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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钧宰

作者:政协文史办    阅读:1882    评论:0

    黄钧宰(约1826-1895),清中后期的戏剧家、文学家。黄钧宰出生于淮安“累世读书,科名相望”的书香家庭,世居板闸镇。曾祖泰交,字运符,“性淡交游、有特识”,一生抱定“立身以清白为先”的信条,1742年(乾隆壬戌年)进士,但取得功名后却“不仕家居”,可谓封建社会中的怪诞之人,在家乡建“倚月楼”,研读经史,著有《四先论》。祖父黄廷栋1783年(乾隆癸卯)举人,伯父黄以炳,字蔚文,号少霞,“谆笃尚风议”,1808年(嘉庆戊辰)举人,“嘉庆丁丑(1817)大挑得知县,在堂老母训戒“汝性亢直不能事,长官遂改金匮训导。”(《续纂山阳县志》)后弃官事亲,是皇上旌表的“孝子”。父以焸(1791-1838),字斗南,别号天河尊人,道光年间恩贡,“笃行孝友,绩学,工诗词,书法得欧虞之神”,“力切用之学,凡民生利病,河漕兵农、边防水利之属,靡不究心”,他还热心地方文献,“择近代掌故及宋元以诸大事参互考证,别为数编”,著有《听秋阁稿》。可惜“中年早逝,赍(ji)志未伸,里人莫不叹惜”。
    黄钧宰兄弟三人,他为最小,两岁即丧母,但祖母维系着一个诗书礼簪的大家庭,他仍可得到长辈的抚爱,家庭的温馨,“予年十龄,先大母八十在堂,内外秩然,家门雍睦……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觞为寿,命予兄弟背诵书籍,时奉果核之赐,则沾沾自喜,儿时况味如在目前”。然好景不长,“甫及三年,叠遭大故”,特别是十三岁上死去了父亲,三年间,大家庭中相继十二人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黄钧宰青少时代即饱尝世态炎凉,对科举不感兴趣,他曾写道:“予性好词赋而不乐制艺(即八股文),制艺代人立言,不能发抒性灵,一也;下笔则仁义道德,开口则修齐治平,胸中实无此广大精微之学,言之可惭,二也;对偶束缚绳墨,拘牵四体,为之不适,三也。”“诗词曲,乘兴而作,称情而言”,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由于黄钧宰这样玩世不恭,虽“博学能文”,但在知识分子除走“科举”之路而别无它途的封建社会里,其命运必然是“偃蹇不偶”。他自嘲“贫贱逼人,科名误我,鸡肋虽无味,得不俯首甘之乎!”道光己酉(1849)被选为拔贡,得奉贤县训导职,在任多年,为奖掖后学,尽心尽力,后又游幕于江西、安徽、南京等地,广泛接触社会,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黄钧宰“中年丧偶,益侘傺不自聊”,不久郁郁而死,时约在光绪初年。
    黄钧宰的戏曲著作有《比玉楼传奇》四种,篇目为《十二红》、《管城春》、《梦呼么》、《鸳鸯印》。清代淮安是漕运总督所在地,板闸设有“淮关”,这些衙门的大小职位都是“肥缺”。黄钧宰经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时清廷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官吏贪污中饱,损公肥私,奢侈浪费,弊端百出,黑幕重重,骇人听闻。其中尤以河工为甚,每年朝廷下拨经费四百二十万两,如遇大水漫溢河堤等严重灾情,尚可另外追加费用。实际上平时真正用于治水的银两不过“十之三四”,其余全被大小官吏中饱挥霍了。史书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江淮一带霪雨成灾,饥馑遍野,“运河决(于)清水潭,东乡大水”(《重修山阳县志》)河道官员根本不顾百姓死活,“浦上市肆、妓馆、歌场,扰攘如故”。市上商贾、无赖把河督衙门作为钻营的目标,只要与河工沾上边,就找到“生财之道”。道光年间,某河督“姬妾甚多,其最宠幸者三人”。以这三人为轴心,牵扯到僧尼、优伶、妓女、修发匠之属,“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红之目”,河工、商人、小吏只要能与“十二红”搭上关系,就可以事事顺手,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黄钧宰一次在清河遇见江西人章某,章在河督署作幕客多年,深知官署的内幕,根据章提供材料,结合自己所见所闻,写成了十六折传奇剧本《十二红》。
 黄钧宰写作《十二红》目的在于揭露“南河积弊”,对官员之奢靡,官场之腐败,“以示针砭”,希望“黄金尽付宣防用,千里长堤铁铸成”。然而作者的愿望,在黑暗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更遗憾的是,这个幕客原来是个骗子,他借口借阅剧本,拿去向里河同知敲诈。当时大小河工官吏怕黑幕被揭露“一损俱损”,况且当时觊觎河工“肥缺”的大有人在,于是在位者一面不惜重金贿赂朝中监察御史,一面派人与章某接触,讨价还价,章某得了二百两银子后,逃之天天。而书生气十足的黄钧宰对此却全不知晓。黄钧宰后来知道这场骗局后,一气之下,把剧本底稿和一些朋友的题诗都付之一炬。
    传奇《十二红》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当时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声威显赫的河道大吏,敢于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抨击时弊,是应予肯定的。
    《金壶七墨》是黄钧宰的一部笔记小说,包括《浪墨》八卷,《遁墨》四卷,《逸墨》二卷,《醉墨》一卷,《戏墨》一卷,《泪墨》(又名《心影》)二卷以及未刻之《丛墨》。
    黄钧宰一生命运多舛,其著作“庚申、辛酉(1860、1861)间一毁于兵,丙寅(1866)高邮运河决,再损于水。”他本人又“不自收拾,听其散佚于蛛丝蠹网之间。”(《金壶七墨·序》)1872年友人梁觐、杨章武代为编辑,请付梓。黄钧宰却说:“人世间事莫不如飘风浮云、镜光石火之过而不留,吾适然遇之,亦即适然书之,里巷妄琐之谈,何足以劳民示识者!”这大概是他穷愁潦倒,无可奈何之感叹吧。《七墨》记录了黄钧宰自道光甲午(1834)至同治癸酉(1873)四十年间的“耳目闻见,可惊可愕之事”,写出了他生平“悲欢离合之遭”,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文学性。
    发生于1841年的“吴淞战役”是鸦片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黄钧宰时任奉贤教谕,是这次战役的目击者。他记录了陈化成抗击英军、血洒炮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揭露了两江总督、制军牛鉴“闻胜趋出”,遭敌炮击又仓皇逃跑的可耻嘴脸。尤为可贵的是,在《吴淞从殉》一节中,写出了普通士兵英勇殉义的情况,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粤师误胜》一节写清军“乘贼无备,夜令出战”,烧毁民船,却上报“夷艇四沈溺,死者甚众”,谎称“获胜”,“大帅”不调查、不核实,竟“相庆于室,官吏悉称贺”,其结果“夷人晏然”、“小吏荣升”,而百姓遭殃,可见清廷的腐败,官吏的昏庸。
    《遁墨》中的《李国泰》写了上海人民自发联合起来惩治英侵略者及其走狗李国泰的故事。“……时英夷捉人于上海,乡民卖布粜米,独行夷场者,辄被掠,积数月竟失数百人,又多失小儿,百姓切齿”。市民们在城隍庙演剧,英人也前去观看,李国泰不知“深浅”,还“据高座,华冠丽服,作夷语,指使左右,意气扬扬”。百姓持械“突前,痛肆以击,腹破肠出,气息奄奄”,愤怒的群众“奔集天主堂,堕其墙垣,毁其器物,扬言不得人终不休也”。英人没法求于官府,清吏也无法:“今百姓积怨,吾亦不能禁。”英人无奈,交出被捉之人,可是被捉入教堂的人,由于惨遭折磨,均瘦骨嶙峋,“漆身喑哑,莫辨谁何”,“乡民见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侵略者的暴行,令人发指,百姓痛惩侵略者及其帮凶,又使人扬眉吐气。
    黄钧宰笔触所及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重要事件,小到平民的生活琐事,所描写的对象有帝王、官宦、文人、财主、商贾、平民、侠女、娼妓、乞丐。其内容:有家世生平的表述;有地方掌故的考证;有本人为官的实录;还有生动有趣的神仙、鬼怪的故事。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对社会黑暗的谴责。在写法上灵活多变,各节之间独立成篇,短小精悍,可读性极强。不论哪一篇目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深沉的思考。《金壶七墨》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笔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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