胜仗”等大标语,并多次在敌人眼皮底下脱离险境。
  仅仅2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队就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新安旅行团跟随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进了济南城,他们把秧歌舞扭到了南京,把胜利的腰鼓打进了大上海。到1950年10月国庆一周年时,新安旅行团奉命更名为“华东‘新旅’歌舞剧团”。1952年又与另外2个文艺团体合并组成“上海歌剧院”。至此,新安旅行团在历时17年旅行全国22个省市区后,结束了5万多里的漫漫征程,他们在中华民族爱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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